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畢飛宇、駱以軍

畢飛宇：我與閱讀

我們這一代的大陸人有幾句話是不能信的，第一，「我酒量小，不能喝。」這話你別信。我們大陸人講究的是「酒品即人品」，你明明能喝，卻不肯喝，這就不是酒量的問題，而是德行上有巨大的瑕疵。如果你很冒失地宣佈自己如海的酒量，那就等於宣布自己是耶穌，你在酒席上與道德上都將沒有退路。你唯一的歸屬就是十字架——抵著腦袋，一隻胳膊被張三架著，另一隻胳膊被李四架著。第二句不能信的話是「我讀過很多書」。我們這一代的人趕上「史無前例」了，在那個時候，讀書是可笑的。事實上，我們的生活裡也沒有書。

我記不得是哪一部電影了，文革後期的鄉村題材。它塑造的是一位懶惰的光棍漢。導演是這樣安排的：電影開場了，那個光棍躺在一張草蓆上，手裡捧著一本連環畫。這是一個經典的畫面，為了塑造好一個反面的角色，「壞人」的姿態只能是閱讀，哪怕是閱讀連環畫。

還是說了吧，我在十歲之前幾乎沒有讀過書。套用張大春兄的說法，識得幾個字。事實上，當一個人在失去閱讀而僅僅是「識得幾個字」的時候，你對你所「識得」的那幾個「字」，其實也無法瞭解。

有那麼一天，電影隊又來我們村放電影了。電影結束之後，我的父親和我的母親興致勃勃的，還在討論。我加入了他們的談話，我正確地指出，這部電影的「指揮」是「某某某」。父親很納悶，他不知道我為什麼會對一部電影的音樂指揮如此在意。對我來說，「指揮」就是領導，他的身邊有千軍萬馬，都得歸他管，拍電影也必須是這樣。說到最後，我的父親終於明白了，他告訴我，那個叫「導演」。這讓我很生氣，我很想向上級做一次彙報：一部電影的「指揮」居然要聽「導演」的指揮，這是不可以的。這樣的權力關係非常危險。

一九七五年，我十一歲了，我們家被調到了一個小鎮上，這是我們家家族史上無比輝煌的成就之一。在小鎮上，我很快就發現了一座磚瓦結構的平房了，它的門楣上有三個紅色的楷體字：信用社。老實說，對這三個字我不是很滿意。「信」，我懂，可是，一封「信」如何去「用社」？這是狗屁不通的。它陌生，卻也神奇。對一個熱中於思考的孩子來說，「用社」讓我陷入了深思——怎麼「用」？——「社」在哪裡？沒有結果的思考會帶來另一個結果，那就是摩拳擦掌。我必須試試。我終於寫好了一封信，向我的母親要了八分錢。我來到了「信用社」，把我的信放在了櫃台上，把我的八分錢放在了櫃台上。我就想看看那只神奇的蘋果將如何砸向我的腦袋。神奇沒有發生。一位大爺看著我，努努嘴，對我說：「去郵局。」

我想我是個聰敏的孩子，剎那間，直覺讓我明白了——我的母親讓我去買大米，我卻走進了「公共廁所」，我居然還恬不知恥地問：「有人嗎？」

沒人。我的身邊沒人，要不然我會暈過去。

我五十三歲了，我最不喜歡的三個漢字就是「信用社」。它們是三節棍。它們在我的腦袋上方「嘿嘿哈哈」，一不小心就能夯死我。

——你說，我有什麼資格說閱讀呢？

但是，閱讀，茲事體大。有資格說要說，沒資格說也要說。

我第一次對閱讀產生興趣是我高一的那一年。我突然發現了一件事，古詩詞很好聽。我把這個發現告訴了我的父親。這位念過私塾的中學老師告訴我，那是當然的，它講究平仄。平仄就是起伏，就是跌宕，就是音樂的節奏。父親說，只要把平仄搞清楚了，古體詩的格律差不多也就搞清楚了。「好聽」的祕密其實就是搞清楚格律。

我想我有了人生的目標。一個鄉下孩子，他有了鴻鵠之志。他要做古人，他想寫唐詩。從那一天起，我把我能找到的唐詩都找了出來，不是為了讀詩，而是按照陰陽上去這個原則去區分每一個字的平仄，然後，逆向推導出古詩詞的「格律」。我有一個本子，除了我，沒有人看得懂，上面布滿了橫和豎，也即是平和仄。一年之後我就要高考了，虧了我的父親沒有發現，如果發現了，我估計，這一次昏過去將會是他。

後來我讀大學了，念的是中文系。在中文系，我在圖書館裡發現了一本書，叫《詩詞格律》。翻開來一看，無盡的悲傷湧向了我的心頭。格律，多麼簡單的一件事，我為什麼要偷偷摸摸地花上那麼多的心血和那麼多的時間呢？而實際上，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父親造成的，因為他禁止我讀文科，我做所有的事情都要偷偷摸摸——也許，我的父親只需要一個下午就可以把律詩的格律給我講清楚了。這他媽的太冤枉了。

而大學三年級的那一年，記不得緣由了，我突然就迷上了康得。一個中文系的學生迷上康得，這是得了什麼病呢？然而，這個病真實，洶湧，病來如山倒。我把康得的書弄了過來，天天看，沒日沒夜地看。我承認，沒有一頁我是可以讀懂的。可是，我想弄明白。我就讀的是揚州師範學院，沒有哲學系。換句話說，我的身邊沒有一個可以幫助我閱讀康得的老師。最終，我把康得放下了。要知道，那一年我二十二歲。一個二十二歲的人是多麼地自信，他的狂妄很過分的。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就是二。他只幹兩件事，一，醉裡挑燈看劍；二，氣吞萬里如虎。然而，只有我知道，最終我認輸了。我承認我的能力達不到。「識字」又有什麼用呢？康得的文字裡到處充斥著「指揮」和「信用社」。這是一次深刻的傷害，帶有相當程度的毀滅性。

然而，當我最終決定寫小說的時候，我敢說，是我的閱讀幫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說實話，我第一想做的是哲學家，閱讀告訴我，我的能力達不到。如果我可以放棄哲學，那麼，我也可以考慮做一個詩人，然而，太多的閱讀折磨讓我同樣放棄了詩。是失敗讓我選擇了小說。我從來沒有把小說看得有多高，更不會把小說家看得有多高。它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幹的普普通通的事。這是我力所能及的。

我的父親說得對，閱讀可以讓人聰明，是對的。聰明就是避免力所不及。現如今我寫小說，講小說，也挺好。當然，如果我的能力再好一些，我想我不會幹這個。做為一個小說家，我想說，如果我的小說裡頭可以有一些詩意，可以涉及哪怕一點點的哲學，它所依仗的，依然是我的閱讀。

駱以軍：至福時光

我這幾年，每年都生場大病，尤其今年，心臟方面出了問題，一直在跑醫院，因此閱讀狀況非常不好。我的老師楊澤規勸我，要讓自己的腦袋停一停，其實這是在台灣，我這輩的幾位認識的創作朋友，這兩年都遇到的，黃錦樹、董啟章、陳雪，還有許多不過五十歲前後的朋友，都生了頗麻煩的病。過去二十年，或三十年，其實非常用功，眼晴在書本、文字上的使用量極大，可能身體的整體使用，失衡了。但我的老師是規勸我，走出我那麼宅的小書房，也不是縮在咖啡館某個角落寫自己的，沒和人說話，沒有生活。

其實我這輩，乃至於比我年輕輩的純文學創作者，長期在一個經濟比較艱難的狀況，可能是出版市場較小，過去十多年我又要養家活囗，養成一種像士兵極規律，但其實極繃的閱讀與書寫狀況。我的老師勸我，不要總是朋友若遇見，就是談寫作，應該走進像溫州街、永康街小巷弄的小店裡，任老闆泡壺老茶，天南地北亂聊，高手在民間，人家知道的知識比你們這些讀書人多得多了。

但我好像還是走偏了，還是害羞不敢走進那些店，反而這一年迷上在網路上，YouTube上看，大陸的鑑寶節目。華山論鑑，尋寶走進哪裡哪裡，國寶檔案，大藏家，我覺得超好看的。那些抱著藏品來鑑定的老先生老太太，年輕人，每個都有故事，或是爺爺的爺爺的爺爺當年是宮裡太監，傳下來的官窯，或是幫朋友忙借了一筆錢，朋友抵押了一幅吳昌碩的畫。然後不同專家也有戲，當然那個推證真假的戲劇性很像推理劇，有所謂最後的真相，但他們在那判真假的過程，又是層層覆葉的人心，如何戳破對方的幻夢但又托住他不讓他羞辱難堪。

有一陣子我很愛看一個多年前大陸的喜劇《東北一家人》，或是台灣也是幾年前的一檔整人節目叫《真的不一樣》，我的孩子半夜起床上廁所，聽見我獨自一人在書房呵呵呵的笑。要知道我生命在四十三歲以前是不會電腦，我家也沒接電視，我長期應是文字的重度閱讀者。過去兩三年有三本書被我讀到爛了，波拉尼奧的《二六六六》、《荒野追尋》，索爾貝婁的《洪堡的禮物》，我書包裡每天裝著這三本的其中一本，被我從不同章節反覆細讀，書已像重考五年的重考生的英文字典，整個爛了。

我也在網路上免費平台讀《紅樓夢》、《金瓶梅》、《儒林外史》，我的想法是，如果喬哀思在我們這個時代，或曹雪芹在我們這個時代，或波赫士在我們這個時代，他們應該會起心動念想寫寫這個暴漲數百萬倍宇宙的網路景觀吧？他們會用什麼方式來表現人類在其中生存的形式，而比那些網路上的電影、演員、說話的人、胡搞逗鬧的人、記者、告訴你歷史故事的人、轉播球賽的人、評講別人的歌唱或特技的人，更具有「小說意識」的某種展出？那應該不只是一個錯綜複雜的大家族興衰故事而已，或是傳統想像的所謂史詩或大河小說而已。

我想，「最初的閱讀」，或將我們帶引至「超出我們所在或所能感知世界好幾倍」的所在。那也是閱讀的至福時光。那像是，大腦還沒灌進太多存檔的電腦硬碟，突然灌進了一張碟片，嘩，整個所有的空間都任本書裡的情節，像水母或海馬在水域中自由漂游。我十七歲時念一家重考班，那在一大樓中遮蔽窗子的密閉大教室裡，有兩百個像我一樣的重考生塞在那極密的桌椅裡，旁邊有家百貨公司，三樓有一個文具攤，有一架也不大的書櫃，每天中午，約一個半小時吧，我就溜去那站著看書，記得當時看了《梵谷傳》和張愛玲的《半生緣》，都是讀著讀著，站在那兒，天旋地轉，如雷灌頂，抬頭看眼前的人們，覺得世界整個在另一種玻璃折光裡了。

後來上了陽明山住山裡宿舍，每讀一本書，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福克納的，馬奎斯的，都像蟒蛇吞下一整隻斑馬，要花非常長的時間去消化它，那時真的覺讀到一本絕頂小說，可能是世間最奢侈的事，它和現在花一整個晚上看了那麼多任意連結的視頻，那麼多知識性帖子，或甚至非常棒的影集，以前那種崇敬和感恩之心，是不一樣的。我很長時光閱讀小說都是用抄寫的，那種感覺，很像窮人家小孩，那麼難得分到一小塊鮮奶油蛋糕，他小口小口細細含著，感受每一小分子的蝕化，終於都吞下去沒有了，還無限懷想的把每一根手指都吮過一遍。

年輕時讀川端的小說就是這種盛大又痛惜的心情，後來快三十歲時，讀到波赫士的小說，也是這種心情，我怎麼可以這樣把它讀完呢？是不是該每個句子刺青在皮膚上才甘願。年紀更大些，在閱讀已經形成激流的狀況，讀到孟若的、瑞蒙‧卡佛的、波拉尼奧的、黃錦樹的、童偉格的某些小說迴旋，我還是會有那種閱讀當中想按暫停，想說這樣的描述，我是不是該像偷背高等數學方程式那樣把它背起來？這種閱讀時，神祕的至福時刻，年紀越大越難出現了，有陣子我想是否我老花眼了？或是某種憂鬱症？為何我看著書頁，那上面的印刷小字，我不太如從前能專注每個句子，將它們解析翻譯成作家想描述的影像或抽象概念？我開始像一台灌了太多檔案的電腦硬碟，好像再下載東西進去，它跑不太動了。很像有些哥們說每個男人一生的色情配額都是限量的，有人年輕時爭逐聲色，過早就會出現對世情的空枯之感？當然這只是胡說。

這樣混沌的一年，讀到台灣比我年輕一輩的幾本小說，非常驚豔，譬如連明偉的《青蚨子》、黃崇凱的《文藝春秋》、黃以曦的《謎樣場景》，都是非常驚豔的閱讀經驗。

有一次我寫信給您，因為陌生，但又想表達，我寫：「我非常喜歡您的《推手》。」信寄出去才發現寫錯了，追了封短信：「對不起對不起！！！是《推拿》，我寫錯了！」您非常閒適淡然的回信：「沒問題，有太多人把我的《推拿》說成李安導演的《推手》了。」

但我真喜歡《推拿》，我記得是從上海往南京的高鐵，可能是編輯抓了這本書給我，我在那個過渡的移動時空中閱讀，讀到那個最美的盲女孩，在演奏會彈完鋼琴，她看不見自己有多美，但全場的潮水般的掌聲，我當時讀了，竟在列車上掉眼淚。

我想狹窄空間裡，多組人物的近距離格、擋、摸觸、試探與猜忌，說出和原意相反的話，這是最難的。一群盲人，看不見彼此，或又有其中在進行感情膠著或負氣的一對，但又是暴露在所有一室同樣聽音辨位的盲人群裡，這真是難上加難。某部分來說，把《推拿》誤記成《推手》，其實印象底層真是有其柔勁、纏綿的，每一動作的延伸，不論是情、惡意、冤屈、念想，總之厲害的小說家，丟石子下水，它是繼續在水面下延伸，如果水面撒下一片石子，或打水漂，那水面下延伸的命運交織，那真是好看。

相關書摘 ►《我有一個白日夢》：畢飛宇、駱以軍談「寫作」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我有一個白日夢》，九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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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畢飛宇

畢飛宇跨越二十年的散文作品，諧趣、赤誠、思辨、靈動。
與駱以軍，台北．南京雙城對論，畢飛宇說：「我喜歡台北的人情。」

畢飛宇寫散文，把自己放入日常生活細節，再喧譁、再無事也妨礙不了一個小說家的白日夢。即使是有關寫作、閱讀的記敘與思考，亦多是文字背後的生活場景，通曉世俗人情的姿態，構造了細微鮮明的散文特質。

回望童年與成長，「時間」是畢飛宇童年最大的敵人，害怕過不完的夏季午後，害怕沒完沒了的夏日黃昏。他直視成長的窘困，幽默自嘲一事無成的人格外敏感，拉風的長髮裡頭蕩漾著九流詩人自慰般的快感與玄幻。最終他放棄哲學、放棄了詩，在〈恰當的年紀〉中寫下：我四十三歲了，寫《推拿》使我已經體會到了和小說中的人物心貼心所帶來的幸福。〈自述〉裡說：「我喜歡許多東西，其中有一樣叫關係」，在與駱以軍的「南京．台北．我」裡，畢飛宇寫的正是〈我與我的南京〉、〈我與台北〉的雙城關係，是台北人的暖心，南京人的淡定，是喜歡台北的人情，也明白南京人多大的事都不算事。

畢飛宇說：散文主要靠你和生活的關係，要去感受和判斷，它離作者特別近，所以你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它會將你全部暴露出來。透過本書，直擊小說家中的思想家————畢飛宇，跨越二十年的散文作品，諧趣、赤誠、思辨、靈動。

本書特色

畢飛宇曾獲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並擊敗大江健三郎獲得英仕曼亞洲文學獎，被評委譽為「當代的契訶夫」，此書跨越二十年的寫作時間，是作者記敘生活、寫作與閱讀的散文集。

Photo Credit: 九歌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