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莎莉．康恩（Sally Kohn）

長久以來，我都避免前往以色列／巴勒斯坦。我是在賓州的艾倫鎮（Allentown）長大，所處的猶太社區還挺大，代表我們有正統派猶太人、改革派猶太人，以及立場介於兩者之間的人。艾倫鎮有些猶太人每到週六就會走路去猶太教會。到十一歲時，有些人就不上希伯來學校，而且幾乎再也不踏進猶太教會了。但在怎樣才算是猶太人的多元性內，艾倫鎮有一件事則是始終如一：我們全都支持以色列。連到了今天，我知道有猶太人會吃豬肉和擺耶誕樹，卻沒聽過有任何猶太人會反對以色列存在。

但怎樣才算是支持以色列，則在改變，包括在美籍猶太人當中。我年輕時經歷過全面無條件捍衛以色列的時代氛圍，如今已讓位給了較為複雜的觀點與眼界，有很多猶太人和盟友還是支持以色列，但也試著在以色列人的權利和巴勒斯坦人的權利上取得平衡。成為年輕的大人後，不斷有人找上我，說要提供免費的以色列「尋根」（birthright）之旅，贊助方則是在議程上單邊挺以色列的猶太團體。我一向都加以婉拒，心想參訪以色列就是在無形中為該國在衝突中的優越地位背書。但現在我準備好要踏上旅程了。除了拜訪巴薩姆，我也會更廣泛去巡訪占領區，還有花時間待在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都加以訪問，試著獲悉多方的觀點。

在去中東前，我溫習了以巴衝突史，也針對所謂「無解衝突」（intractable conflict）的局勢去念了社會科學。我尤其鑽研了巴薩姆為我打開眼界的受害者競爭概念，並發現了以色列心理學家丹尼爾．巴特爾（Daniel Bar-Tal）的研究。「雙方往往都相信自己是受害者。」在受害者競爭的論文中，巴特爾與同事寫道，「為了唯一受害者的身分而爭鬥，可能會提高侵略性，並導致對敵對的外群體採取更激烈的手段。」它跟成為代罪羔羊有關，一個群體感知到本身的問題是另一個群體造成的結果，即使成為代罪羔羊的群體事實上是受到磨難較多的群體，甚至是因為對方才如此。

美國現今的局勢就是由此所形成。基督教保守派宣稱，自己遭到國內逐步偏向酷兒人權的情勢所壓迫，儘管現實是數十年來，同樣那些基督教保守派都以不成比例的權力和影響力，來阻擋酷兒民眾的基本人權。而且現況實際上還是這樣──儘管同性伴侶結婚屬於合法，但在大部分的州，因為某人是同志或性別不明而把他開除也還是合法。然而，受害者競爭意識會醞釀摩擦，對，包括同志社群抹黑基督教保守派在內。在己方受到了多大的磨難上，各方等於是以讓對方受到更大的磨難來表達憤怒。這很荒謬，但眼下就是如此。

巴特爾的整個學術生涯都一心研究要怎麼終結根深柢固的衝突，並把這種受害者競爭的局勢列為主要的障礙之一。世界各地有許許多多的衝撞都是以此為中心，像是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之間的爭議領土喀什米爾，以及土耳其的土耳其人和庫德人之間。在北愛爾蘭數十年的「動亂」中，以及在塞爾維亞人所犯下的波士尼亞恐怖集體屠殺中，它都參了一腳。在美國許多長期醞釀的政治角力中，它也是驅動力──反墮胎和擁護選擇權的行動人士之間，管制槍枝和擁槍權的倡導人士之間，以及反全球化的行動人士和所謂全球化進展無可抵擋的統合主義捍衛人士之間。

我們全都認為自己所受的磨難較重，然後就覺得，面對我們認定沒有受到磨難、甚或是使我們受到磨難的人，加以排擠是情有可原的。舉例來說，研究顯示，霸凌者在自己的缺點上所體驗到的羞恥感比均值要高。而受害者競爭也有助於解釋，為什麼根據民調，過半數的美國白人所感知到的是，自己比美國黑人受害更深。我們把自己分隔成了內群體和外群體，然後認為自己的群體比較慘。

以巴衝突當然是受害者競爭的教科書案例。巴勒斯坦人普遍認為，就是因為以色列人，自己才受到了最大的磨難。以色列人則認為，就是因為巴勒斯坦人，自己才受到了最大的磨難。事實上，我跟衝突雙方的人都聊過，他們認為對方有絲毫受到磨難的想法很可笑。舉例來說，巴勒斯坦人普遍勾勒的歷史版本是，他們是和平人士，直到猶太復國份子入侵，並在殖民征服中訴諸恐怖主義為止，其中包括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平民在一九三八年遭到轟炸，耶路撒冷內的猶太復國份子在一九四七年引爆汽車炸彈，以及猶太復國份子在一九四八年屠殺巴勒斯坦代爾亞辛（Deir Yassin）的村民。在此同時，很多以色列人心心念念的歷史版本則是，猶太人是不斷遭到迫害的民族，只是要從世界恐怖主義反覆而久遠的行徑中尋求慰藉，卻受到巴勒斯坦人所害，舉例來說，有一九二○年代的阿拉伯暴動、一九三○年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叛亂，以及一九四七年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暴動。

對有的人來說，猶太人是把在歷史上所受到的迫害當成藉口來壓迫他人，而且以色列國本身就是以移墾殖民主義為前提的恐怖組織，現在掌握了所有的權力。對有的人來說，巴勒斯坦人批評以色列，則是反映出穆斯林本來就反猶的那部分，就如同自殺炸彈反映出他們本來就無可化解地對他人不人道。

這些偏見甚至形塑了雙方對相同事件的觀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猶太復國份子在海法煉油廠（Haifa Oil Refinery）朝成群的阿拉伯工人丟了兩顆炸彈，有六個阿拉伯人喪生。當天下午，阿拉伯抗議人士便闖進煉油廠，殺了三十九個猶太人。到了隔天，IDF的先遣部隊趁著居民入睡時，對巴拉德謝赫（Balad al-Shaykh）的巴勒斯坦阿拉伯村開火，多達七十個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

哪起攻擊比較慘烈？哪起攻擊比較情有可原？它們是不是全都反映了恨？類似攻擊和反擊不勝枚舉，都可以自成專書了。附帶一提，我並不認為指出現行以色列國的壓迫本質就是反以色列，就好像我並不認為指出自殺炸彈的恐怖就是反巴勒斯坦。我倒是認為，假如把各自的暴力行徑視為情有可原，藉此來報復先前的暴力行徑，而它本身也是在報復先前的一些暴力行徑，那任何客觀的真相都會湮沒在合理化的混戰裡。這些觀感經過數十年，已積累成忍受恨意的基本理由，以及雙方施行驚恐暴力的藉口。巴特爾告訴我，在IDF服役時，他就親身體驗過其中一些。

在無解的衝突上，以及一般情況下，受害者競爭之所以會造成這麼惡劣的影響，原因在於，不管你是哪一方，你主張是較慘的受害者並怪罪於對方，似乎都十分理性。當然，恨意並不理性，但感覺起來理性，因此感覺上便情有可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一直這麼做。它並不在於我們不理性；恨意是理性反應出我們的觀感，而這種觀點通常是單方面，並帶有深刻的偏見。這就是為什麼巴薩姆企圖殺害以色列軍人時，會覺得此舉再理性與情有可原不過了。

我曾希望巴薩姆會帶我去他家住過的洞穴，但路程凶險，要爬好幾個小時的山。而且巴薩姆跛得很厲害，因為還是嬰兒時，他得過小兒麻痺並活了下來。他在走路時，左腿會突然往內折向腳踝，彷彿整隻腿都開始粉碎，很可能會使他整個垮下來。不過，他倒是帶我巡訪了他年輕時的其他據點，就從他度過剩餘童年的住家開始。它是簡樸的水泥方形屋，位在塵土飛揚的街道和小型的煤渣磚住家亂成一團的中間。有一大堆石頭緊挨著房子，巴薩姆告訴我，那是他父親最早為家人所蓋的房間遺跡。在最初的房間崩塌後，房子的其餘部分便圍著它來逐步建造。石頭裡的鋼筋從四面八方露出來，末端吊了一些汽水罐，宛如開發案變成了現代主義雕塑。他還帶我看了他目睹年輕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射殺時所站的山丘，以及他朋友向IDF丟手榴彈時所在的建物。

「你絕對不會自認是恐怖份子。」巴薩姆告訴我。他現在會用「恐怖份子」這個詞，但那時候絕對不會。

我問說，那他當時會怎麼形容自己？是「自由鬥士」嗎？

「不只是自由鬥士。」巴薩姆挺起他小小的胸膛回答說，「我們是地球上最人道的自由鬥士。為什麼？因為我們所反的好戰份子試圖殺死我們，占領我們的土地和人民，所以我們需要殺死他們，這是為了人道，不是為了自己。」

「情有可原。」他補充說。

「情有可原？」我問道。「你明知道它錯了。」

「不，它沒錯。」他說道，並向我表明了他在青少年時一心想殺死以色列人的心態。就跟伊拉納．達菲所偵訊與阿梅特．亞伊拉所訪問的恐怖份子沒兩樣，他們都認為自己做的事很對。

巴薩姆跟四個朋友組成了某種非正式幫派，基本上就是愛惹事的少年處在政治化的景象中。舉例來說，那時候拿巴勒斯坦旗就算違法，遑論是展示，所以巴薩姆和朋友會用零碎的舊布料把混搭版的旗子縫在一起。「我們所展開的恐怖主義任務，是在學校周圍的樹上升起巴勒斯坦旗。」巴薩姆說，「對我們來說，這是戰鬥任務。為什麼？因為軍人來到村裡時，一看到旗子就抓狂了。他們想盡辦法要把它弄下來，還對著它開槍，直到它燒掉為止。」小幫派還亂畫反猶太人的塗鴉，因為它會逼得IDF的軍人抓狂。對巴薩姆和朋友來說，猶太人就等於以色列人，而且不管是哪群人，他們唯一交手過的成員就是重裝的IDF軍人，用聽不懂的語言對他們大吼。

巴薩姆的反IDF活動就是由此而生。後來有一天，他和朋友在山上發現了一箱約旦的未爆手榴彈，決定試著用它來殺死以色列軍人。巴薩姆舉雙手贊成。事實上，他想要自己丟一發手榴彈。但他的跛腳是個問題。由於他會跟不上，朋友便說巴薩姆必須留守，否則假如必須逃跑，他就會拖慢他們的速度。所以當那幫朋友窩在村裡的低矮屋頂上，攻擊以色列軍方的護送車隊時，巴薩姆完全不在他們附近。其中一位朋友拔掉保險栓，把手榴彈扔了出去。但由於他們只是小朋友，沒接受過操作手榴彈的訓練，也沒網路可查詢這些事，所以並沒有命中目標。手榴彈爆炸時，跟護送車隊還有好一段距離，沒有人受傷。

攻擊一過，以色列軍方立刻就在村裡逐戶搜查，並偵訊居民。巴薩姆的家人並不曉得他有涉案。而警方也不知道，他們只是隨機抓人來偵訊和拷打。IDF開始掃蕩時，比巴薩姆年長三歲的哥哥賈馬（Jamal）就在祖父家親眼目睹。賈馬告訴我，他看到軍人拿著棍子見人就打。最後IDF也搜查了他祖父家，並打了賈馬、巴薩姆的其他兄弟和叔叔，然後把他們拖進大牢，在裡面把他們打得更慘。巴薩姆並不在場。他跟朋友藏了起來。

當賈馬總算返家看到巴薩姆時，他告訴弟弟說：「我想要把這個扔手榴彈的罪犯給抓出來。」賈馬也恨以色列人，但不管丟手榴彈的愚昧巴勒斯坦人是誰，他也恨他。

「對。」巴薩姆很贊同，「我也是。假如我遇到他，就把他殺了。」然後過了幾天，巴薩姆的朋友對IDF丟了第二顆手榴彈。

它也沒有命中目標。巴薩姆很失望。巴薩姆告訴我，他和朋友是真心想要殺以色列人。他們並不是受到大人指使才去丟手榴彈，而對於武器可能有多致命，他們也不是一無所悉。他們想要造成嚴重、痛苦與全面的磨難。

到了約一年後的一九八五年，巴薩姆十七歲了，他的幫派中有一位成員因為別的事而遭到逮捕，並在最終向以色列警方供出了手榴彈的事。巴薩姆和其他人立刻遭到逮捕。儘管事實上，丟手榴彈時他並不在場，也沒有人喪生甚或受傷，巴薩姆仍因犯下恐怖主義的罪行而入獄服了七年徒刑。他朋友的刑期更長──十四年、十五年、十九年和二十一年。

重要的是，在此要注意到，一九九九年的聯合國條約《制止金援恐怖主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把恐怖主義行徑定義為其「意在造成平民或其他任何在武裝衝突情勢中未主動參與敵對之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以色列在二○○○年簽署了該條約。依此定義，巴薩姆和朋友所做的事嚴格來說並非恐怖主義；他們嘗試攻擊的是軍方的護送車隊，而不是平民。但巴薩姆在描述自己的行徑時，用的卻是「恐怖主義」這個詞。他在遭到控告時，犯行也是以這種方式來描述。

但對他的審判是以他當時並不會說的希伯來語進行，所以對於發生了什麼事，他無從了解。直到多年後，巴薩姆申請旅遊簽證時，才看到他的定罪案件檔案。依照巴薩姆所訴，控告文件上說他置「以色列平民於險境」，即使在攻擊的方圓幾公里內並沒有任何以色列平民，只有IDF的軍人。

以色列檢方的這種曲解是故意撒謊，還是我們最後會逐步毫不質疑去相信心理學家羅勃．史坦柏格所謂「仇恨故事」的無意識例子？史坦柏格解釋說，在所有的心魔導致我們去恨以後，那股恨到最後就會變成簡化的單方面故事，我們會一而再、再而三對自己遊說到某個地步，使帶有偏見的重述在我們的腦海裡變得比實際真相要強而有力，進而使人更難去接受與我們的故事相悖的例子或證據，於是我們本身的版本就會一直受到更深刻的增強。

因此，我們全都會重寫歷史，好讓自己和所屬的群體變成遭到包圍的「好人」，在英勇對抗邪惡的敵人。恐怖份子也是這麼做。事實上，恐怖主義並非專屬於純然不理性、生性懷恨的人，從某種角度來看，他們異常的邪惡存在只是與我們不同罷了。

人往往很想要這麼相信。一旦把他人妖魔化，變成無可救藥的邪惡存在，既會增強我們自身本來就很善良的脆弱感受，也會使諸多侵略性的態度或作為變成情有可原，否則按照我們自身的道德標準，原本並不會反對那些他人。換句話說，把他人妖魔化會增強我們自身的敘事，亦即我們就是那些壞份子的受害者，因此以恨意與暴力來對他們是情有可原。但萬一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全都是懷恨行凶者的受害者呢？而且萬一互相指責和懷恨不只是錯，更是適得其反呢？

特別是，使對抗恐怖主義受挫的共同信念就是，恐怖份子是心理病態。當然，有些恐怖份子事實上大概就是心理病態──等於缺乏同理心和關心他人的能力。但心理病態據估只占了總數的1％。在探討關於心理病態的著作時，作家強．朗森（Jon Ronson）所引用的研究發現：「比起去管理員室閒逛，到企業階梯的頂端，發現心理病態的機率要高了四倍。」另外，依照定義，心理病態不會覺得懊悔，而有許多恐怖份子則是因為摯愛的人與社群遭受磨難，才覺得本身的恐怖主義情有可原。恐怖主義專家布魯斯．霍夫曼（Bruce Hoffman）這樣描寫恐怖份子：「他們並不是我們受到制約而以為的怒目狂熱份子或失心瘋殺手，其中有很多人事實上都是腦袋非常清楚，心思極為細密。對他們來說，恐怖主義是（或曾是）全然理性的選擇，經常是在不情願下所採納，接著只在經過多方深思與辯論後才做。」

相關書摘 ▶《逆轉恨意》：我終於明白，恨全都是以「他者化」的心態為前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逆轉恨意：洞察仇恨的源頭，讓善意與惡念開始對話》，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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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莎莉．康恩（Sally Kohn）
譯者：戴至中

洞悉恨意的存在，但不受仇恨操控
而是從仇恨中覺醒

愛的相反不是恨，而是冷漠。
恨的相反也不是愛。
你不必為了停止恨人而去愛他們，你甚至不必喜歡他們。
你也不必認可他們的看法。
你可以繼續保有自己強烈的信念，
但面對與你意見不同的人，依舊以禮相待，尊重對方。
最終來說，恨的相反是連結。

莎莉．康恩是CNN的政治評論員和專欄作家，
在她的日常生活中時常接受惡意的攻擊，
於是，她開始一一採訪那些網路酸民，希望深入探討：

  • 恨是不是人性中無可避免的一環，根源深到沒有人能真的完全免疫？
  • 人怎麼能對完全陌生的人這麼惡毒？
  • 仇恨是如何感染整個社會？而我們又可以如何反擊？

除了網路酸民，她更進一步採訪社會極端份子，
甚至遠赴以色列、巴勒斯坦衝突頻頻的約旦河西岸地區，
貼身採訪過去的恐怖份子、如今的和平運動者。

結果她意外發現，那些所謂「壞人」大多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好人。
心懷恨意的人絕大多數都是也會愛、擔心、恐懼和關心的普通人，
連以恨之名施行暴力的極端份子也是。
我們不光是為了恨而恨。
我們會恨是因為覺得遭到了包圍，恨則是我們的回應。
恐怖份子和霸凌者皆然。

她領悟到，當我們為暴力事件感到震驚時，
其實我們早已散布惡意很久了，只是毫無自覺。
然而，即使有充足的理由去恨，也不會使恨變得合理。
如果對自己的起心動念毫無覺知，也不曾深思善惡的分際，
我們與惡之間，零距離。

最後，她引述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的句子：
「萬物都有裂縫，光就是由此透進來。」
仇恨在我們周遭造成大大小小的裂縫，
但假如你去找，就能發現亮光。
接下來，就要選擇由自己來當亮光。
希望我們永遠謹記在心，面對仇恨，我們永遠有選擇。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