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諒我是個病人」——陪伴精神疾病無家者最後一段人生路
我總覺得T大哥內心住著詩人的靈魂，在他的精神世界之中，有無孔不入的小偷，也有浪漫華麗的花朵。再也不會更新的通話訊息上，他的大頭貼仍是當初他在街頭隨手採拾後放進瓶子送我們的那束花。
還沒度過那段動盪不定的冬天，失聯三天後警察破門進入發現，他已獨自在租屋處離開人世，身旁有安眠藥和酒精。他驟然離開，宛如暴風雨後突然到來的寧靜，讓人又感慨又百感交集。
公園廁所旁的初次接觸
說起和T大哥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更早之前的冬季。灰暗的公園廁所一旁，東倒西歪、橫躺彎折的人和家當。地面上的空酒瓶和散落的藥品，我們曉得跟這樣的個案相處勢必不是容易的過程。
原先還有能力做點零工，每個月固定到醫院報到拿八種身心科藥物的T大哥，在我們接觸他的當時，已經將近半年沒有穩定服藥。從起初根本沒辦法等到清醒對話的時機，到後來幾次的探訪互動，總算彼此比較熟悉，T大哥狀況比較好時還會特別在生活環境周遭撿拾來漂亮的花朵插進水瓶作為禮物送給我們，這是T大哥年輕時期就相當自豪的浪漫。
陪伴T大哥去身心科看診時，那段走去坐公車的路途總是格外漫長。顫抖的身體、無法對焦的眼神、走沒幾步就需要的停留，都述說著他無盡的不安和恐懼，「馬路像怪物一樣，會把你吞噬」，那是我第一次用他的視角感受在疾病中日常生活的艱難，就連坐公車也能像是酷刑一般讓他如坐針氈。
信任的建立在這些一來一回過程慢慢累積，幾次候診的對話，讓我進一步更認識T大哥的脆弱。當他露出手腕那一條條怵目驚心的傷痕，以及對於一次次被救回的複雜心情，我知道我能做的，是繼續這樣陪伴他並肩而坐，或多或少分擔他的焦慮與孤寂，即便有許多個難以忍受的時刻，但並不因為討厭而放棄他。
例如，他會頤指氣使地說：「給大哥買兩份便當。」他會在公車上大聲地批評他看不順眼的人事物，不管對方聽不聽得到。他會連環抱怨發生在自己身體上的大小病痛，並認為沒有任何人能懂。狀況好的時候，他會從露宿環境周圍摘取新鮮的花朵作為謝禮；低落時，他可以口無遮攔地對我們咒罵與怒目而視。
在他面前，很容易感覺到一種不安與無措，作為社工卻被當成小妹一樣使喚、用心良苦卻被踐踏在腳下，陪伴他的過程，好幾次挑戰我內心想要成為什麼樣的助人工作者。我並不想要因為感到被冒犯，而拿出助人工作者的權威去壓制對方，但我又該如何為自己的需求發聲畫線？我該如何看待他的疾病抑或性格？當他恰好不符合主流社會所期待的受助者模樣，我還願意提供他怎麼樣的服務資源？
精神疾病與曾經的酒癮奪去他生活裡的一切財富
昏暗的牆角，我們在手電筒的光亮中，一次比一次地更認識T大哥。長得人高馬大的他，中老年的生活裡過著擺盪脆弱的日常。精神上的強迫症狀讓他數度崩潰到必須掛急診就醫、反反覆覆。
事情要從二十年前說起。壯年時期的他，本來在工地做得如魚得水，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工班位置，口袋裡總是滿滿的、夜晚的生活也精彩無比，無拘無束、我行我素，戀愛一場又一場地談，臉書上留下詩情畫意的一篇篇文章，「一天賺兩千五，每天花掉一千，吃東西沒在客氣」，作為家中最受寵愛的獨子，他愛好自由、無所顧慮，不願跟任何一個女朋友定下來，怕受到拘束。
命運的挑戰來得無聲無息，也許身心的崩潰早已有所預兆卻未被察覺，最嚴重的狀況是某一天T大哥在工地無法控制地想要出手攻擊其他人，他趕緊指示其中一個工人幫他綁在柱子上，控制住之後才趕緊就醫，並正式診斷為強迫症，藥物開始一路加重，後來每個月都拿八種藥物、包含藥效較強的管制藥品。
「台中每間大醫院我都住院過。」從左手小指斷掉必須打長長粗粗的肌肉針麻醉，到在工地摔傷導致的脊椎日常性疼痛，雖然藥物的副作用包含記憶喪失，那些疼痛的記憶卻深刻烙印、難以忘懷。醫生現在開給他的止痛藥已經到了最高的劑量。
「你們沒有精神病的、沒有強迫症的人吼，不會懂。」他說過幾次這樣的話，在日常裡孤獨地面對著疼痛和焦慮。狀況惡化而停藥的那段時間，戒斷症狀的他，帶給周遭鄰里更多的壓力和不悅。
甚至會自居正義使者，對於趁夜晚來到廁所辦事的同性戀予以恫嚇，然後又遇到自己的環境與家當遭破壞的疑似報復舉動。
掙扎著求職路上，一次次地受到打擊
露宿的廁所牆上，一段時間就張貼出要施工、請勿堆積雜物的公告，有段時間，T大哥每次探訪時都在詢問我們可以將他安頓在哪個住所，當初從外地來到台中時，走到公園這一帶就定下來的他，對其他可以睡的街頭一點也不熟悉。
於是我們順水推舟，趁他身心狀態比較穩定的時期，和他討論求職的意願與計畫。然而五十幾歲的中壯年求職本就不易，再加上脫離了勞動市場超過一年，以及在街頭生存更難穩定的精神症狀，一切是困難加成。連填寫基本資料，都耗費他很大的力氣才能用顫抖的字跡完成。
某次陪同面試時，我看著T大哥，全程沈默面對著在我看來還算友善的公司主管，未拒絕T大哥的求職，反而是建議他因為久未上工，可以先試水溫幾天，確認自己是否能負荷再做決定，忍不住在出了門之後主動詢問：「大哥，剛剛那樣面試你會不舒服嗎？我看你幾乎沒怎麼說話耶。」
馬上得到他強烈的情緒表達：
「感覺像被霸凌一樣。我這種病就是這樣。遇到陌生人，尤其是面試的場合，會覺得緊張啊、害怕啊，想離開啊。你看最後那個小姐已經在不耐煩了啦。那欄問我身體狀況，是要我說什麼？之前其他公司有提供註記的時候我在躁鬱症、憂鬱症那邊就勾選，他們大眼瞪小眼像看到什麼一樣，我還能說什麼嗎？」
是啊，如果是我，究竟要不要勾選呢？當我已聽聞過身旁朋友只因為工作中途被主管偶然得知他有在服用憂鬱症藥物，就無預警地以包裝體面的理由解僱，我還願意勾選嗎？如同我接觸過的許多的無家者一樣，他們儘管被身心症狀所困擾，卻打死不願意去身心科看診，因為與其抱病生活，他們更怕被貼上標籤而永無翻身之盼望。
後來我們去了就業服務站，又遇到讓人更加挫折的經驗。
職員沒坐下多久，便不耐煩地問出「所以你是想找什麼工作？」「你會使用清潔機具嗎？掃把那些是用具不是機具啊。」聽到T大哥的答案時還會露出傻眼一般的眼神，不說話地看著大哥、看著我。
「你剛剛是不是也覺得，這位先生的回答很抓不到重點、答非所問呢？這樣出去面試，怎麼會有競爭力呢？」有一度就業服務站的職員轉過頭來看著我這麼詢問，而她口中的那位答非所問的先生，正坐在我們的旁邊。
我遲疑著給不出任何回答，或者說不願意就這樣把T大哥視若無睹一般討論他的缺失，於是在職員提問後我們對視著、現場留下漫長有張力的沈默。
終於還是保持禮貌的姿態走出那扇門可以喘口氣的時候，T大哥氣憤不已得說：「我是來找他們幫忙的，她以為她是誰啊，已經在面試我了嗎？」
其實大哥那陣子已經面試了三、四份工作，原先很有自信地決定要重回職場，跟我們說找什麼工作給他，他二話不說就去做。但這幾次的無疾而終，他忍不住困惑：
「對方怎麼都會問到我的憂鬱症？這樣我很難回答，我照實說了他一定不雇用我，我其實有吃藥就跟正常人沒有兩樣啊，是不是因為看到我的疤會怕？我想找個手錶來戴。」到底該不該坦承自己的身心疾病，也是求職時的一大難題，每一次害怕對方會如何看待或評價他，也是艱鉅的折磨。
陪伴求職的過程，我深刻感受到這些挫折失落或被冒犯的經驗，其實正是很多無家者或身心障礙病人曾經經歷過的，這些創傷經驗在在被強化，形成了「習得無助感」，使他們再也不願意沒有力氣踏入典型工作的職場，對於周遭的人們失去信任、也失去對生命的動力，成為人們眼中「消極懶惰、無所事事」的模樣。
協助這樣的個案，也會發現在他的生活環境裡還有太多焦慮源時，穩定工作、存錢租屋幾乎是難如登天。好幾次天氣變化的前夕，他都因為腰痛、耳鳴與鼻竇炎的劇烈發作而送急診就醫，即便不能確保住進屋簷後就能減緩多少程度，但後來總之在他的身心科醫生同意為他開立身障證明後，我們協助他把戶籍遷到台中、申請了社福補助，在中繼住宅過著團體生活一段時間後，終於租了自己的房子，度過了一段身心狀態漸趨佳境的日子。每天固定作息地到工地報到，還因為自己做得很上手、成為工地裡的幹部角色。只是強迫症的症狀並非消失，而是顯現在其他方面，比如以工作狂的狀態展現。
精神障礙者租屋自立的風風雨雨
忙於日復一日的工地工作同時，T大哥和我的訊息互動卻是捉摸不定，所有不經意的舉動或疏忽都可能刺激到他的傷痛處，讓他傳來一段段語帶諷刺和人身攻擊的訊息。直到某一天，也許是藥物終於壓住他的身心症狀，他會再傳訊息致謝並說「委屈你了，原諒大哥是個病人」，和他的互動充滿了不定時炸彈，最高紀錄還曾經在一小時內奪命連環call撥打四十通電話，對於需求無法被回應也會暴跳如雷、情緒勒索。三天兩頭地傳訊息要以死來問候，無法有病識感地辨認幻覺而天天認為房間遭小偷。
住進自己租屋處生活，代表我們不能再輕易地了解他當天的行蹤或狀態，當他因為工作和生活的多重壓力與疾病的困擾，又重拾原先已戒除的過往習慣：借酒澆愁，我們也只能毫無頭緒地承接著他抒發心情的需求或是外放的情緒表達。
事情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可收拾，他不只是在電話裡鬼打牆地連續一小時抱怨房間遭小偷、房東態度如何，而是在自己房間對著房東和隔壁鄰居大吼大叫、踢房門、飆髒話、放話要自殺。當我們報了警，面對警察的他卻從憤怒或歇斯底里中節制，控制自己的言行，連消防隊員試圖激怒他好來達成強制就醫的標準也是失敗，直到警察離開後又再度打回原形，把租屋處鬧得雞飛狗跳、人心惶惶。
那些新聞裡不受歡迎，在社區中讓人恐慌的精神病人，活生生地就在我們眼前上演，我們也不想把他當成要對抗或趕逐的對象，但每一天我們都可能收到最新狀況，時不時就被他充滿情緒張力的訊息洗版轟炸。
還不確定何時能用什麼方式解決難題時，突然，他就那樣無聲無息的在幾天的失聯中死去，床邊是藥物和酒瓶。門框上貼滿因為焦慮於遭小偷而放置的膠帶。
沒想到一個這麼頑強、自殺過三次、時不時就以死相逼的他，突然就這樣一聲不響地登出人間。這是否真是如他所願呢？他是否感到遺憾呢？死前的他又是在什麼樣的精神狀態下和這個世界道別？對於這場離別，自問內心不得不說是解脫多過於悵然，甚至會想到，如果當初他這麼互動緊密的原生家庭卻被他視為拋棄他的惡者，大抵也是經歷過這樣讓人吃不消的混亂歷程，我們仍舊要接納自己助人的限制，我們從來沒有能夠當誰的救世主。
讓人能有尊嚴地生活、死得也有尊嚴
讓人感到意外的是，生前總是說自己早已孑然一身，和家人斷絕往來的T大哥，當家屬收到過世的消息後，竟會願意在出殯火葬的那一天，家族裡三個家庭近十個家人遠從中央山脈另一頭特地排開工作前來，並仔細地透過我們瞭解發生在他近七年來露宿漂泊的點點滴滴。
回想起來，這兩年的陪伴中，我們所經歷的種種互動忽然都像是陪伴這位大哥的臨終關懷。他的身心症狀也許曾經因為我們的協助就醫而得到控制，他的人際連結也許因為我們鍥而不捨的互動而得到改善，但我們仍不免自我懷疑，如果更早地主動幫他和家人聯絡，結局可能會有所改變嗎？如果不要協助他租屋自己生活，是否就能避免他在房間裡吃安眠藥搭配酒精而無法及時被送醫急救的狀況？
到底那些陪伴促成了哪些改變、那些傾聽達成了哪些療癒，搬進來屋子裡的人會不會過得比在街頭危險？要自問這些還真是難以回答，第一線的助人工作往往沒有快速簡潔的SOP或標準答案可以操作，只能一次次從經驗裡學習或找尋意義。
T大哥是我服務無家者以來第九位過世的個案。他的家人對我們的感謝是：「謝謝你們讓他至少是在屋簷下死的。」讓人能有尊嚴地生活、死得也有尊嚴，也許有時也是我們在努力的事。
「你有信仰、有善念，不要像我們這種精神病人啊。真的就是精神病人，不用在那邊閃東閃西，說什麼身心病，就是精神病啊。有藥吃的時候好好的，沒藥吃的時候就抓狂，傷害自己、傷害別人。像兩種人一樣。」
T大哥終於也從他反覆發病、身不由己的日常中得到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