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仲敬《滿洲國》：如果我們用發明「漢族」的形式，發明一個「拉丁族」

文：劉仲敬

日本史書中的滿洲海盜

在渤海國如日中天的時候，內亞草原上發生了政變。這次政變發生在李德裕在唐國擔任首相的時代，就是葉尼塞吉爾吉斯人摧毀了回鶻人在蒙古草原上的政權，使大批的拜火教徒和伊朗技工四散奔逃，有很大一部分進入了滿洲和渤海境內。圖們江和松花江沿岸的雙子城在這一時期達到了最高峰，說明渡來人的數量在這一時期達到頂峰。然後，蒙古高原上的混戰使在回鶻時代由拜火教商人和敘利亞基督教徒建立起來的那些城市遭到了相當大的打擊。這次政變導致了滿洲西部的契丹人的崛起。契丹人之所以長期以來一直倒霉，就是因為東面的渤海人和西面的突厥人以及突厥人的繼承者回鶻人兩面夾擊、不斷打擊他們的緣故。現在他們最大的壓迫者垮台了，他們一下子就振作起來了。而他們振作起來的結果對渤海是極其不利的，因為他們在西邊，離內亞更近。可以說，他們把輸液管掌握在手裡面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切斷內亞對渤海宮廷的輸入。

這樣做造成的結果是：渤海宮廷不斷向東、向北遷移，但是宮廷文化製造出來的那些軟弱的王公貴族又鬥不過黑水部落強悍的封建武士，因此在這兩面夾擊之下變得越來越弱小；而契丹人完全控制內亞輸液管以後，漸漸變得日益強大，在征服渤海以後，把渤海律令制國家那一半享有的資源完全遷徙到自己的東京城內，然後模仿渤海的五京制，建立起了自己的律令制國家。但是，渤海國內屬於黑水聯盟和屬於封建領主那一部分不但沒有受到打擊，反而獲得解放了。對於他們來說，這意味著經濟上的壓迫大大減少了。過去在鹽州貿易當中，他們要接受渤海人的監督官。雖然日本人很懷疑這些監督官到底能夠發揮多大的作用，因為這些監督官經常要被黑水人（也就是女真人的祖先）狠狠地打，但是毫無疑問，他們分成還是要分的。沒有這些人，圖們江航線就變得非常自由了，全部或者至少是更大份額的利潤都要歸這些黑水人的聯盟了。

與此同時，大致上在渤海人的律令制國家瓦解的同時，京都的律令制國家也走到了窮途末路，關東武士崛起。隨著我們都熟悉的源平大合戰，使京都公卿的權力縮小為陰影。在這個時候，日本的史書上出現了所謂的滿洲海盜浪潮。滿洲海盜浪潮說明什麼呢？因為這些記錄的記錄者顯然是京都的公卿，這就說明京都的朝廷和龍泉府的朝廷在衰落以後，以滿洲人為主體的那些海上商隊變得不受控制了，他們首先經營起走私貿易來了，然後在京都朝廷的官員企圖向他們要錢的時候，他們公然反對朝廷，而且還把朝廷的官員給打跑了，朝廷居然打不過他們。我們要注意，後來的倭寇是什麼？倭寇就是吳越走私商人和日本走私商人的聯盟。因為明國朝廷想要壓迫他們又壓迫不下去，所以就汙蔑他們是倭寇。

所有的相關考古學記錄都顯示，滿洲貿易比京都律令制國家產生的時間要早得多，在京都律令制國家不復存在以後仍然存在。也就是在京都律令制國家衰落的這個關口，突然冒出一撥滿洲海盜，那就說明什麼問題？以前沒有滿洲海盜，就是因為京都的朝廷和龍泉府的朝廷一樣，能夠壓得住這些滿洲貿易者，讓他們不敢走私，乖乖給朝廷交錢。以後的鐮倉幕府時代沒有海盜是什麼意思？不是說貿易消失了，而是說朝廷已經不復存在，貿易已經掌握在分散的商人和分散的武士集團手裡面，所以已經不存在走私貿易的問題了。

因為大家都是走私貿易者，已經沒有一個可以鎮壓走私貿易的朝廷海關了。既然大家都是走私貿易者，所以也就誰都不會把誰叫做走私貿易者，因此大家也就用不著相互罵對方是海盜了。也就是說，它進入了一個封建體系之下的自由貿易時代，這個自由貿易時代導致阪東武士的財富和技術都突飛猛進。而所謂的女真海盜，正是從上京和京都兩朝廷的統治貿易時代轉型到阪東武士和黑水聯盟的自由貿易時代中間發生的事情。顯然，勝利者是海盜，也就是說，勝利者是走私商人。

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像沙伊金古城這樣位於滿洲東部的市鎮有了最大限度的發展。他們在遼國的歷史記錄中完全沒有存在，說明遼人對他們的管制能力比起渤海人和高句麗人還要差得多。正是因為這樣，遼人的統治對於滿洲來說意味著進一步的解放。可以說，遼人就像是鐮倉時代的朝廷一樣，以其衰敗，最大限度地造福於滿洲。照遼人的記載，所謂女真部落不能滿萬，滿萬不可敵。這個當然不是事實，因為所謂的七大部落或者九大部落實際上與其說是部落，不如說是各個渡來人集團和各個土族集團形成的封建聯盟。只不過官僚機構會把所有跟官僚機構不同的政治管治形式都稱之為部落，以便蔑視對方、實現自我優越感。這些聯盟當中的大多數都有三千人到七千人的武士，所以加起來早已超過上萬了，不可能存在什麼女真不能滿萬、滿萬不可敵的說法。只能說，遼人對他們的記載是把他們每一個單獨的集團分割開來計算的。

這些集團從血統上來講，跟後來自稱滿洲的滿人有直接的繼承關係，跟以前自稱為高夷人或者貊人的高句麗先民也有直接的傳承關係，跟漢帝國、晉帝國和東亞諸帝國統治下的遼東半島的各豪族也有直接的關係。我們不要以為，在漢字的世界裡面把他們寫成不同的形式，他們就是不同的人了。這話的荒謬之處就等於是說，突厥人和土耳其人是兩個不同的東西，土耳其人是土耳其人，突厥人是突厥人。其實看英語的話，「Turk」既是土耳其又是突厥，只是在漢語中間被翻譯成兩種不同的方式而已。蒙古、鮮卑或者其他諸如此類的部落，在漢語當中也有很多種不同的翻譯方法，實際上是同一撥人，像是「雷根」和「列根」一樣。他們跟東亞人接觸的時候，東亞士大夫沒有發現他們是同一撥人，每一次碰到他們的時候都給他們加一個新的翻譯名詞，你就以為他們是不同的人了。

同時，帝國統治下的遼東居民除了極少數的、人口不會超過十萬分之一的官僚士大夫以外，基本上還是滿洲的土族民。而官僚士大夫的特點就是，他不是像商業移民集團或者拓荒者那樣來了以後就住下了，他來是為了刮地皮的，刮完地皮以後就會滾蛋的，所以他的流動率是很高的。無論是在漢國的樂浪，還是在近代明國或者清國的閩粵，大多數做了官的人都會刮了地皮跑到別的地方去，很少會在原地留下來的。而本地的在帝國衰亡時期崛起的豪族，實際上跟後來的女真人是同一批人。

如果用漢族發明的形式發明拉丁族

「女真」這個詞如果換成拼音文字的話，跟「金」是同一個詞，「金」則是指一條河流的名稱。寫成漢字就是「烏孫」兩個字。在先秦漢字中，「烏」和「公」這兩個字的發音是相同的。所以，遼東公孫康、公孫淵他們這撥人，就是跟曹操和司馬懿曾經打過仗的那一撥人，他們是公孫氏，其實他們姓的就是金。「公孫」就是「烏孫」，「烏孫」就是「金」，「金」就是「女真」，「生女真」就是「滿洲」。這幾個詞在漢字中間差得非常之遠，像是「蒙兀兒」和「蒙古」、「土耳其」和「突厥」一樣，好像是不一樣的。但是如果用拼音文字寫的話，只有一點點尾碼的差別，基本上是同一個詞。

當然，公孫氏必然是學了漢語，接受了一些帝國文化，跟漢帝國的遼東官吏打過長期交道，才能夠像是竇憲他們家族在帝國衰落的時候接管河西一樣，在漢帝國衰落的時候篡奪地方政府的權力，把遼東半島和樂浪郡掌握在自己手裡面。他們跟松花江外完顏部落的那些女真人或者金人的關係，差不多就像是比如說今天湖湘被劃分為土家族的高地部落和湘潭城裡面居住的低地人一樣，血統上是一樣的，只不過低地人被帝國統治了多年，已經學會用官話了，還給自己取了很多漢姓，姓甄、姓項之類的。但是甄和項代表的都不是一個音節，而是幾個音節。他們其實跟山上那些姓氏發音是幾個音節的生番是同一家。生番和熟番的區別不是基於血統上，而是政治和文化的歸屬。

比如說，「哥白尼烏斯」（Copernicus）是義大利人嗎？不是的，他是波蘭人。為什麼他叫「哥白尼烏斯」呢？因為他是一個知識分子。知識分子也是讀書人，不能因為我是一個斯拉夫蠻夷我就不讀拉丁書了。我是一個很有學問的人，我讀了拉丁書以後我就要抬高自己身價，於是我叫自己「哥白尼烏斯」。「哥白尼烏斯」和「哥白尼」（Kopernik）有什麼不同？「哥白尼」是波蘭語，但是加上「烏斯」的音節以後，我就變成一個拉丁人了。

如果你按照梁啟超發明中華民族的方式來說的話，啊哈，哥白尼是一個拉丁族人，他是用拉丁語的，就跟史思明的後代或者李世民的後代一樣。李世民和龍雲都是會寫漢字、會講漢語的人。我們不能說是，李世民他們家原來姓大野，龍雲他們家原來姓納吉，就說他們不是漢族了。他們只要寫了漢字，在漢語史書上扮演了角色，那麼他們的子孫後代都被劃分為漢族。於是，東亞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五是漢族，只有百分之五是蒙古族。蒙古或者內亞各部族雖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口、但是占據了一半的土地，而擁有百分之九十五人口的漢民族卻只占有另外一半。

哥白尼是拉丁族，歐洲最大的民族是拉丁民族。拉丁民族占歐洲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但是只占歐洲領土的一半。其他那一半領土在誰手裡面？在日爾曼人的手裡面。日爾曼人分為外日爾曼人和內日爾曼人。外日爾曼人始終是蠻族，不服王化，所以也沒有拉丁文記載的像樣的歷史。內日爾曼人學會了拉丁文，服了王化，然後他們征服了拉丁人的羅馬帝國，建立了內日爾曼人的神聖羅馬帝國。從此以後，他們也融入了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的歐洲民族大家庭。

聽到這一套歐洲史論述，我們會不會覺得有點荒謬呢？但是這就是民族發明學的奧妙。有很多糊塗人以為東亞的歷史跟歐洲的歷史有本質上的區別，其實這個區別有一多半都是民族發明學的敘事方式不同造成的，同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敘事方式中會完全不一樣。從辛普森案件就可以看出，案件是同一個案件，但是在檢察官的口裡面，辛普森是一個只懂得打老婆的萬惡壞男人，殺人兇手十有八九是他；而辯護律師則把辛普森描述為一個溫良恭儉讓的大好人，面臨著不公正的社會，奮力為自己殺出了一條血路，然後由於不公正的社會偏見，遭到了極為荒謬的誣陷。請問，誰的故事是最真實的版本呢？

我們得說，正如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那部小說上描述的那樣，人類瞭解的事實是有限的，而同樣有限的事實，可以編出幾種不同的敘事方式。從人類的認知能力來看，沒有辦法判斷在這其中，到底哪一種敘事方式比其他的敘事方式更真實一些。從有限的實證主義證據來講的話，現有的殘缺不全的這些證據可以同時支援這幾種敘事方式而不出現明顯的矛盾。

按照中華民族或者漢族的構建方式，那麼我們可以說，今天的波蘭大部分人口都是拉丁族，因為他們都是像哥白尼這樣的學過拉丁語的知識分子教出來的，也都是由像雅蓋沃這樣學過拉丁語的王公貴族統治的。按照漢族的發明方式，如果李世民這個鮮卑人講漢語講得比較好，那麼唐國統治下的臣民理所當然都是漢族。根據這個邏輯，雅蓋沃這個斯拉夫人講拉丁文講得也很不錯，所以波蘭和立陶宛統治下的臣民當然也都是拉丁人。只有不服王化的極少數沼澤地的普魯士部落，因為是波蘭國王和立陶宛大公管不著的，經常跟波蘭國王打仗，這一批人才是斯拉夫人。斯拉夫人的人口不可能超過波蘭王國的百分之五，波蘭王國的絕大多數人跟義大利人一樣是拉丁族人，正如湖湘尼亞的絕大多數人跟河南人一樣都是漢族。這個邏輯是顛撲不破的。

歐洲人之所以沒有這麼說，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組織形式或者說是民族發明模式沒有走這條道路。如果我們一定要按照跟漢族一模一樣的發明方式去發明一個拉丁族——順便說一句，我們都很熟悉的小拿破崙，路易．波拿巴，也想要通過這種方式發明一個拉丁族，由他當皇帝，統治大半個歐洲。波蘭人也是拉丁族的一部分——從實證主義的意義上，它是沒有任何毛病的。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滿洲國：從高句麗、遼金、清帝國到20世紀，一部歷史和民族發明》，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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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仲敬

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
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
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本書的滿洲國，不是狹義上1932～1945年日本扶植下成立的「滿洲國」，而是廣義的概念，指的是歷史上在滿洲這片廣袤土地上建立的各個政權、它們之間的憲政演變關係、及可能被建構出來的民族共同體。

因此，本書跳出古代東亞的王朝譜系和20世紀的中國中心正統觀，也不以「東北」這種「地方」身分來書寫，而首次以「滿洲」這塊土地為中心，縱向書寫它從上古時代到20世紀的二千年歷史，並橫向剖析它的獨特性和憲制演化。

本書並非是一部嚴格意義的通史。作者的關切點是從憲制的角度分析滿洲國家的歷史演化。比如作者認為，高句麗自身的政治組織，最初是比較鬆散的專業集團聯盟，其王權隨著軍事和戰爭而加強，逐漸變成軍國主義和封建聯盟體系並存的二元國家。高句麗在和唐帝國爭奪朝貢體系的主導權而失敗，意味著東北亞取代內亞而主導東亞（中國）的過程，要往後三百年才由遼金部分實現。渤海國則是高句麗的後繼國家，也承襲了高句麗的二元性。

本書是劉仲敬「民族發明學」理論架構下的產物。民族發明是一種17～20世紀的全球現象，民族發明的結果，是現代意義的民族國家在政治上取代了過去的封建王國和帝國。最初發生在西歐、比如英法德的民族發明，引發了鄂圖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崩解，從而在歐洲出現一系列新興民族國家。在東亞也是如此，滿清帝國朝貢體系的瓦解，導致亞洲東部出現了中華民國、蒙古國、東突、北韓、南韓、滿洲國等新興民族國家。梁啟超發明的「中華民族」，就是現代中國想承接大清五族共和的疆域和遺產，打造民族國家而使用的政治概念，本身也是民族發明的一部分。然而中華民族本質上是一種「帝國超民族主義」，它試圖整合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族群而打造現代民族國家，難度巨大，故產生種種問題。

作者認為，從滿洲的地理、歷史和憲制演化來看，「滿洲民族」具備豐厚的基礎和一致性。而從這一視角窺探滿洲，也發現藏在考古發現和漢文史料下面的「另一種滿洲史」，比如高句麗和唐國爭奪朝貢體系主導權、比如契丹和渤海的關係猶如國共對峙、比如「Easy Money」使勃極烈制度由盛轉衰、比如「滿洲大憲章」的覆滅和政治自由的喪失，等等，完全顛覆了我們的慣常認知。這也是本書作為歷史書寫的獨特之處。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