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瘟疫文學，則當非以《魯賓遜漂流記》聞名的狄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所著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莫屬，它可能是第一部以瘟疫為主題的小說創作。它寫的是一六六五年的倫敦鼠疫，那次鼠疫也橫掃了全歐。　

狄福在之舉學上乃是「第三人稱現在式」這種紀實文體的先驅人物，也是西方小說進化過程中的奠基者，他創造了「比紀實報導還真實」的小說。他寫《大疫年紀事》時，現代預防醫學猶未萌芽，但這樣的限制，反而使得這本小說有了最堅固的瘟疫觀察之內容，也顯示出那個時代基督新教唯理人道主義的進取面貌。英國名作家布吉斯（Anthony Burgess）在為該書企鵝版所寫的導讀中，即評價它為歷史內容和創造想像兩相得兼之傑作，這並非虛譽。　

十七世紀的歐洲，醫學條件落後，瘟疫到來時，「鬼神論」和「天降報應論」仍然當道，而對疫情控制，強制性的殘酷隔離則是萬靈丹。那個時代的隔離，乃是將被認為已罹病者囚禁在自家中，形同讓他們集體自生自滅。而郊區之富人或者舉家落跑，或者即在較為安全的環境下有較大的幸運。《大疫年紀事》，儘管通篇一氣呵成，但實質上則有三大重點，瘟疫初的「鬼神想像」，控制期間的實況，以及作者本身的瘟疫現象之評價。在「鬼神想像」方面，我們可發現到《新約‧啟示錄》裡的「四騎士」意象，長期以來皆主宰著西方的「災難論述」，對瘟疫尤然。倫敦瘟疫前和初，有人看到天空有劍指向倫敦城，慧尾掠空，有鬼怪穿過教堂墓園，甚至有人看到天空有靈柩棺木成行經過，小說的敘述者甚至看到一群人齊聚，抬頭望天，聲稱看到各種異象，而他抬頭則除了雲彩外，一無所見，至於民間猛出預言小冊及各類符咒，也都被作者拒斥，早期基督教唯理主義的價值觀，可謂顯現無遺。在那個時代，能有如此識見，洵屬不凡。　

而在疫情控制的隔離手段上，未書之慘惻實在讓人難以卒讀，狄福廣搜具體資料，將各階段死亡數字一一彙整，將窮人被居家囚禁的慘狀，以及亂葬崗式的掩埋死者也詳細記述。還包括了社會失序的暴行、公權力執行者的殘暴等都寫進了故事中。狄福的小說寫作，其實也等於印證了「壓迫在預防隔離中」的道理。至於在作者評價部分，十七世紀英國新教的人道主義則做了詳細的舖陳。由《大疫年紀事》，現代醫學發生前的那種以道德和理性論述瘟疫問題的進步思想，可謂已極清晰。這部作品在價值上，成了後來幾乎所有瘟疫文學的共同基礎。這也是個人將《大疫年紀事》視為瘟疫文學首選作品的原因。而《大疫年紀事》，當然也可以和與其同時，被認為是英國「日記文學」最重要的倍比士（Samuel Pepys）所寫的《日記》相互參證。　

繼《大疫年紀事》這種第一波紀實型文學創作後，在所謂的「現代文學」裡，以瘟疫為主題者日增。其中，卡繆之《瘟疫》；法國作家吉歐諾（Jean Giono, 1895-1970）所著之《屋頂上的騎兵》；湯瑪士曼的《威尼斯之死》；以及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九八年得主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的《盲目》，均極具代表性。在這些經典之作裡，瘟疫除了是一種現象外，同時也是隱喻或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