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50年前，日本年輕的下級武士已致力於向上改革
以一個世代，打造一個全新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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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它如何從亡國邊緣逆轉勝，全民投入西化改造，
變身傲視全球的經濟強國

1867年8月16日的《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登載了一篇比較中日兩國的文章，其中有這麼一段話：

「這兩國的國民差異極大。一邊是進步主義的典範，一邊是保守主義的化身。中國人喜歡回顧過去，日本人喜歡展望未來。當面臨一項新的計畫時，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如何反對該項計畫，日本人則以極為樂觀與善意的心態迎接任何新點子……。」

這段話充分顯露出當時的西方記者已經察覺到中日兩國在面臨西方文明的衝擊後，所表現出來的截然不同的因應方式。一邊是斷然拋捨舊文明，迎向新文明；一邊是繼續窩在老祖宗的文化遺產中尋求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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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日本在1854年被培里撞開國門之後，只經過了十四年的摸索，便於1868年，由明治天皇代表維新政府宣誓「打破舊來之陋習」、「求知識於世界」（五條誓文）──這無疑是一項引進西方文明的國策宣言。

相反地，為什麼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1842年南京條約之後，經過半個世紀以上的蹉陀，仍見不到全面性的改革行動。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乃至慘敗，翌年簽訂馬關條約，之後，中國才比較清醒過來，才於1898年由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主導變法維新──而且只持續一百天便遭到保守派的反撲而挫敗。

為什麼日本於1871年派遣「半個政府」，花一年又九個月的時間，前往歐美十二個國家，一心一意地吸取西方文明，而二十九年後（1900年），中國政府卻發動了一場貽笑千古的大攘夷行動──義和團事變。

為什麼日本能夠在十幾年之內就摸清楚世界的情勢、自己在這個世界情勢中的處境、以及今後應該努力的方向，中國卻蹉跎了半個世紀之後，還在玩攘夷的遊戲？

作者簡介

呂理州

一九五六年出生於臺灣，日本國立一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曾任職《工商時報》撰述委員。著有《日本戰後經濟史》、《上杉鷹山傳奇》、《改造日本的啟蒙大師》，譯有《股市之神是川銀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