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当习近平成为第一位访问捷克共和国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随行的还有一位神秘的中国大亨，他有着巨大的政治野心，充足的资金，同捷克总统有着紧密联系。

两年前，当中国和捷克政府官员聚集在捷克总统的夏日官邸之外，习近平和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Milos Zeman)一起种下银杏树时，叶简明是这群人之中唯一的商人，对于他来说，这相当于认可了他在布拉格的重要权力掮客角色——他在这座城市买下了地标性房产、一座当地啤酒厂和一支备受喜爱的足球队。

该会议以及叶简明的出席巩固了中国对泽曼治下的捷克共和国在政治和商业方面的新影响，并标志着中国在欧洲的更大野心。

在短短两年内，叶简明的公司中国华信已花费超过10亿美元，同捷克共和国进行交易。他聘请了包括前国防部长在内的前捷克官员。他甚至被任命为泽曼的特别经济顾问。

反过来，泽曼也成了北京的重要支持者，遏制了国内对中国影响力的反对意见，力挺中国的事业。他公开支持中国对台湾的主张——台湾是一个实施民主制度的岛屿，北京声称它是自己的领土。当习近平访问捷克时，警察试图让抗议者远离他的视线；一些人后来指责警方使用暴力镇压他们。一位著名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的家人说，在他的外甥与达赖喇嘛会面之后，泽曼撤回了原计划颁发给他的奖章。中国认为流亡宗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反叛分子。

对于中国而言，捷克向它献殷勤是一场绝对的胜利：它在欧洲赢得了一位不容置疑的朋友，捷克是美国的军事盟友，还曾被视为战略重要地区的自由民主堡垒。正如泽曼宣称的那样，在欧洲，捷克共和国希望成为“中国投资扩张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然后，叶简明今年在中国遭到拘捕，令捷克共和国看到这种新关系的风险，并迫使总统为自己仓促接受中国交易者做出辩护。虽然叶简明被拘原因从未公开，但捷克总统的批评者认为，叶简明的失踪证明捷克不应将国家的未来和财富同中国人联系在一起。

一个胆大妄为、拥有全球雄心的中国正在利用资金、商业交易和其他激励措施，将其权力扩展到海外。随着华盛顿日益疏远，欧洲挣扎动荡，这种高调可能很有吸引力。

但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就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透明的政治体制影响，在这样的体制中，决定都是在幕后做出。投资可能受政治驱动而不是受经济驱动，最终造成昂贵无用的白象。

在捷克共和国，叶简明的突然失踪令该国领导人感到意外。他们搞不清为什么那些似乎得到政府青睐的人会发生这种情况。他是在哪里赚到的钱，进而同捷克共和国达成了那些引人瞩目的大笔交易？他们并没有要求他回答这个问题。此外，官员们也难以回答有关美国刑事指控的问题：中国华信的一位高级商业伙伴曾试图靠贿赂在非洲获得新商机。

泽曼派出了一个官员小组，以确定这位大亨的问题对捷克共和国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很快得到了答案。

布拉格即将进一步陷入与中国政府的紧密联系。一家国有公司介入控制叶简明的帝国，使人怀疑该公司对中国领导层来说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自己政治生涯的早期，直言不讳的民粹主义者泽曼曾警告过人们不要讨好俄罗斯和中国。他在1996年对当地一家报纸说，那些寻求与北京建立更深层关系的人是“在准备接受整容手术，把眼睛变成眯缝眼”。

但当他在2013年赢得捷克总统大选时，欧洲的现实正在发生变化。

全球金融危机考验了欧洲的团结。叙利亚的难民开始涌入，助长了欧洲的本土主义情绪，在本国政客与欧盟领导人之间制造了对立。西欧似乎不再是捷克唯一的选择。

与此同时，北京开始向东欧和中欧注入金钱和政治资本，作为中国扩大在欧洲影响力的广泛努力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视东欧和中欧为潜在的沃土。虽然英国、法国和德国也对中国加大投资表示了欢迎，但这些国家仍在一些问题上抵制中国的立场，比如人权，以及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东欧和中欧对中国没有这样的不安。

为了寻找更大范围的进展，中国启动了后来被称为“16+1合作”的倡议，这是一个与十多个东欧和中欧国家扩大合作的行动。倡议成为中国的一个平台，用来展示它能为该地区提供什么（比如高铁系统技术）。习近平随后将东欧和中欧纳入了他的“一带一路”计划，这是一个通过在世界各地进行基础设施项目来发展经济和外交关系的宏大计划。

中国在欧洲的影响力已经很明显。希腊去年阻止了欧盟在联合国发表批评中国人权记录的声明。希腊和匈牙利一起努力软化了欧盟2016年发表的关于南海的声明。

对泽曼来说，追求中国基本上得从头开始。

虽然前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1949年就承认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但莫斯科与北京的分歧一直让捷克与中国不能走到一起来。后苏联时代的捷克共和国，对1968年苏联残酷镇压布拉格改革努力的历史，以及随后的共产主义统治记忆犹新，所以与北京的批评者找到了共同语言。

泽曼2014年访问了中国，那是捷克领导人近10年来首次访华。一年后，他是唯一一位参加中国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阅兵式的欧盟领导人。那次活动帮助他确定了习近平2016年对布拉格的访问。

“这是一个新起点，”泽曼在习近平到访前对中国官方媒体说。他还说捷克的上届政府对美国和欧盟“非常顺从”。

“如今，我们再次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说，“我们基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制定外交政策，我们不干涉任何其他国家的内政。”

他转向中国的做法赢得了捷克政治组织的广泛赞誉。

“如果有人认为，在当前形势下，可以不与中国合作就能创造安全繁荣的世界的话，这个人其实早已错过了这趟列车，”捷克共和国共产党副主席卡捷琳娜·科涅克纳(Katerina Konecna)说。

泽曼的办公室说，捷克向中国示好的努力与其他国家没有什么不同。

“那些表达了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冒犯了我们的那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异常密切合作关系的西方盟友，”泽曼的发言人吉里·奥夫卡切克(Jiri Ovcacek)说。泽曼的办公室没有回应记者的进一步置评请求。

泽曼2014年的访华后来被证明对捷克共和国的未来有重大影响。那次访问期间达成的商业协议中，有一项是一家捷克金融公司与名为中国华信的新兴能源公司的合作协议。

华信由叶简明领导，他出生在中国南方福建省的一个小村庄。叶简明拿到了曾被一个臭名昭著的走私者控制的资产，并在几年内将其成功地转化为一个拥有3万名雇员的庞大商业帝国。叶简明在世界各地旅行时，乘坐的是自己的双引擎空客319私人飞机，他见过国家元首、俄罗斯寡头和阿布扎比的王储。

华信以习近平让中国更强大的愿景为榜样，去了习近平想让中国去的地方。华信在阿联酋和哈萨克斯坦签了协议，也在阿尔巴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苏丹和乌干达等国拉拢高层领导人。去年，华信同意收购俄罗斯石油巨头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价值90亿美元的股份，这让公司稳稳地置身于北京与莫斯科错综复杂，但十分重要的关系之中。

捷克共和国成了华信国际努力的一个诱人目标。捷克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国，该国对西方的幻想已经破灭，愿意达成交易。

华信收购了布拉格最大的办公楼之一Florentinum的部分股权，还投资了捷克国家航空公司、两家酒店和两幢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华信收购的一家捷克啤酒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700多年前。

泽曼的幕僚称赞这些交易，称它们证明与中国拉近关系在经济上是说得通的。

华信还聘用了与泽曼关系密切的人士，导致批评人士指责这家中国公司和捷克总统之间有一道旋转门。前国防部长亚罗斯拉夫·德沃吉克(Jaroslav Tvrdik)在为政府担任中国事务顾问的同时，受聘管理华信在捷克的业务。捷克官员为允许德沃吉克保留政府顾问的职位做辩护，指出该职位没有工资。

泽曼的礼宾处长米罗斯拉夫·史克力奈(Miroslav Sklenar)曾在2015年辞去政府职务，加入中国华信，后又在2016年底重返总统府。

华信很早就担心，公司在捷克越来越多的参与会让公众感到不安。它的解决方法是：买下当地一支足球队。

华信2015年收购布拉格斯拉维亚(Slavia Prague)的多数股权时，该俱乐部正处于破产的边缘。有了新主人后，球队开始大手大脚地花钱，不仅保住了自己的明星球员米兰·斯柯达(Milan Škoda)，还与一名荷兰球员基诺·范·凯塞尔(Gino van Kessel)签了约。去年，这家俱乐部获得了自2009年以来的首个联赛冠军。布拉格斯拉维亚队球员的队服上用罗马字母和汉字写着“中国华信”。

在观察人士看来，华信的交易几乎没有商业意义。“很多收购都是匆忙进行的，而且都是胡闹，”查尔斯大学的洛莫娃说。“都是些不划算的投资。”

中国华信承认其动机超越了商业。“公司在乎的是搭建文化之间的桥梁，”华信高管蒋春余在12月中国的一个论坛上说。

习近平2016年对布拉格的历史性访问显示，如今的中捷关系处在两国历史上最密切的时期。但它也表明裂痕正在形成。

中国领导人来到布拉格城堡同泽曼会面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试图迎接他。其中包括来自捷克和欧洲其他国家的议会成员。一名议员在城堡下面的小山上拥有一栋房子，他架起一个投影仪，把“真理和爱”字样投射在城堡墙壁上——这是引用哈维尔的名言，说的是真理和爱将战胜谎言与仇恨。习近平从机场出来沿路两侧的旗帜都遭到污损。

捷克当局在中国华信帮助下，试图掩盖紧张局势。警方阻止示威者靠近城堡，引起抗议者关于警察存在暴力行为的投诉。

“为什么警方会保护中国人，限制捷克人民表达自己的能力？”布拉格一个地区的市长翁德雷·科拉尔(Ondrej Kolar)说。

习近平所到之处，都有满载当地中国支持者的大巴出现。

现年33岁的教师、研究中国文学的博士生菲利普·莱克萨(Filip Lexa)说，他当时拿出一面代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维吾尔族的旗帜，那里的当局正在镇压当地人民。他说，他受到一群巴士运到现场的中国男子的骚扰。

他说，“当我拿出旗帜时，所有人都攻击我”；他还说，自己逃过了受到了严重伤害的遭遇。“他们把我拖到人群中间，开始踢我，用他们带的旗杆打我。一个人用杆子打我后背，把杆子都打断了。”

科拉尔市长说，为了确保中国国家主席访问顺利进行，华信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也参与了访问筹备工作，因为他管辖的地区是许多大使馆的所在地。

“这不是由国家组织的，而是由私人公司组织的，”他说。“华信组织了整个活动。”

华信安排在科拉尔管理的街区沿路悬挂中国国旗——红黄两色的旗帜让人想起苏联。一些人污损旗帜，华信的工作人员就换上新的。

“感觉就像七八十年代重来了一样，”科拉尔说。“然后有人透露，是中国华信为这些旗帜买单。”

对于许多捷克人来说，还有其他理由对与中国的关系感到不满。根据专注于中国的研究机构Sinopsis的数据，中国的投资数据令人失望——2017年，台湾对捷克的投资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泽曼将这一差额归咎于中国对资金出境的新限制。

撤销对一位著名的捷克大屠杀幸存者的奖章也引发了愤怒。根据安排，88岁的大屠杀幸存者乔治·布拉迪(George Brady)将在2016年捷克的一次国宴上受到表彰，并因其作品而获得一枚奖章。他的姊妹哈娜·布拉迪(Hana Brady)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他把她的故事写成了一本很受欢迎的儿童读物，名叫《哈娜的手提箱》(Hana’s Suitcase)。

但他的外甥是捷克共和国的文化部长——他准备与达赖喇嘛会面。仪式开始前，他的外甥、丹尼尔·赫尔曼(Daniel Herman)接到泽曼办公室的电话。

“我被告知，如果我坚持与达赖喇嘛会面，就不会有奖章了，”赫尔曼在接受采访时说。他继续举行了那次会面。“仪式没了，”他说。

捷克官员承认，泽曼确实要求赫尔曼不要与达赖喇嘛会面。他们说，撤回奖章是与此无关的，但他们没有说明撤回的理由。

但中国对其捷克战略的最大挑战源于其他地方。

去年11月，美国当局逮捕了华信非营利部门的高管何志平，指控他向乌干达和乍得的官员行贿以换取石油开采权。

捷克官员和一名直接了解叶简明案件的人说，在何志平被捕后，他就遭到中国当局拘留。不久之后，该公司遇到了一些问题。它对俄罗斯国家石油财团(Rosneft)股权的收购失败了。中国评级公司警告说，华信背负了大量债务。

今年4月，泽曼会见了中信集团的官员，中信集团是一家国有控股的中国公司，已同意收购华信在欧洲子公司近一半的股份。叶简明与中国领导层之间的联系只是传言，但中信集团是一家被北京牢牢掌控的公司。中信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就算北京在捷克企业中扮演的直接角色令泽曼感到不安，他也几乎没有公开表露过。今年秋天他将再次访问中国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