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花五週年】議場糾察組長黃燕茹：我的「運動傷害」來自社運參與者互相攻擊

採訪：鄭琇文、吳奕柔
撰寫：徐連毅
編輯：吳奕柔

運動與鏡頭前後，黃燕茹都是318運動不應被忘記的面孔之一。在關廠工人案、華光社區案與苑裡反風車運動中，黃燕茹逐漸踏入了所謂「社會運動」的社群，從工運到居住正義的倡議，黃燕茹從未忘記關懷台灣這塊土地。在318運動時期任糾察組組長的她，是那一批「組長與指揮」中少見的女性身影；運動過後她進入民進黨工作，成為一位青年政治工作者。從社運到政治，在318運動過後五年，她的視角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示與經驗？

（按：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本篇稱呼太陽花學運皆改稱以318運動。）

檢視糾察組在學運的位置

糾察線本是一種罷工中的運動形式，是來自工運的技巧，在野百合學運中扮演隔開學生參與者與非學生聲援者，以保持學生運動「學生本位」的角色；近幾年的社運會有對糾察線的討論與爭議，來自於公民1985行動聯盟重新引入具約束力的剛性的糾察隊，並採用在大型民間社運。

黃燕茹認為，在最一開始的反服貿抗爭中，衝入議場的「衝組」們（按：指社會運動中負責身體衝突、直接對抗的第一線分工角色）在一開始並沒有長期佔領的打算、也不算有充足準備的運動，所以在佔領第一天的分工中，是隨機且按照過去運動慣例的分工，「當時大家是很迅速直接地分配自己認為適合的工作」。而她作為衝組中少數的女生、具代表性，又因為有過去兩三年的運動經驗累積，順勢成為這個小組的組織者。

然而，在她領導下的糾察隊，並非一開始就具有「糾察、維持秩序」的功能，這些分工都是在持續佔領、變成長期抗戰後才區分出來的。在一開始，議場內部相當混亂，黃燕茹大多都在處理對外發言、議場內外的物資暢通等事宜；到第四天才確定相關的工作及業務分配。黃燕茹稱，她的領導風格是會尊重「有經驗的前輩」，不會直接分配工作。

然而，學運中的糾察組也有備受運動參與者爭議的地方，包含糾察組的「不積極糾察」、濫發工作證、率先退場等。對此，黃燕茹則有一番見解和說法。她稱，最早糾察組希望進出議場能查驗學生證，但很早就廢除了，原因是這場運動並不能算是「學生」獨自發起的，許多NGO與非學生身分熱心公民，共同構築了這個運動。她認為不積極介入、攔阻或驅離運動參與者的決策是正確的，因為運動的權力中心應該要是能更新、能受挑戰、能夠被替換的，無論是不驅離參與者、發放工作證等，她都是為了這個理念而在決策。而黃燕茹和所帶領的糾察組在學運中並未積極介入決策團隊的辯論或爭執，不僅沒有對講機、更甚之是在323行政院事件前後沒有辦法參與決策過程、糾察組僅能討論退場時點而非是否要退場，也無法理解決策團隊對於事件的討論細節。

在學運期間，黃燕茹和糾察組頗受爭議的另一件事就是「放行」王奕凱進入議場挑戰決策團隊做的退場決議。黃燕茹因為這件事被許多參與者認為是「防守失敗」，但她認為她將運動的形象與成敗置於人際交情之上，退場決策不能被認為是「不受挑戰」的。當王奕凱進入議場時，她就已經知道他要做什麼，但是黃燕茹的信仰是參與運動者的預設都是為了好的良知而參與，以運動為優先，她才做了放行的決策。「糾察組在整場運動比較多其實是在協調與判斷，不是在糾察和攔阻。」她說道。

作為一個糾察組組長，黃燕茹或許是一位不稱職的「社運糾察」，但她對於這場運動的理念及認知也不容被忽略，糾察作為存在就有爭議的一個社運功能分組，黃燕茹扮演這個角色，確實展現出了別樹一幟的組織方式與風格。對她這樣一個認為「決策圈的界線還是要設立，不能永無止盡的開放」的運動組織者，黃燕茹卻展現了突破議場「內與外」討論框架的觀點視角，或許在社運中民主決策與決策機制檢討的持續論辯中，她的意見與經驗能給出不一樣的一點聲音。

女性在強調「陽剛展演」社運中的困境與突破

此外，作為社運中的女性，在學運期間黃燕茹也觀察到某些「社運女性」的困境，舉凡在學運中，在抽菸、喝酒場合來做決策的習慣，可能會讓普遍沒有吸菸、飲酒習慣的女性遭到隱性排除；或是女性普遍在衝組中被隱身，具有進步主義思維的學運，還是有傳統性別劃分的問題。她認為「冥冥之中妳會感受到聲音要放大才會被聽到」，也因此她反對透過抽菸、喝酒場來決定事情的常態。她也分享了一個學運中的小插曲，有位知名的NGO女性領袖偷偷和她說：「幸好有你，不然糾察組長都是男的」。這也讓黃燕茹覺得以性別的觀點出發，自己在學運中的存在意義比較像某種指標。

黃燕茹覺得，在台灣的社運發展中，工運和獨派運動中女性遭到邊緣化的程度最高，原因是這些社會運動組織或場合中的權力集中程度也相對高，可能也有較多「陽剛、激烈衝突」的展演。但是她也認為隨著時代的發展，諸如女性空服員罷工等事件的引入，女性在社運圈的地位也有所改善。

性別議題究竟如何在社運激烈且充滿張力的場合中被彰顯、女性在社運中如何成為一位「合格的參與者」？黃燕茹認為，社運中的女性有一個特點在於「撐得很久」。她以自身經驗指出，女性的憤怒會持續更長，有些男性則是在發現場內沒有人在乎自己，就會離開，而女性較不會有這種狀況。黃燕茹也對於「迷妹」（按：指因為欣賞或迷戀特定社運人士而開始關注或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性）的發展前途很看好，尤其在看到偶像破滅，就會萌生出「算了我自己來處理」的想法；她指出，因此在議場內待到最後、或待較久的人而言，女性佔了較多數。或許這也是在社運參與者中，作為女性的優勢與突破。

運動過後：檢討與療傷

在318運動過後五年，有許多對運動策略、運動倫理的檢討，近期的紀錄片《街頭》即為一例。

在323行政院事件後曾發文質疑整場運動的黃燕茹說，事後對於策略及倫理上的檢討已經太多，也有對「社科院派」的不諒解、「323行政院事件」是否必要等探討，但其實在當下，有許多拉扯的模糊空間。例如323行政院事件造成很多人傷害與分裂，但是卻大大提升318運動的國際知名度、也延續了運動的氣勢和生命；對於義務律師團，事先告知可能會使消息走漏或甚至成為「共犯」的法律疑義，但是若未告知可能會無法在第一時間獲得法律保障，這些就是一種策略與倫理的持續論辯。

而作為參與者，或是組織者、領導幹部，思考的面向都會有所不同，黃燕茹就指出，作為領導者，她確實要「為群眾想」，衝場前特別要說明，例如考量群眾身份是僑生、未成年等可能就不適宜站在第一線；再來是被逮捕後可以聯絡誰。但她也覺得參與運動、前來支援的人要對自己的狀態自我覺察，因為每個人狀態都不太一樣，運動領導者沒辦法幫所有的人想參與者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強度。

而至於對於社會運動參與者在運動過後的各式傷害，黃燕茹坦言運動傷害是必然的，而整場運動過後的心理壓力、人際關係摩擦，都使許多人至今無法復原。但黃燕茹也特別指出323行政院事件的參與者在整場運動中的特殊性。她指出，這些參與者的運動傷害可以分成肢體上與心靈層面的，更多是混雜的綜合傷害；「很多人當下被打得很慘，以致沒有辦法接受，當時確實很多人沒有想到323會被打得這麼慘，但是現場你也不知道要跟誰講，就積累著。」黃燕茹表示。她也認為，323行政院事件的參與者最需要的就是正名，要肯定323行政院事件對於運動的正面幫助，並深刻感謝參與者，但她也肯認，當然有些人會不甘心，覺得不值得，這些都是必然的結果。運動時間一拉長，每個人都在付出社會成本，無論是情感、家庭、還是課業方面。

「傷口永遠都在，不會癒合，但你會慢慢比較圓融，下一次發生事情，就會察覺到是什麼事件，要怎麼去面對」黃燕茹對自己的運動傷害是這樣看的，「但當然，每個人的運動傷害可能都不太一樣，有些人可能是挫折感，但其實我的運動傷害是來自社運參與者互相攻擊比較多，像我們這種在用生命在做議題，很多人會直接切割，要習慣這樣的事情。」她有些無奈的表示。

黃燕茹也分析了318運動中的權力分布問題，其實並非容易解決、而是一種大哉問，由於當時各組事務繁雜，幾乎無意與九人決策小組「爭權」、甚至也都不知道裡面在做什麼、在討論什麼。相反的，「真要指出一點，是資訊而非權力的斷裂才是重點」她說道，「資訊傳遞的不完善、不完整，才是應該要改善的部分」。

黃燕茹也說明了NGO和學生聯席會議，學生端很常沒辦法配合，因為當時非常疲累，也曾經有運動幹部昏倒過，每個人都變瘦、加之於外界的輿論壓力等，但是NGO組織又有非常多的知識和經驗，會很想建議學生怎麼做。

同時，每個組織者的體力與知識在當時都達到極限，以至於在決策上都不是個人說的算，她也坦承，就以黃燕茹自己本身，處理和協調事務，已經讓這位糾察組組長夠焦頭爛額，自己也不想一直待在議場內，「不然真的會發瘋」。

但是黃燕茹也認為，相較上一場大型學運——野百合學運，318運動的組織方式已經較為民主。她分析道，若是以野百合的組織方式，拉到現在會死得蠻悽慘，菁英決策在當代社運已經不可行，組織者都知道以前和現在的社運領導完全不同，你必須從指揮車、指揮台上，下來跟群眾談，才有下一步的可能，也才有領導的正當性。她也說道：「真的要問為什麼要有領導者，應該要問人民吧，如果所有人主動性都高，就不會有所謂的領導者，因為其實他們（按：林飛帆和陳為廷）在裡面也不是知道或決策所有的事情。」黃燕茹邊說邊笑。

為了理想也為了麵包：青年投身政治

在運動過後，被啟蒙、或是認知到新事物的學生與參與者們，有許多人投身政治工作、參選、做幕僚、進入政府機關，與他們曾經對抗的國家機器為伍，無論是實作、或是監督，黃燕茹也是其中一位。作為曾經在華光社區、在苑裡鄉間、在立法院內對抗國家機器冷酷作為的社運參與者，她的動機是什麼，她又要如何調適、並如何回應「夥伴們」的指責？

「那時候就是我需要工作，公民組合很多是師生掛，我也不是那個科系出身；而後來老師們就吵架了，我也不想加入老師們的戰爭，我認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更關心青年參與的事情」，黃燕茹簡單的說出她的動機，理念與生計兼具。

她指出，在318運動過後不久，民進黨曾有大規模的攬才及更替黨公職的行動，很多人在那時候也陸陸續續加入民進黨，但大家的職位並不是穩固的，因為許多青年進入民進黨後也受到派系消磨，雖然在當時民進黨看起來非常「進步」，但內部運作也不是那麼開放的。

在民進黨黨公職的工作中，黃燕茹坦言她很明確就是站在「黨內社運那掛」，隨著謀求一職的社運參與者因調性不合陸陸續續退出、離開，黃燕茹則是說，因為她所處的整個辦公室也都是經由社運再轉往政治體制發展，是屬於比較進步派的辦公室；她認為並不是所有運動參與者都適合她的路線，要同時有進步派思維，又在保守派與進步派共融的政黨中工作，需要一些天賦和機運；她另外也指出，不然就是要像王奕凱這樣草根、直接投身社區事務與選舉的人一樣，才能過得較為自由。

「很多人都需要一份兼具理想的工作」，黃燕茹微微的感慨，「但不認同的人也就少有聯絡了」。這或許是318運動後投身不同黨派工作的人，所面臨到的共同處境。「因為很多社運參與者看到夥伴進入民進黨之後會改變，那我要如何去讓他們相信我還是原本的我？」她微微的笑說，「就是我自己的問題了」。

學運世代政治工作者，如何解讀2018大選結果？

318運動過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2014、16大選陸續交出地方和中央執政權，沒想到，短短兩年後，2018年國民黨又奪回諸多地方縣市，並挾著幾乎篤定執政的氣勢，迎戰2020年中央選舉，對於這種過程，作為318運動的幹部、現今又是立委助理的黃燕茹如何看待這種過程？

對於民進黨敗選有許多原因，黃燕如坦言她沒辦法全面點出，但是她指出當時318運動的參與者對民進黨有許多支持和期待的感情，現在已經沒有了，新興小黨的出現也讓群眾沒有非民進黨不可的選擇；個別議題戰場不斷削弱支持者的基本盤，如空污、勞基法等；婚姻平權也沒有拿出應有的態度和堅定的立場，最後就是兩面不討好。「許多戰線齊發，反而卻被輾壓。」黃燕茹說道。

而黃燕茹也提及，現在社會對於大型社運的支持度及動能也沒有2014年時期高，最大動能的族群開始工作、結婚生子，參與率本來就會降低；這次選舉的結果其實對於社運圈來說是一次警惕。對於她自己，黃燕茹則認為再一次的認知到「我們還是很少數，對我來說比較好一點」。

她指出，很多人第一次接觸社會運動就是318運動，但對於她而言，則是經歷過一段沒什麼人理睬的運動時光，到選舉結果出來的這時候就會知道保守勢力其實一直都在，但沒有很令人意外。但隨即看到社運中各路線還在互相吵架，就會覺得很疲憊。「我們都說318運動是準戰爭狀態，很多NGO在當時有些過節，但大家都放下、來加入運動，共同去反對一個萬惡的國民黨、資本主義、中共，是種種刻板主義的集結體」，至於現在呢？「2016民進黨一選上，我就知道接下來是社運的冷凍期。」黃燕茹說。

這次選舉也有中國因素介入的痕跡，對此，黃燕茹則認為，中國的政策已經不是採取先前國民黨執政的手法。她認為，中國知道沒什麼用，所以化整為零，重新展現中國是個進步的國家，不論是文化、還是經濟層面。所以五年後的年輕人世代會認為中國狀態很好，就不會想去反對。黃燕茹想對當下的年輕人提醒，對於自己意識形態的犧牲要有意識和自覺，像是英國脫歐，很多人都沒想過真的會脫歐。連318這種如此大型的社會運動，都沒有辦法撼動台灣社會的保守本質，雖然認知到這件事會感到相當沮喪，但黃燕如還是期待現在的青年們能多關注社會議題、並在自己所處的位置上戰鬥。

最後，黃燕茹嘆出自運動以來，心中的感言與觀察：「我想讓318運動的經驗隨著時間被遺忘，人民對切身的生活比較在乎，這是人之常情，我也沒有覺得大家一定要為進步價值奮鬥；但是，總是要知道自己想要有什麼樣的社會環境去生活，如果你認為民主是不可缺少的、自由是不可缺少的，那就要再想想，我們這種離不開台灣的人，要活在什麼社會制度裡面。」

她說這些話時，是用相當輕鬆、卻也聽得出帶有一絲沉重的語調。這場運動帶給她的，不僅僅是一份運動經驗、揮之不去的傷害、過後因緣際會的工作，也有著那份現實化的世故。我們和她揮了揮手，並目送她轉身離去，之後她仍要至立院上班，以同樣的身軀，走進一樣的空間，但她的心境與身分已經截然不同。當年的糾察組長已經不再，運動總會過去，她留了什麼下來，恐怕也只有她自己、藏於內心最深處才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