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歐洲「勞工天堂」也經歷過不准罷工的年代

「這次華航機師罷工事件，我發現網路上資訊超級亂。」T女說。

S女點點頭。「是啊，我最大的感覺就是資方的各種放話，混淆視聽，試圖把機師貼上『貪婪』的標籤。然後媒體把機師罷工貼上『藍綠惡鬥』、『陰謀論』的標籤也不惶多讓。

然後不意外的是因為罷工的是機師，就一定會聽到『不爽不要做』、『別人比你更辛苦都沒罷工了』的說法。」

T女嘆了口氣。「老實說，我對很多勞方抱持『不爽不要做』、『別人比你更辛苦都沒罷工了』的說法覺得很疑惑耶。因為罷工要承擔的壓力其實很大，例如勞方跟資方比起來，資方可以一個月用其他方式去讓公司業務可以持續進行，有經濟壓力的勞方卻很難一個月沒薪水，特別是薪水越低的更經不起。

也就是說，高薪的勞工某個程度上比較有本錢承擔罷工的風險，但如果連高薪的勞工罷工都爭取不到權益。那更不要講低薪的，那是想罷工都不用想。那為什麼這些勞工反而會反對罷工呢？」

「恩，如果那些人有想到這些，自然就不至於反對罷工了。我覺得真正的原因，是人性裡面本來就有『嫉妒』、『見不得別人好』的黑暗面。所以你看資方或是反對罷工方，很多人就會用薪資批評，說這些機師薪水很高，罷工爭取更好的權益是『貪婪』。這會觸動到其他人心裡那種『見不得別人好』的黑暗面，於是就有這些批評了。」S女說完喝了一口咖啡。

「我有時候會想，那為什麼在國外，例如德國法國，他們人民就對罷工比較友善呢？難道真的是因為他們的人民素質比較好嗎？」

「我以前也有『是不是人家人民素質比較好』的這種想法。但這幾年我慢慢有個感覺，人家之所以對罷工相對友善且習以為常，其實是整個社會在經歷多場罷工的過程中，一次又一次反思的結果。」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T女搖搖頭。

「以法國為例子，他們也不是一開始就允許罷工的。在1791年法律還明確禁止同業集會結社，1864年才承認結社權。罷工權則是二戰結束後，1946年在憲法裡寫到『罷工權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行使』，這時候才變成公民的法定權利。」S女說。

「這樣說起來，我們是今天看到他們已經對罷工習以為常的樣子，但如果把整個罷工史拉出來看，他們其實也經歷過認為勞工不該罷工的年代。」T女說。

「是啊，你看從1791年到1864年歷經幾年？73年耶。任何的觀念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建立的。所以在感情上，我其實可以理解那些因為『嫉妒』心態而仇視高薪者認為他們憑什麼罷工的心情。那就是人性使然而已，我相信在法國的歷史上，一定也走過這個歷程。

但是罷工權能否成為我們覺得重要且必要的一種價值，重點就在於這些人是否可以在『嫉妒』心態過後，回頭再多想一點點：因為『見不得別人好』的心態，衍生對罷工行為的反對，到最後對整體勞工權到底是好還是壞？這個思考過程，我覺得是每個社會都得自己走過一次。」

T女點點頭。「你講這個會讓我想到一句話『歷史的推進不是一個人往前走一百步，而是一百個人往前走一步』，對於公民權的思考，其實也是一樣啊！」

「是啊，所以我現在會抱持的想法是，當然可以嫉妒，當然可以不爽別人憑什麼罷工，但是嫉妒完不爽完以後，我們是不是可以試著再多思考一點。社會制度可以經由別人的經驗直接學習跟一定程度的挪用，但對於思考制度造成的影響要如何改進，以及公民權利的使用與反思，卻是沒有捷徑的。

台灣其實算很幸運，有很多的國家的經驗可以作為參考。法國以前為什麼要走那麼多年，是因為沒有太多外國經驗可以參考，很多事只能靠自己摸索。但重點還是，台灣的公民們是否願意一起思考這些問題？如果只淪為各種情緒不滿的指控，說真的也枉費我們活在這個有很多參考資料可以找來看的年代。」

本文獲蒂瑪小姐咖啡館授權轉載，原文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