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神邏輯：巴黎聖母院大火是「火燒圓明園」的報應？

巴黎的標志性建築物的巴黎聖母院（Notre Dame）發生大火，最高的尖頂被燒毀，損失慘重，「整個法國為之悲哀。」

巴黎聖母院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6至7世紀。到了10世紀的時候，已經成為法國的宗教中心。1160年，巴黎主教蘇利（Maurice de Sully）計劃重建教堂，1163年放下第一塊基石，這就是現在的巴黎聖母院的開始。巴黎聖母院在1260年大致建好，是歐洲保持至今最早的哥德式大教堂。歐洲大教堂的建築大都曠日持久，巴黎聖母院還算建造得比較快的。目前標志性的「雙塔」就在1260年已經存在。這次燒毀的尖塔在19世紀加建，相對而言，價值還不那麼高。這算是不幸中的萬幸。

在巴黎聖母院大火中，發生的爭議性有幾種。第一是美國的川普（Donald Trump）抨擊法國救火方法「不科學」的言論；第二是有右翼分子散佈的「穆斯林縱火」言論；第三，有人認為西方媒體在報導類似事件的時候，關注度不一，比如巴西博物館被燒，關注度就沒有這麼高，說明了西方媒體的「虛偽」。最後是有關巴黎聖母院被燒的「報應」論。本文討論最後一個話題。

對巴黎聖母院這個級別的文化遺產被焚，大多數非法國人的第一反應都是可惜。但幸災樂禍的人也不在少數。比如在中國輿論場，很多人認為這正是法國當年「火燒圓明園」的報應，在其他一些國家也有人認為，西方（包括法國）搶掠了很多殖民地的文物，這也是一種報應。

把巴黎聖母院被焚和火燒圓明園聯繫起來是很奇怪的邏輯。

圓明園變成後來的樣子，不能完全怪在法國人頭上。

圓明園固然在1860年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聯軍搶掠和焚燒，但具體的「分工」卻不同。法軍是首先搶掠的，英軍則是「焚燒」圓明園的元兇，法軍反而是想阻止焚燒的一方。而且現在我們看到的圓明園遺址的殘破面貌不是當年焚燒之後的產物。當時圓明園沒有徹底被焚，根據事後的内務府報告，很多建築尚保留，諸多的花木假山門戶橋梁等還完好無缺。圓明園還是皇家園林，經過小規模修理後，慈禧太后和光緒帝此後還曾多次到圓明園游幸。

圓明園變成現在這個樣子，最主要是1900年拳民之亂和八國聯軍時期，圓明園遭到「二次破壞」，大量古物被哄搶一空。此後，清朝政府撤銷了圓明園的管理，附近居民進入居住，加上政局動蕩，在無人看管下，不斷有人取用買賣圓明園物料，對圓明園進行「三次破壞」。到了中國文革「破四舊」，圓明園遭到「四次破壞」，才變成1980年初的破敗樣子。

在筆者看來，火燒圓明園最大的罪行不在搶掠和焚燒，而是在這個過程中有數百名宮女、太監和工匠被燒死（他們被主事太監反鎖而無法逃生）。這一點反而在敘事中一向被放到不太重要的位置。

從上述也可以說明，西方殖民者搶掠和破壞外國文化遺產這種說法，是一種簡單化的敍事。它符合在西方大博物館擁有大量外國文物的直觀事實，也可以方便地解釋某件歷史事件，易於激發（或煽動）民族主義，也容易打造對統治者有利的話語，卻無助人們認識歷史的複雜面貌，亦無法全面理解歷史的脈絡。

西方搶掠外國文物的情況大致有兩種，第一種是單純的出於貪慾的、為物質利益驅動的搶掠，第二種是真心希望了解和保存某種文化。

法國士兵搶掠圓明園文物的動機就是第一類。這當然是不對的，但究其根本的「貪欲」，與中國人對圓明園的搶掠沒有本質上的不同。圓明園遭受的「二次」和「三次」破壞，其嚴重程度可以說至少都不在法國的「一次破壞」之下。

而即便在「一次破壞」時，搶掠圓明園的還不只是外國人。野史中說，著名的思想家龔自珍的兒子龔橙（半倫）是當時英軍指揮巴夏禮（Harry Smith Parkes）的謀士，正是他建言搶掠和火燒圓明園，而且他還一馬當先地搶。關於這種說法是否成立，反對者也沒法提出反證，只能籠統地說，出自野史的資料可信度成疑。即便一些為他辯護的文章，也只能說他即便真的這樣做，也事出有因，「不是賣國賊」。更不可否認，當時很多中國人也乘亂哄搶。

我們當然也很難怪責當時的北京人「發國難財」。當時的清政府只是一個外來的異族政權，統治階級積聚的巨額財富也得自剝削而來的民脂民膏。漢族人搶奪這些不義之財，從每一個角度來說都不缺乏正義性。當時的北京人大約也不會覺得法國人（和英國人）是「搶掠自己的文化產品」，反而會為能趁亂搶掠這些不義之財而高興。當時義憤填膺的反而是法國人雨果（Victor Hugo）。

第二種情況同樣普遍。西方可能是最早科學性、系統性和有意識地進行文化考古和提倡保護文化遺產的地區。在西方「搶掠」文化遺產的時候，大部分被「搶掠」的國家，都沒有保護文化遺產的意識，甚至沒有古代文明的認知。

現代考古學在18世紀後期才興起。古埃及、小亞細亞、兩河流域、和古印度文明都是西方人發現的，英國、法國、德國探險家和學者均功不可沒。在廣義上，如果根據後來的標準，他們都是「掠奪者」。但他們不但發現了古代文明，發掘出古代文物，讓文物變得有價值，還為世界保存了這些文明。如果沒有他們的「掠奪」，這些文化遺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完全消失，或者根本不為人知。

即便在東方，很多古文化（即便一些實際沒有這麼古）也是西方人率先「重發現」的。越南南方原是占城國，但在法國人費琅（G. Ferrand）寫下占城歷史的時候，越南人對才滅亡一百多年的占城已經幾乎一無所知了。英國人斯坦因（Aurel Stein）的前三次中亞考古（這裡的中亞包括中國的新疆）發掘了尼雅遺址、樓蘭遺址、公佈敦煌考古和發掘了大量西夏文、梵文和吐蕃文文獻。德國人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中亞的考古，提出了被中國廣為宣揚和納為己用的絲綢之路。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和奧國人師丹斯基（Otto Zdansky）發現了北京猿人遺址，後來又提出了「仰韶文化」。這些人都運走了大批中國文物，但同樣也是他們令這些物品成為文物，也保存了這些文物。

在西方考古學發展之前，幾乎所有國家都沒有文物保護的意識。相反，很多政權還因為意識形態的關係，特別討厭文物。20世紀末，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令很多已經受保護文物意識熏陶的人大呼野蠻和不可思議。其實放在一、二百年前，這就是世界的常態。以中國為例，改朝換代的時候對前朝物品焚燒一空並非罕見。中國明朝侵略越南的時候也把越南文書幾乎焚燒一空。中國破四舊的時候是文物被損毀最嚴重的時期，破壞力遠超火燒圓明園。

由此可見，西方「掠奪文化遺產」的話語大都是後來附會上去的。這主要經歷了考古學和文化保育意識的深入人心，以及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雙重作用。正是在西方文化的熏陶下，文化遺產才被各國重視。這才有後來的西方「搶掠文化遺產」的話語。

正因如此，現在各國興起向西方國家追還文物的風潮，在筆者看來，是出於經濟利益與民族主義，多於其真實的正義性。

如果抛開這兩者，把保存文物和文化視為全人類的利益的角度出發，其實放在哪裡並非這麼關鍵。同樣，抛開了狹窄的民族主義，從全人類文化遺產的角度看，那些歡呼法國巴黎聖母院被焚毀，認為這是一種報應的看法，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值得指出的是，雖然不少中國人歡呼巴黎聖母院被焚，但中國官方《人民日報》還是很快推出文章，「為巴黎聖母院痛惻，是為人類文明損失通惻」，反駁了這些幸災樂禍的言行。這是正確的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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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