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刚刚过去的周末，差不多是我来中国的十年纪念日，而算起来，我在北京竟也工作了整整八年。也正是在这个周末，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不过这次的离开和此前的每一次“小别”都有所不同，这一次，我并没有定好回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回国休息了。

最近一段时间，在各个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社区里，随处可见“我为什么离开中国”的字眼，不夸张的说，这个话题都快变成陈词滥调了。至于离开的原因，有的说是因为环境污染或食品安全问题，也有的是因为政府关停了他们的小剧场；当然了，所有这些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原因——这些外国人没办法变成中国人。关于这个问题，China Daily Show上这篇戏谑的调侃文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和不少外国人一样，我自己也抱怨过中国——确切的说，我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抱怨之辞着实不少——所以在临别之际，我不想在自己的动态栏里再加上一条批评的言辞。我想说些蠢话。也许下面这段文字可能会让你觉得我像一个蹩脚的编剧，能把一部中国玛丽苏电视剧生生搞成一部《无耻混蛋》，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写。

我想表达我对某种东西，某种理念，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对那个理念所延伸出的一系列相关话题的热爱。我知道这些理念和话题可能并不被很多人所喜爱；我也能感受得到，我的一些观点也并不为这个国家所接受；但饶是如此，离开中国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即使现在，我与中国已经相隔万里，但我仍旧被那里深深吸引。

今天，我要写一封情书，一封致中国个体精神的情书。

中国永远是不同的

我想每一位到访过亚洲多个国家的人都会发现，中国的人文和社会环境与她在东亚的邻国都迥然不同。时至今日，世界上很多国家仍然遵循着自己的传统，受辖于自己民族的哲学、宗教与文化理念；但与之相比，中国从上世纪开始，就走上了和那些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

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有关中国社会存在道德真空的指责一直不绝于耳。无论是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罢，每当中国出现悲剧性事件的时候，总是会有不少人指责这个国家“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他们确实也有自己的理由。

但于我而言，中国并非如此，或者说，她绝不仅仅只有令人感到恐慌的那一面。每一个我所生活过的地方都在提醒我，这个国家是美丽的；我在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人身上，看到了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激励。所以，与其用简单的或正面、或负面的词语去概括，我倒是觉得“魔力”二字更能描述当今的中国——既令人栗栗危惧又使人心驰神往。

说回到“道德真空”，我想这个词对于我的同代人，也就是80后来说应该是感触颇深吧。当世界很多国家的同龄人在成长时接受着本国传统教育的时候，中国这一代年轻人却刚好活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此时，“传统”已在新时代价值观的冲击下变得不再那么坚如磐石，但另一方面，新晋的理念又尚未在社会上真正成型；于是在新旧价值观交汇之时，所谓人生的意义也就没办法由彼时的社会来给予确切的框定。而这就意味着，80后们需要自己找到活着的意义。

虽然不同的价值观给每个人带来了不同的命运，有的人找到了合适的发展方向，有的人误入歧途。但在前所未有的经济大发展和空前繁荣的机会选择面前，每个人看到的图景是相同的——未来广阔无垠，一切皆有可能。

这里有梦想成为电影明星的企业家

这就催生出了一大批个性飞扬的传奇人物：轮椅上的哲人、创造力惊人的艺术家、狂热的宗教人士，富有远见的梦想家、以及紧跟时尚的消费主义者。这样的世界好吗？不好吗？我不知道。但我能确定的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以及这个国家所诞生的一个个有趣的思想确实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而在这其中，最能彰显当今中国时代特色的莫过于科技和商业领域中的企业家们。这些人生产着自己的产品，打造着自己的企业，构建着自己的企业文化，创造出一个个独有的商业人格。

如果你走近这些企业，你会发现杀伐果决的“暴君”正在用铁腕手段治理公司；你也能见到所谓的梦想家们又是如何迷失在自己勾画的蓝图中的；哦，对了，你甚至还能看到不少梦想成为电影明星的企业家，够刺激吧？

当然这并不是全部，还有“创业成瘾者”，这类人的特点就是时刻想要“造出点什么”；另外还有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们一直在努力，试图实现自己最初的愿景，但来自企业经营和公司股东的压力却又让他们不得不选择妥协。最后是极客们，我不得不说，生在这个时代，这个国度，真的是极客们的福分了，还要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他们吗？

也许是机缘巧合，我有幸亲眼见识了不少上文所提及的种种“奇人”，有的是我的雇主，有的是我的工作合作伙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我很喜欢，但算不上尊敬；另一些人让我尊敬，但我个人又并不喜欢。当然，也有些人确实很好，他们既让我喜欢，又值得我尊敬；但只有这些人之中最好的那几个，我才将他们引为知己。

著名投资人雷·达里奥（Ray Dalio）曾写过这么一段话，让我颇有感慨：

 “年轻的时候，当我想起那些伟大的人物，我总觉得他们之所以如此伟大一定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直到后来，当我开始走近他们的人生，我才逐渐发现：这些伟大的人物也和我一样，和所有普通人一样，也会犯错，也会因难以克服自己的弱点而头痛不已。他们从来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自以为自己很特别，自以为自己很伟大。”

后来我逐渐意识到，这段话简直是至理名言。不管你是领导者还是追随者，道理都同样适用，也都同样容易被人遗忘。当领导们拿到了权力和声望，他们的公关人员就开始创作老板的故事，或者说，刻意的去构建一个伟大的形象。目的则不外乎是吸引投资者，征召雇员，或者至少是激励现有的员工努力工作。至于力度，最轻微的宣传方式大抵是突出一下领导人的优点；最极端的方式则是围绕领导者的生平开发出一篇神话，树立个人崇拜。

但是这样一来，就人为的造出了两个领导人形象，导致外人所看到的企业家和公司员工所看到的那个人截然不同；而脱离现实的宣传最终将变成监狱——一座企业领导人自己为自己精心打造的单人间监狱。可以想见，在这个作茧自缚的“帝国”里，“皇帝”要么是欺骗世界，要么就是欺骗自己。当然了，一个用妄想替代的现实毕竟还是需要人的维系，而这就是《皇帝的新衣》中那些阿谀奉承之辈所做的工作了。

对我来说，为这样的领导工作，或者说，成为这种领导人的合作伙伴就像下了地狱一般难熬。我之所以称之为地狱，并不是在咒骂任何人，我想描述的是这种领导人的心理状态。在我看来，自我陶醉的妄想世界其实就是一种地狱。

但你要如何避免遇到这样的人呢？重点就在于，你是否具有“识人”的能力。现在我逐渐意识到，所谓“识人”，真是一项无比宝贵的技能。它不仅能帮助我更好的去和社会上的“成功人士”打交道，同时还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的凡胎肉眼也看到了不少有着非凡品格的普通人。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可以把每个主体视为一个股票。拿亚马逊来说，这家公司显然已经非常伟大了，但我们得出这个结论却并不需要去阅读公关们写的各种文案，你只需要看看这家上市公司的股票——每股1500美元，公司市值7000亿美元——就足以了解个大概了。

看公司如此，看人亦如是。所谓公关话术不只服务于公司领导人，它也存在于我们每天的日常生活里。只有当你不再被各类型的“公关话术”带偏，你才能注意到你所观察的这个人的真实品性；而此时，你就会发现，那些出众的品格、良好的性格其实也并不算稀缺，它就活跃在每天与我们打交道的各个普通人身上。

那些闪闪发光的普通人

在中国的这段时间，我就遇到了许许多多 “优质股”，这不仅让我无比开心，更让我获益匪浅。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付诸笔端，以飨读者。

而在讲故事之前，请允许我再啰嗦几句。我发现这些“优质股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的个人经历都与下面这三张牌有关：

在我的教学实践中，我常常用这副纸牌。如你所见，52张牌中每一张都标注了一个独特的价值观。我会要求客户阅读每张卡片，选出自己最珍视的10张纸牌，搭成一个金字塔。就像我自己做的这个：

如你所见，在我的“价值观金字塔”中，排名前三的是“个人成长（personal growth）”、“独立（independence）”、“家庭（family）”。我开始以为，这样的结果只是我个人的选择；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我这里上课，我发现将这几张牌视为个人核心价值观的人并不在少数，尤其是那些自己的生活过得颇有意义的人。而在我自己的朋友圈里，绝大多数人都会至少持有这三张牌中的一张；那既然如此，我就以这三张牌为线索，分享一下他们所教会我的知识吧。

个人成长

大约是在四年前，我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愿意给她的一位正在经商的朋友教英语。这种请求并不少见，虽然大部分时候，客户断断续续学个几次也就没了下文。但于我而言，教授英语并不是个苦差事，且这样的差事还会为我带来一些额外收入，所以一般情况下我都会接受这样的机会。当时也一样，我答应了这位朋友的请求，决定见一下这位商人，而地点就在我的公寓。

但当他来到我家时，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形象与我所预想的样子大相径庭。他身材有些圆胖，个头不高，大约只有1.55米；50岁上下，皮肤黝黑，衣着普通，留着寸头。与其说是商人，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其实更像是一个农民。

他的英语很糟糕，即使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单词，他的发音也是离谱得很。他嗓门非常洪亮，不夸张地说，当他发音的时候，周围10个住户都听得到；但我当时实在想不出如何礼貌地劝他压低音量，于是我就干脆由着他大声发音。那次课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就住我家附近，只要我有时间，他随时都可以过来学英语。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我家，要么是一大早，要么是大晚上。而他之所以外表像农民，也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就是农民。他的家乡在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庄，他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据他所说，他小时候家境贫寒；但我对他所讲的那些年少时的故事其实也是半信半疑。这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比较幸运，从小到大没吃过什么苦，所以听他说那些艰难的日子时，我就很难有强烈的代入感。

不过，虽然长在贫寒之家，他还是顺利考上了大学，主修的是甜菜种植专业。毕业后他进了一家糖厂工作，收入虽然不算高，但也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就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那家糖厂关张了。就像当时中国北方许多下岗工人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计一瞬间没了着落。

好在这种看不到出路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他的欧洲同行们正在使用一种高质量的甜菜种子，配合上当地改良后的种植技术，甜菜的产量将得到显著提高。

于是他下定决心，将自己微薄的积蓄拿出来，购买了一批新种子。他本希望把这些甜菜种子卖给糖厂，但大部分糖厂让他吃了闭门羹，少部分工厂虽然接待了他，却很快打发了他。好在他懂农民。他决定把这些种子直接卖给农民，然后再教授他们新的种植技术。

渐渐地，他的努力打出了声名，而工厂们也开始对这个当年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推销农”投来了更多关注。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随着他年复一年兢兢业业的努力，他的业务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他自己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他后来告诉我，他第一次来找我补习英语那天，是他第一次和别人说英语。（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的口语竟会烂得那样令人印象深刻）。不过虽然口语糟糕，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却令我啧啧称奇。我后来发现，这个神奇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他一直在反复阅读一本有关甜菜种植方法的大部头英文著作。那本书非常学术，为了能读懂，他几乎把书的每一页都做了笔记，整本书几乎都被他翻烂了。我问他为何要反复阅读同一本书，他告诉我说，他的老师曾教过他，只有让一本书“从薄变厚，再从厚变薄”，方能充分领悟那本书的全部内容。

我教了他两年英语，这两年间，他从一句英文都说不顺的“学渣”，慢慢进化成了拥有一口流利英语的“学霸”，而且你要知道，他学英语的时候已经50岁了。学成之后，他开始满世界的旅行，不过他也没忘了我，还会经常来找我聊天。尽管他的音量跟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相比已经“低沉”不少了，但距离“悄声细语”四个字还差得很远。

不过我并不在意，他已经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还给他起了个绰号——考虑到他主营的业务，我们之间20多岁的年龄差距，以及他的富翁身份，我直接称他为“Sugar Daddy（糖爸爸）”。

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想告诉各位我在中国期间所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常态：他们有着充足的动力去提高自身，他们渴望成长，他们愿意学习。一个35岁的失业工人竟能白手起家，二次创业？一个年近半百之人竟会下定决心，学习英语？他只是去做了，所以他成功了。

这件事情还让我学到了更重要的东西：个人成长的开始，就是当你开始承认自己并非无所不知的时候；就是当你开始愿意在人前展现你的无知的时候，就是当你能放下抵触的心态，用心去倾听某些不那么入耳的言辞的时候；就是当你虽然不认同某个观点，却仍然乐意去探究这个观点的合理性的时候。

在中国的这几年，我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所教会我的是：好奇心、逻辑思维、终极目标感，所有这些都要比自尊和骄傲更重要。

自由和独立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自然也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从小到大一直都接受本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被告知，我国的政体卓尔不群，因为我们的国家赋予了我们以自由。

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没什么错，但我所理解的自由却并非这个意思。自由绝不仅仅是某个政府或是某部法律所赋予人民的权利。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在北京的8年时间里，每一个步行回家的夜晚都不会让我感到恐惧，我也不会去担忧自己可能会遭遇什么不测；但我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朋友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而在我看来，让所有人都远离这种恐惧也应该是“自由”二字的题中之义。

我初到中国是2008年，当时我是要参加一个英语教学项目。不过那会儿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一想到要在这种状态下来中国，我就觉得无比绝望。好在公司在了解我的情况后，给我派了另一个美国人帮我在中国安顿。他比我早到中国几年，对这里更熟悉。他名叫约什（Josh），是一个抽烟、酗酒、又十分爱笑的北卡人。我记得我在中国的第一顿饭就是他请的。当时在餐馆，他对我说，“嗨，哥们，我爱中国。这里比美国自由多了，不管你想做什么，只要你够努力，你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虽然从形象和做事风格来看，约什并不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白领中产，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其社交圈中的地位。我敢说他绝对是我所见过的人之中，最受人欢迎的一个。他讨厌权威、讨厌高管，但是他非常喜欢和人讨论各式各样的观点。他还很会玩儿，会讲笑话；只要有他在，周围人很少有不开心的。他在北京的英孚教育工作了将近5年，他把那份工作称之为“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在英孚，他掌管着一个名叫“生活俱乐部（Life Club）”的组织。

“基本上，我的工作就是在北京范围内尽量去找些有趣的活动，比如保龄球、滑冰、或者就是单纯准备一场周末party；然后把我的组内成员，也就是我的学生们都叫来，让他们来参加活动。当然了，事情也没这么简单，我会把我预先设计好的课程内容融到当天的活动里，这有利于他们更好的学英语。”

对约什来说，北京给了他自由，在这里他能去做自己想做、又擅长的事情，同时还能让周围人因他的才华而受益。

说到自由，我不得不提下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区别。

在美国，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恒定。在一个可见的未来，你大抵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中国就不一样了，在这里，自由的概念更加“波动”，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就必须要学会如何去找到它。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不妨用一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话来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觉得用这八个字来形容中国的自由，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类故事有很多，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中文老师给我讲的那个。他是一个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男生，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国外摇滚乐。Nirvana、Radiohead、Nine Inch Nails 等等都是他特别喜欢的摇滚乐团。不过他听的光盘和磁带和我听过的不同，他听的是打口碟和打口带。

啥意思呢？我们知道，当年的中国是不允许人们听摇滚乐的，那时候的中国人很难买到正版的CD和磁带。但另一方面，在欧美又有很多滞销唱片，这些唱片和磁带本应该被彻底销毁，但由于制作CD的塑料盒都是一些高品质的化学纤维，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这些被“销毁”的CD就被以废塑料的名义进口到了中国。而在销毁过程中，由于进货人的要求和关系，常常只有部分唱片被完全销毁，有一部分只是切到了CD盒面，或者只是让光盘的边缘破了一个孔，这就是所谓的打口碟了。

由于CD光盘的读碟顺序是从内圈到外圈逐道读取，因此，这种仅仅在盘上打个小孔的方法并不会导致整张CD不可读，使用者只是听不到其中的几首歌而已。

打口带的原理亦如是，所谓的销毁同样只是粉碎一部分，大部分打口带可以修复，当然也就可以读取了。有的打口碟和打口带不一定能直接进入中国，那就绕路，从日本或者香港取道，进入黑市，最后来到中国的打口碟（带）专卖店。

不只是我的中文老师，在我的朋友圈中还有不少人听过打口碟。而且神奇的是，虽然那个时代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我还是能在这些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身上清楚的认出，谁听过打口音乐。而且我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关键词：精神独立。

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是从他们在各自职业的打拼中看出来的，他们中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媒体人，当然也有人成了老师、学者和工程师……有位浙江的企业家现在就正在用这种独立精神来打造他的企业，他说他的目标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他所在的城市，继而去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从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独立和自由，我发现当“独立”、“自由”这些抽象词汇以最积极、最健康的形式来呈现时，其实就是真理。而当这一“真理”落到人的价值层面时，它就变成了一种诚实：诚实的面对自己，诚实认清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诚实面对自己的价值观，然后用决心和勇气去实现自己内心的目标。

家庭

大概是四五年前，我有幸加入了一个项目，主要是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做培训。有一天，当我正在天安门附近的长安街闲逛时，一个巨大的浮雕石像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个雕像大约有12米高，总长大概有36米。我走近它仔细观察，发现它其实刻画的是中国的一个经典的传说：愚公移山。

故事的大意是说，有个家族常年困在一个群山环绕的“孤岛”中，世世代代无法走出这个小世界。有一天，这一家最年长的人，一个名叫愚公的90岁老人终于受够了这些讨厌的群山，他下定决心要带着家族全体成员彻底铲平这些恼人的障碍物。

但此时，这家人的邻居，另一个老人却跑来“劝告”愚公和他的家人，所谓“移山”，不过只是徒劳，这么做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已。

但愚公不为所动，他的回答是：

“就算我死了，也还有我的儿子，我的孙子，我的曾孙子；我的子孙世世代代，无穷无尽；但这座上却不会再继续长高了；所以我相信总有一天，这座山会被我们移开。”

很明显，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式寓言，通过它，你能清楚的感知到这个民族的文化所一直推崇的价值：把握当下、坚持不懈、目光长远。而在目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这种价值观恰恰也是此时的中国最应该坚持的。

但于我而言，这则寓言的关键词在于“家庭”：愚公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庭身份的？什么是家族遗产？为什么它值得一代代的人去为之付出？

我是家里的长子，我的父亲在家乡经营着一项还算成功的生意。从他接手到现在，算起来已经43年了。再往前看，我的祖父毕生也在经营这项生意。我的曾祖父也是，我的曾曾祖父亦不例外。

如果非要说有例外的话，那就是我了。我承认，这么多年来，我确实和家庭的价值观格格不入，也正因为此，父亲并没有让我来继承这项家族产业。

这件事，再加上其他一些事情累积起来，让我和我父母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最终，在某次气氛紧张的会面结束之后，我们彼此不再说话了。我后来把这件事讲给了我一位中国朋友听，她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她表示不是很理解我的心情。不过她既没有责怪我，也没有长篇大论教导我如何做人。

又过了几周吧，我记得我随口问她，平时都是如何度过周末的。她告诉我她每周末都会全天照顾卧病在床的母亲。而这位年迈的老妈妈精神状态并不理想，听我朋友的讲述，每当她母亲情绪失控时，她都会很难办。尤其是当脾气上来的时候，老人对家中其他成员也毫不客气，无论是谁。

 “这听起来很糟糕，你应该很讨厌她吧，”我当时的回应很直接。

“这跟我讨不讨厌她没任何关系，”她说，“她是我妈，这永远不会改变。不管我做什么，这个事实都是永远不能更改的。”

她的话让我思考良久。我想到了我自己和我父母的关系。我发现虽然我一直都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立个体来看；虽然我主动离开家乡，努力去开创一个与父母截然不同的人生；虽然我一直都觉得我的个体身份是由我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但它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我的身份同样也是由我身边的人来定义的，同样也是由一些不可推卸的责任来决定的。这无关选择，只关于事实。

自那以后，我和我的父母重新建立了联系。我现在常常和他们联络，也会时常去拜访二老。而随着联系增多，我发现我和他们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而我之前却从未注意过。

如今，他们已成了我重要的人生榜样，他们身上的不少特质也让我无比钦佩。我知道，虽然我和父母相隔万里，我们所过的人生也有诸多不同。但作为儿子，我还是要一铲一铲去挖，努力移走那座矗立已久的高山。

说到我自己的孩子……嗯，我生活中最接近“孩子”这个角色的是我那只小白狗。而我之所以不愿意要孩子，是因为我觉得“独立”和“安全感”对我而言更重要。我喜欢存钱，我不想让自己担心花销。最重要的是，我喜欢自由跟随我的激情，自由表达我的观点——我不喜欢被控制的感觉。

然而同样也是在中国，我的另一位朋友给我上了一课。准确地说，是他的经历让我重新开始审视自己这套价值观。

我的商业伙伴，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美国人。不过他和我不一样，我从来没见过哪个外国人比他还熟悉中国。其实“熟悉”这个词都不恰当，事实是，这家伙不仅精通中国的语言，而且对中国的个中世故人情也都游刃有余。我就曾跟他开过玩笑：“我确实是个老外，但是你不是，你是‘老内’。”

所以下面要讲的故事主题就是：一个“老内”的自我修养。

话说十年前，我这位朋友爱上了一个中国女孩，她也是一个典型的“打口姑娘”（对，就是爱听“打口音乐”的女孩）。不过早在她遇见我朋友的十年前，也就是她十七八岁的时候，她就怀孕了。当时她不惧世俗的声音，毅然决定离开学校，生下了一个男孩。然后，她选择和彼时的男朋友共同创业，一起打拼。

就这样，几年之后，他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次是个女儿。然而我们都知道，生活从来不易，感情的事情也很难一帆风顺，当我的朋友初次遇到她时，她已成为了一位单身妈妈。

我们都知道，很多男士都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婚姻，但我的哥们不同。他不仅爱上了女主角，还同时喜欢上了女主角的两个“小天使”。于是没过多久，他俩就结婚了。对于这件事，他曾开玩笑的跟我说，“这叫做买一送二，多划算啊。”

又过了段时间，他和他妻子的“爱情结晶”也降生了，此时他们就有了第二个儿子。而我最佩服的是，即使在自己的孩子出生后，他也并没有区别对待任何一个孩子，三个孩子他都视如己出。他一直在努力给予每个孩子相同的爱，不让任何一个感到孤独和失落。

可是，这样的生活毕竟不轻松。虽然他足够努力，也已足够成功，但只靠他一人的收入，他们还是很难把三个孩子都送到私立学校。而这也决定了我和他的不同：对他来说，生活本身的那种不可预测的属性以及这一属性所附加的无穷压力，实际上是他前行的动力。但如果那些压力换到我的身上……

不管怎样，虽然挑战重重，但这一家人依然心态乐观。我问他，这么多糟心事，你要怎么办呢？他的回答也是一个中国老话，“车到山前必有路。”

确实，虽然来自生活的压力和家庭的责任总是令人望而却步，但专注度过每一天，尽己所能去奋斗，总能找得到出路。中国话讲“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我称这篇文章为“情书”是有原因的

我一直认为，从古至今，最棒的情歌只有一首，那就是“I Will Always Love You（我会永远爱着你）”。而在我看来，这首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描述的意境与情爱无关。

关于这首歌，大部分人都视惠特妮·休斯顿（Whitney Houston）的版本为最佳，但实际上，这首歌的作者和最早将其唱红的人却并不是她，而是乡村音乐才女，多莉·帕顿（Dolly Parton）。

帕顿成名于当时很火爆的一档周播音乐电视节目，制作人是曾经的乡村音乐歌星波特-瓦格纳（Porter Wagoner）。在刚开始合作时，两人都很开心，作为帕顿的搭档和导师，瓦格纳给了她很大帮助；而反过来，已露星相的帕顿也让瓦格纳的职业生涯焕发第二春。

帕顿和瓦格纳签下了5年合约，但这段合作实际上维持了7年之久。在合作的最后两年，两人已出现嫌隙，当时才20出头的帕顿渴望单飞，想去创造专属于自己的职业生涯。而瓦格纳则不想失去这棵“摇钱树”。于是双方陷入了僵局，谁也不想退让。

帕顿知道，这件事已不能再拖，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尽快解决与瓦格纳的合约纠纷。可是她苦思冥想许久却仍然找不到一点头绪。烦闷之余，她拿起了吉他……

第二天早上，她走进了瓦格纳的办公室，为他唱了这首通宵创作、刚刚完成的新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听罢，瓦格纳潸然泪下，于是他终于决定放手，任帕顿单飞。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帕顿逐渐成长为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娱乐明星。但瓦格纳的人生却是另一番光景。他患上了抑郁症，又酗酒、吸毒，还进行了一系列失败的投资，结果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危机。他主动疏远了身边所有的人，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帕顿。可是最终，当高筑的债台即将倾覆之时，他又一次想到了当年那棵救命稻草。这一次，他决定起诉帕顿，索取一笔数额不菲的赔偿金。瓦格纳振振有词地宣称，帕顿早年发行的歌曲版权本应归属于他。

而当帕顿知晓这件事后，她立即联系了这位曾经的导师。按照当时媒体的报道，两人一见面，帕顿就给了瓦格纳一大笔钱，还告诉他，“其实你不该用这种方式的（指诉讼），如果你缺钱花，直接来找我就行。”

这之后，帕顿还邀请瓦格纳来参与录制她的新专辑，让这位事业陷入低谷的昔日明星再次回到大众视野。

而随着关系的升温，两个人也再一次走到了一起。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虽然他们的关系还是起起伏伏，但这对伴侣仍然坚持走到了最后。2002年，在他入选乡村音乐名人堂的庆典上，她为他致辞。2007年，当肺癌即将夺取他的生命时，她在病榻前陪伴他走完了最后的时光。她曾对他说，她会永远爱着他，而她也确实践行了这个诺言。

这世上有很多歌曲在讲述爱情，有的在描述热恋的兴奋，有的在描摹单恋的相思，也有的在低沉诉说心碎的苦痛。可是随着你人生阅历的丰富，你会越来越发现，无论是浪漫、迷恋，还是心痛，所有这些都不是爱。你还会发现，那些你最钟爱的事物，那些你真正热爱的人，其实都与上述词汇没有关系——就像“I Will Always Love You”和这首歌背后的故事所表达的那样。

对于很多已经在中国有过长期生活经历的外国人来说，与中国的这次“分手”会无比艰难。因为，不管他们承认与否，有一个事实是明确的：几乎每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前都带着一些希冀和期望，他们会为自己的中国之旅描绘一番愿景。

当然，每个人期待的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有的人也许只是谨慎的乐观，也有些人却是抱着天真的幻想。但无论哪种，他们都把这种“乐观”和“幻想”视为了“爱”。换句话说，就是“我爱中国”。然而不幸的是，真实的中国并非如他们所愿。所以一旦他们遇见更多的“现实”，他们的“爱”就开始减退，而那些幻想也就跟着一个个破灭了。

那么真正的爱究竟是什么？帕顿和瓦格纳的故事回答了这个问题：最深沉和热忱的相爱应该是两个人在看到对方最真实的一面后，还能完完全全地接受彼此，用同情心去抚慰彼此的痛楚。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我在中国期间，那些对于我的人生意义非常的人，我会发现，在这里，在这八年，我所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爱的意义。

总有人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喜欢中国吗？”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蠢，因为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可能又不喜欢，有时候可能又喜欢又不喜欢，所以这个问题，我没法给出确切的答案。而我能给出的确切的答案是，我会永远爱着中国。

本文首发虎嗅，由虎嗅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