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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新加坡和香港曾是英國殖民地；政治體制上，新加坡是威權政府，而香港在中共的威權下實行「一國兩制」。對於如今的香港局勢，新加坡人與中國人多偏向政府該維持社會穩定。
文：GRAHAM LLOYD
學生Nikki Lo處在華人僑民的兩個世界中。她出生於新加坡，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在香港居住。
Lo已經回到新加坡就學，她說，由於來自中國大陸的競爭湧入，在香港獲得學生名額變得越來越難。
對於在香港出生的下一代居民來說，住房是遙不可及的，這為抗議爭取更廣泛的自由提供了助力，事實證明當局難以平息抗議。
在新加坡，Lo對於當地對香港正在發生的事情缺乏關注而感到不解。
儘管出生在新加坡，她仍認為自己是香港華人，並認為中國大陸對香港構成了生存威脅。
她有朋友參加了在香港的抗議活動。
「他們擔心當『一國兩制』終結時，香港會像中國一樣，」 她告訴《澳大利亞人報》（The Australian）對中國海外僑民的調查報導。
「我認為他們擔心自己會失去自由，資訊將被封鎖，有一天他們會因為對政府採取某些行動而消失。」
對香港衝突的害怕
Lo的擔憂反映了6000萬海外華人對北京當局的疑問——《澳大利亞人報》探訪亞太地區進行瞭解：富裕、受良好教育，更有民族主義主張的中國移民對我們這個地區和全世界的可能意義。
坐在新加坡哈吉巷（Haji Lane）的多元文化色彩、美食和音樂中，Lo告訴《澳大利亞人報》，有一天香港的社會緊張局勢可能來到新加坡。
儘管歷史相似，但在文化上，新加坡和香港是根本不同的。
在新加坡，學生抗議活動是聞所未聞的，並且會很快被政府制止——其政府一直在努力強調新加坡國民的身份。
香港發生的不守規矩行為超出了大多數新加坡公民的理解範圍。
這裡沒有興趣舉行抗議來支持香港暴亂的學生。
對於香港出現的對員警、當局和同胞表現出的蓄意破壞和不尊重，這裡也有強烈的批評。
中國專家王庚武（Wang Gungwu）教授對近期的重大發展既持有歷史觀點，也有當代的看法。
王教授曾于1986年至1995年在香港從英國回歸中國之前擔任香港大學校長。他因其對澳大利亞與亞洲關係的服務而被榮登女王生日表彰名單，他是他目前所工作的新加坡東亞學院的前任主席，並且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ANU）的名譽教授。
儘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近期的言論有所升級，但王教授說，中國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香港的抗議活動。
「『一國兩制』一直對中國有利，」他說，「這對中國，香港和其他所有人都非常有益。」
「所有這些抗議都令人尷尬，但他們希望將它（一國兩制）繼續作為制度。」
多樣化和轉變
作為中國僑民歷史專家的王教授堅稱，必須瞭解海外華僑華人有著巨大的多樣性，而不是一個同質的群體。
「他們（海外華人）或多或少都是一樣的，並且你可以用一個寬泛的畫面來形容它們，這種簡單化的想法一直是非常有誤導性的。」
「即使在我們講話時，這些變數也在變化著。不同的政府反應方式會影響中國政府的行為方式。」
王說，香港居民主要是1940年代後期共產主義革命期間不想在中國生活的人的後裔。
「通常，他們是那些想去美國或澳大利亞但又無法去那裡的人，所以他們首先去了香港，」他說。
新加坡和香港之間存在表面上的關聯，因為它們曾經都是英國殖民地。
王說，但與新加坡不同的是，香港仍難以找到自己的身份。他補充說，部分原因在於香港與中國之間深厚的歷史聯繫和依賴性，即使在它還是英國殖民地時。
另一方面，新加坡的分離歷史則使之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王教授本月在政策研究所的新加坡百年紀念會議上說，香港大部分華裔人口從未停止過接觸中國事務。
「可以說他們在中國的陰影下曾經平衡過兩種制度。」
「因此，當英國人離開後，這種平衡消失了，與中國的聯繫變得勢不可擋。」
對於新加坡而言，情況恰恰相反。到1965年，新加坡人民已經將早期的帝國聯繫內部化，並開始尋求其作為一個全球城市的地位，而且將其多元化的社會變成一個有活力又繁榮的國家。
富裕中國的崛起
中國的經濟崛起提出了新的挑戰。
北京學到，對南中國的忽視曾導致其在過去幾近崩潰。
王教授說，中國將不允許其沿海再次變得易受傷害，並預計中國與新加坡的關係會反映出這種理解。
他說，作為一種平衡，新加坡必須重建與東盟（ASEAN）鄰國的聯繫，以使該組織能夠應對新大國參與的競爭。
在自己的社區內，新加坡沒有理由擔心會爆發起義來支持香港的抗議活動。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新加坡最著名的異議人士之一，Gilbert Goh說，香港學生走得太遠了。
Goh最著名的是曾在2013年領導了一場抗議，吸引了5000人反對政府關於移民的白皮書。從那以後，他就一直無法在新加坡找到工作。
Goh承認，在雪梨居住了五年之後，他很難適應新加坡的生活。
他說，在新加坡，如果你想抗議，必須臉皮很厚。在那次移民抗議後，Goh說他受到新加坡員警和內政部的審問。
他們的主要擔心是他是否獲得外國資金來組織那場示威活動。
北京的警告
獨立新加坡網站的發行人Kumaran Pillai說，新加坡政府在香港問題上的立場，人們一直應注意的該是另一面的意義。
「他們警告市民不要對我們所擁有的當成理所當然，」他說。
那些同情中國的人對在香港所展示的暴力感到冒犯。
新加坡第一代移民Tony Wang說：「我們都知道香港的愚蠢年輕人正在搞什麼事情。」
「民主並不是關於要有一個以上的政黨，」 他說。
「這是為了讓人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補充說，新加坡的年輕人對香港失去了興趣。
「兩個月前他們曾談論香港，現在我們不在乎，」他說。 「一旦他們開始襲擊員警，我們就看不到民主。」
另一位中國移民Vic Xuyun說，中國政府給了香港學生太多的自由。
「我們認為人是最重要的事情，人們可以快樂地生活。」
「我們認識很多年輕人，他們成為抗議者，他們想表達自己的想法，但我想說，他們可以選擇一種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損壞東西和干擾其他香港人。」
「政府已經宣佈，由於動亂，他們不建議新加坡人前往香港。」
30年前從中國移民來的新加坡公民Tony Du Zhiquiang說，香港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香港一直屬於中國，但這就像我曾把兒子送到美國或英國讀書一樣。」 他說。
「也許當他們看到我時，他們會因為生活方式，教育和政治而有所不同。
「中國仍然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在想：『你是我的兒子，你必須聽我的話。』」
「香港習慣于民主和自由，而中國現在非常清楚地瞭解他們的感受。」
Lo說，新加坡和中國之間不可避免地出現緊張關係。她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都想去新加坡，他們是一個緊密的團體，會一起工作，而新加坡人的空間將減少。」
一個很大的不同是，新加坡政府比香港政府更關注可獲得住房的社會安全網。
Lo認為她在新加坡的同學們舉行反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她說：「說實話，我不認為他們確切知道要去抗議什麼。」
「他們心裡知道存在某些限制自己的東西，但他們並不確切知道需要反對什麼。我認為他們沒有膽量對抗政府。」
藝術家離開後的思考
如果不是因為天安門廣場起義的動亂，洪祝安 （Hong Zhu An）可能永遠不會成為新加坡最著名的藝術家之一。
洪並沒有參加1989年在北京舉行的學生抗議活動，但當離開中國的大門打開時，他抓住了加入藝術界的機會。
生於上海的洪先生說，如果他當時留下，他可能仍是他以前工作過的藝術學校的一名講師。
洪先生受到澳大利亞的Brett Whiteley作品的啟發，但他花了四年的時間在雪梨的國王十字（Kings Cross）和達令港（Darling Harbour）的街道上繪製人物肖像，然後才重新回歸藝術。
在中國，洪接受了非常嚴格的培訓，被著名的上海工藝美術學校錄取，這是文革後開設的第一所藝術學校。
儘管洪被認為是才華橫溢的畫家，他卻無法在澳大利亞出售他的畫。
在感到失敗後，他打算返回中國，但在返回家鄉的的飛機上看到了新加坡的一場藝術比賽的廣告。
他獲得了第一名。
如今，洪在樟宜的一座三層獨立式住宅中工作，他的畫作懸掛在精心雕刻的古董傢俱之間。
他的作品在新加坡，紐約和舊金山的主要畫廊都進行了永久展出。
洪說他現在認為自己是新加坡人。他喜歡在臥室裡喝茶和作畫。
他的畫作是在精緻傳統紙張上落下層層筆刷和書法的混合。
洪說，在澳大利亞學習洞穴藝術和土著繪畫的機會豐富了他的作品。他的藝術受到風景的啟發，被描述為他內心的風景。
然而，洪的注意力越來越集中在大幅面書法上。
洪說，他已經做出了明智的決定，留在新加坡。
「這裡非常和平，我能夠成為一名專職藝術家。在中國會更加困難。」他說。
「在天安門之前，中國從來沒有打開人們出國的大門。天安門之後，政府讓我們出國了。」
「我看到門開著，所以我離開去看西方藝術。藝術無國界。」
本文獲《澳大利亞人報中文》授權刊登，原文請見：特稿：從新加坡旁觀——海外華人對大陸和香港的複雜感情。未經許可不得翻譯或轉載。
本文是《澳大利亞人報》探索中國在本區域的更廣泛話題的專題系列專案的一部分，該項目得到朱迪思·尼爾森新聞與思想研究所（Judith Neilson Institute for Journalism and Ideas）的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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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