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評論｜黑白作為光明之源：重看黃信堯《大佛普拉斯》

　　若把《大佛普拉斯》當作一本小說來看，我們能夠清晰地在裡面看見一種雙聲道的並列：設置一個作為主軸的故事線（幾位底層男性的日常生活與對話）、再配合另一層彷若「脫出生活」的敘事（啟文的性生活與行車記錄器）來營造反差感或夢境感；藉由兩層故事的互文對話，能夠首先使觀者避免落入寫實主義既定的「由高視角俯視地關懷弱勢」印象中，亦能在兩相比較中突顯出人性的醜惡與荒謬。因此，與其說本片以底層的視角來直接描寫「高上之人之陰暗面」，不如說本片靠著極為成功的「底層男性形象」塑造，透過製造出其善良、溫吞的特質，反而能使觀者特別注意到這些高階級男性特有的奉承、以及被逼至絕境時的烈性。透過拍攝肚財、菜埔「間接觀看」啟文生活的形式，一個屬於底層的窺探、發聲管道於焉而生 — — 兩位主角便能夠透過分析這層自身無法實際參與的生活樣態，反過頭使角色自身與同樣「被納入底層視角」的觀者回望自身的地位與不平。

　　值得觀察的是，本片透過黑白／彩色交相播映的電影形式做表述，一方面我們可以注意「電影」的受眾通常都是中產階級或知識份子，何況是略帶藝文氣質的黑白色調；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聯想到亦同樣喜愛使用黑白／彩色對照的俄羅斯名導塔克夫斯基，其《潛行者》在塑造上亦將「彩色」片段應用於主角離開「現實生活」而進入異地探索的部分裡，而將黑白片段放置於前後兩端的城鎮生活之中 — — 然而兩個部分依舊構成了同一部電影，而所謂彩色的幻境終究也是現實的碎屑。從以上兩個論點，我認為本片的敘事特質在於，它其實並沒有脫離「現實的脈絡」，而是使得前來觀影的觀者同時見證「現實中地位處於自身之上、下之人」分別經歷的生活樣貌，使其產生與自我（中產階級的）經驗的「異化」感而開始對不同的階級感到興趣，進而在導演的視角塑造下嘗試理解所謂「底層的生活」。

　　於是，本片便使用了各種能夠將場景「異化」的策略，以將各式佈景與劇情塑造成兩個極端的對抗，以求得觀者對他者生活的快速理解。本片可以說是將「雙元」對比所能展現出的強烈差異感運用至極致：無論是黑白與彩色的對比、警衛與老闆的對比、花天酒地與超商即期食品的對比、殺人與被殺的對比、甚至是「裸露地被觀看」與「凝視他人」的對比，再再皆顯示出了權力不對等時的無奈、束手無策；最巧妙的是，導演利用「佛的藏污納垢」意象，最終反向創造出了雖貧困而「更為高潔」的平民群像。此種操作手法一方面使得本片在劇情呈現上節奏感明快且故事線清晰，另一方面卻也落入了明顯的善惡二元論視角；同時，本片在雖然製造出了階級上多重的對照組合，卻直接拒絕了塑造男／女間的性格衝突：導演往往直接將女性放置於一客體化之形象，不單這些女性的存在意義通常皆只有「為男人性服務」的成分，本片更透過角色的表層背景塑造（如女性的國籍、職位等）相應地去為女性角色掛上「性的標籤」：Puta、旗袍、遭長官性騷擾而毫不拒絕地接受……導演為了將「底層男性」的視角編排地更為（自認為的）「貼切」，將女性置放在傳統草根的父權脈絡之中；因此，在觀看本片時，我們應當抱持著謹慎的視角，在分析其運用得當的階級議題時、亦要小心避免全盤接受本片所應用的視角，以便能更抽離地觀察導演如何構築出這些角色的厚度。

　　在上述的「極端對比」中，最清晰可見的即是「語言的分類」：在臺語／華語的交相使用下，導演為臺語安上了一個「雙言現象」中的低階語言地位；我們知道在國語政策對臺灣的影響下，華語本身已經成為通用之官方語言，而臺語作為母語更像是一非正式且不入流的粗俗系統，在過往甚至嘗試將其完全摧毀；因此，華語得以作為官方認證的優勢語言而被知識階級所學習、進而將上層階級全面塑造成華語的單言環境，最終使得華語本身即成為一高等社會之代名詞，而形塑出語言間的階級差異。然而，在本片中，這個「低階語言」並非純粹作為低下的象徵而被運用，而更像是為電影塑造出兩個不同的語言世界，並互相做出對應與對話。

　　本片在黑白／彩色的故事線分野中，明顯使作為底層生活之黑白畫面搭配上臺語的對白，如最前頭出殯樂隊的叫囂、肚財與菜埔在警衛室中長時間的閒聊皆然；在上述兩個場面中，其對話通常帶有主觀的粗鄙成分，包含大量「作為閒談時之髒話使用的性意味語言（如『幹你娘』）」與較為閑暇聊天式的句構，即構成一種屬於鄉土的世界觀：略帶陽光氣息、毫不掩飾、充滿直來直往言語的真實世界。另一方面，在行車記錄器或啟文出現的華語彩色世界中，我們能夠見到知識份子的說話方式，虛偽與煽情的成分明顯被顯露出來：在使用華語的場合中，絕大部分皆為啟文處理生意或性慾的情況；不光是做生意為求支持的唯唯諾諾，此處的「性意味語言」皆被使用在實際做愛時的「Dirty Talk」中，如此激情而無保留的語言皆被肚財與菜埔窺得，兩位主角與觀者自身似乎都能夠在華語應用的背後看見強烈的、在暗處遊蕩的「慾望表現」意味；我認為，導演並非嘗試透過這種雙言現象將操臺語的平民打入底層，而是將華語使用者本身在光鮮亮麗背後的粗鄙，藉由他們所鄙視的「臺語使用者的窺視」進而顯現出來。

　　兩個語言世界間彼此也有對話溝通的機會：為了形塑出華語使用者對臺語使用者的惡意，導演透過若干個對話橋段來製造出臺語使用者「被高階層人士認為的」的低下身份，進而以「將高階層人士之高尚形象擊碎」的手法來為這些臺語使用者平反。如「語言遷就」概念在本片劇情末端，啟文與菜埔的對談中明顯得以看見：一個華語使用者彷彿「自願降格」地使用臺語與自身欲威脅之人溝通，無論是片面地認為對方「因地位低下而無法良好應用華語」、或是欲使用臺語以塑造感同身受的親和力以便溝通，這條由（無論是「身份」或是「對當下情景之掌控程度」的）高位凝視的邪惡視線已變得極為露骨；透過導演鏡頭的全知，此處作為虛偽者的啟文彷若被置入第二層的虛假中，此時「威權」的表徵在觀者眼中即成為了小丑式的變裝。在不同的場合中使用不同的言詞，我們會發現啟文經常帶有此種視「環境構成」而改變使用語言的情況，無論是對工廠員工使用臺語吆喝、對高委員與其特助使用畢恭畢敬的華語進行奉承，甚至是對其欲調情的援交女欣蒂使用了英文，導演透過語言的轉換將這位「具有多重語言能力」的角色反面地描繪成了一個「表裡不一」的假菁英，藉由純真的底層平民視角對其進行批判。從另一個角度觀察，「符碼轉換」概念則通常運用在不同語言的交雜運用上：在本片的情況上，「混入華語的臺語」便彷彿如同一種具有權威象徵的指令，作為臺語使用者間突顯自身地位的識別證而被使用。此種運用最明顯地體現在當肚財被地方警察逮捕時，警察在圍捕時使用臺語彼此溝通，然而卻用華語對其進行「權力之宣讀」 — — 「你有權保持緘默」……此處公權力的力量即成為了兩者間地位落差的原因，華語作為官方所使用的既定語言，便顯現出了其作為政府一環的強大壓制力。

　　在這樣子的氛圍下，「黑白的臺語世界」不光是象徵著底層生活的困苦，更是尖銳地諷刺「彩色世界」為一「不值得信任的世界」，並對城市中觀影的人們進行叩問 — — 你們也是如此虛假、如同帶血腥味的佛像般的人嗎？本片貴於將如此深沉的疑問埋藏在有如喜劇的故事結構中，所謂「黑白世界」的傷感被其所帶的笑料、以及其中充滿著人性可愛之處的角色所掩蓋。本片的對話與情節塑造是否足以做為臺灣底層聲量的代表似乎有待商榷，畢竟本片依舊是以商業為導向，必須安排巧妙而強烈、日常不盡然會發生的劇情轉折，使觀者有入戲之感，也必須使用一些帶二元化之刻板印象、來塑造出可以被理解的角色形象；然而本片透過臺語使用者憨厚的聲線與個性，將舊時代破敗荒涼小鎮的氣氛，與新時代進步人士之人性背後的性慾、暴力兩者間做出了良好的對照，使得本片不會落入純人道主義的自溺或是都市文學的冷冽，應可被視為一水準頗高之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