【專題】4. 生活即政治，社會工作如何在日常中實踐？／反逃犯條例香港直擊

重點摘要

此次香港反《逃犯條例》，社會福利界是香港體制近 30 個界別中第一個站出來號召罷工的，許多社會工作者亦積極響應。問他們為什麼，這些不到 30 歲的年輕社工說到爭取自由、人權、法治、公義（正義）竟都朗朗上口，像在聊日常逸事一樣自然。

就像曾經聚集討論過無數次一般，不同的社工會告訴你同樣的感慨：70-80 年代香港社會工作的黃金時代結束了，如今我們需要捲土重來，找回社工的價值。

社工的價值究竟是什麼？

1978 年英國殖民政府有計畫的推動香港歷史上第一個官方資助的社區營造計畫，意圖在內地移民潮與學運、工運等多種動蕩中，找到一個穩定社會的解方。這個決定從此開啟了大批香港社工進入社區做發展的黃金年代，其中許多是戰後出生、對香港開始建立認同的年輕人，受西方人權思潮影響而多次參與社會運動。（註）

年輕的社工們組成許多 3-4 人的工作隊，每個小隊進入一個 1 萬人左右的社區。不同於現在各種專業服務的社會分工，當時的社區工作必須處理「所有的事」，從兒童保護、青少年與家庭服務、協助申請公宅、環境改善、組織街坊等，著手解決在地問題。

從教育現場到街頭，看見政治即生活

也因為直接進入現場，立刻要面對的便是真實的制度壓迫，使得衝撞體制的社運氛圍一路發酵，社工成為帶領社會改革的引路者。「當時很多社會政策讓我們覺得根本在欺負基層和窮人，我們所學的那些來自西方的教育價值，跟我們眼前所見很不同。」

現任工黨立法會議員張超雄當時還是一名社工系學生，親眼見證了香港社會工作的黃金年代，「後來有不少社工逐漸在社區裡有了強勁的網絡，地區選舉開始後便進入體制改革，到了 90 年代便是立法會（立法院）的層次，議會裡因此有許多議員都是社工背景，因為關心社會而決心從政。」

這些進入體制的社工如楊森、李華明、馮檢基、邵家臻等，後來都成為香港民主派的中堅。也有許多人如甘炳光、黃洪、鍾劍華、莫慶聯等進入學界，強化社會工作的「社會」面向，引導社工學生穿透問題觀察體制。這些前輩在 90 年代後政府社區工作因衝突而終止、社會工作邁向專業分工、97 回歸後政局詭譎變化的今日，仍深深影響著如今上街抗議《逃犯逃例》的年輕人，其中包括如今在香港社會福利機構員工會擔任理事的社工張貴豪。

「我念社工時的老師是莫慶聯，他是個非常走進社區的老師，不斷帶我們去接觸很多香港不同階層的人，例如到劏房去關心那些蝸居的人，跟他們聊天。也會帶我們去接觸一些性工作者，或是在街頭逗留的青少年。我們因此開始了解制度環境、階級與人之間的關係。」張貴豪說：「例如講到劏房你不能不關心居住政策，性工作者則牽涉到整體工作機會的不足，青少年邊緣化則是教育問題。那時候深深體會到政治和人的生活，是社工最該關注的事。」

社工復興運動成員陳順意的社會關注啟蒙同樣來自學校。雨傘運動時，以邵家臻等人為首的社工界前輩希望將 97 回歸後遭打壓與限縮、逐漸遺失社會關懷、不再參與社運的社工們重新組織、拉回公共領域，遂發起社工復興運動。如今核心成員雖僅數十人，但此次反送中抗爭中，已可見其支持者與動員力十足，陳順意此次亦在現場與其他成員共同自發組織運作物資站。

「2012 年我念社工前，其實是個不關心社會和政治的人。但後來有堂課講到社工的價值，老師放了些 2010 年反高鐵運動的影片，我很被觸動。隔 2 年我一畢業又碰到雨傘運動，一直到現在。」陳順意說。

陳順意和張貴豪受的社工教育都不斷在提醒他們，社工比其他領域的人更必須對人權與公義有感，讓每個人無論立場、種族、宗教、性別等，都能受到保障。他們也深深了解制度環境如何影響生命，畢業後從事長者服務 5 年的陳順意感受尤其深：「我是做個案的，你做個案就知道，我們不可能每個個案都接觸到。唯有改變制度，才能幫助到最大多數的人。我認為社會工作和政治是分不開的，政治不民主、公民沒有空間，社福制度也不會完整。」

在工作中實踐社工價值，撐開公民空間

陳順意的社工價值實踐非常草根，年輕的她開始將溫柔的力量帶入生活，在社區的老人中心跟長輩們聊政治議題，這在如今飽受世代衝突的臺灣簡直難以想像。「我們會跟老人家聊政治，還會帶他們去遊行呢！通常跟長輩們比較有關的議題他們很能接受，其他的就會有不同的反應，但只要可以討論、互相尊重，就算意見不同也無妨。」

「老人家也是公民社會的一份子，想要發展公民社會，就不能只知道自己這個領域、年紀和階層的事。現在很多香港 NGO 已經會說自己政治中立，迴避表態，《逃犯條例》若通過，NGO 的自我審查只會更嚴重，我們做公民教育會更困難。」

陳順意靦腆笑說：「其實我的個性是很不喜歡衝突的，就像在抗爭現場，我也不會衝到最前面，但我想要盡力支援身邊的人。我覺得我有責任回到生活裡，去跟那些反對、不了解現場的人解釋。」

「就像我們都知道這些老人家投票時很可能會投給親中建制派。如果我們不敢講、害怕談這些，那就失去了社會工作的『社會』面向。」她重申：「一定要敢聊才會有轉機，他們不一定會被說服，但至少不會再那麼阻擋反對，這就已經是種進步。」

從事青少年外展服務逾 5 年的張貴豪，同樣將政治關注落實在社會工作中。他接觸的青少年有些進入黑社會，有些輟學、失業，有些長期遭遇家庭或情緒問題，在街頭、網咖、球場等地方被社工們找到。「他們原本是不關心政治和社會的，但我們努力讓他們了解教育體制如何塑造出一個只鼓勵死讀書的僵化環境，使他們被邊緣化。這樣他們才會知道不是他們的錯、不能一直怪罪自己、不要被自己的無力感綁死。」

張貴豪笑說：「其實他們很多人腦筋轉很快、很聰明的，雖然我們短期內還無法改變大環境，但可以鼓勵他們去學技能、考執照，有些人 5、6 年前還被學校認定為壞學生，現在薪資倒比我還好！」

讓張貴豪意外的是，原本不在乎政治的青少年們，這次在反送中裡會主動關心社工們為什麼罷工、發生了什麼事，他們便趁機進行公民教育。對他們來說，這也是在如今愈來愈收緊的公共討論中，努力撐出公民空間，而這些都是未來在抗爭之外還可以努力的方向。

「不要放棄。或許以後的空間會愈來愈小，但年輕人可以從現在開始訓練自己獨立思考的能力，保持一顆警惕的心。」張超雄舉臺灣為例，指出活躍的公民社會能如何激發多元的社會服務：「香港對臺灣的社會服務其實抱有很大的期待。因為我們很長一段時間，都由政府從上而下、很不透明、很政治化的硬推一些莫名其妙的方案，從前那些理性、有數據有研究有規畫、由下而上的討論，已經很久不見了。」

「我們都覺得臺灣的討論空間很大，政府與民間的溝通是雙向的，由此而生的許多模式，如罕病治療、身心障礙服務與自立支援中心等都讓我印象深刻，這些很多在香港都才剛剛開始，日後我們還想要多跟臺灣交流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