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鏡子森林》導演鄭文堂：記者殺人不用刀，現今媒體生態結構性問題很嚴重

鄭文堂是個很奇妙的人，他的經歷比作品更有故事性。他形容自己出身底層，爸爸是跑江湖的賣藥人又外遇，媽媽賺錢養五個小孩，宜蘭羅東的成長環境缺乏文化資源，童年住家附近就是紅燈區，每天親眼目睹各種不堪的人生百態。「在這種環境中成長，長大後還能夠踏進影視文化圈，真的是很幸運。」

或許因為這樣的出身背景，礦工、農民、酒家女、吸毒者、毒窟、賭場、黑道…這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角色，鄭文堂總是能刻畫得入木三分；而無論三教九流，他與任何人都能相處融洽。「我喜歡漂泊的氣味。」鄭文堂笑笑地說。在他作品中的主角們，總是有著漂泊放蕩的江湖氣息，又充滿真摯細膩的情感。

這麼一個總是在作品中關懷弱勢，對社會底層小人物觀察入微的導演，卻將新作品《鏡子森林》的鏡頭瞄準了備受爭議的記者角色。《鏡子森林》描述政商與媒體利益交換的共生結構，透過政治及社會記者的角度，交織出政治與社會錯綜複雜的生態鏈，呈現媒體的墮落與救贖。「我很好奇媒體記者的工作，究竟會面對什麼誘惑？」

在現代社會中，被稱為無冕王的記者經常遭負面批評，鄭文堂在以媒體環境為主題的電視劇《鏡子森林》中，拍攝記者在職涯中面臨的矛盾與糾結，及不為人知的堅持與辛酸。「我希望能透過這齣戲反映台灣媒體生態的現況，將記者工作的真實樣貌呈現在觀眾眼前，讓社會看到記者在理想與現實利益中的掙扎與抉擇。」

「記者採訪時只要碰到比較敏感的東西，都會產生利益，會擋別人的財路，挖掘真相的過程中是否會受到誘惑或威脅，甚至有沒有生命危險。」原名《文化流氓》的《鏡子森林》，形容當人在面臨理想、慾望與利益交雜在一起的複雜狀況時，就像在鏡子森林裡探索，在現實泥淖裡內心會做何種選擇，都會真實的反射出來，因而改名為「鏡子森林」。

「國中時遇到了好老師，老師建議我要多讀課外書、多寫作，因此沒有去當流氓，這也是我的選擇吧！」鄭文堂從小就喜歡寫作，國文老師很欣賞他的作文，批改時總會詳細給予意見，在老師的鼓勵下，鄭文堂一路創作至今。就讀文化大學戲劇系時期，從小說慣台語的鄭文堂，因為國語發音不夠字正腔圓，常被同儕歧視恥笑，於是大學期間鄭文堂都躲起來看書，成為改變他人生的重要關鍵。

畢業後鄭文堂進入當時最熱門的奧美廣告，「那時候廣告人是社會新貴，賺錢很容易，動不動就在比名牌衣服、手錶，或是汽車比較貴。」之後發生煤礦礦災，極富正義感的鄭文堂借了攝影機去現場紀錄，大受震撼之餘，於是辭職加入社會運動行列，拍攝礦災、雛妓等體制外影像紀錄片。

鄭文堂投身社會運動時認識許多媒體人，不少記者朋友也成為他田野調查的對象。「當時我認識的記者都是意識很明確，有膽試、有衝勁，比較反對派的一群人。」酒是社會線記者工作裝備，他對這份辛苦賣命的工作很感慨。「很多資深社會記者不喝酒就拿不到新聞，某種程度是拿命拚新聞。」

《鏡子森林》由楊謹華、姚淳耀主演，集合鄭人碩、林柏宏、游安順、賀一航、楊大正等眾多演技派演員，還有眾多豪華的客串演出陣容，導演陳雪甄、莊益增、黃舒湄等客串演出，導演鄭有傑在第一集飾演重要的關鍵角色。「每個導演都像在演技比賽，鄭有傑更是有備而來，拍戲前一晚熬夜沒睡，自然呈現角色面臨壓迫的憔悴模樣。」

金馬影帝陳以文則客串飾演懷抱新聞理念與良知的資深社會記者，堅持媒體應追求真相、客觀報導事實，常以過來人經驗告戒後輩姚淳耀，角色充滿警示寓意。「記者的筆可以是一面明鏡，也可以是照妖鏡，記者在找內容的時候，每個人身邊其實都是鏡子，只是你要不要看。你不看，鏡子還是存在；你看了，就會看到自己。」

分為三季的《鏡子森林》每季10集，連後製共耗時兩年完成，由鄭文堂擔任總導演，他定調首季風格、場景與演員造型，二、三季由吳宗叡、李權洋兩位新銳導演執導，鄭心媚擔任編劇。三季主題分別為「探索新聞來源」、「數位化點閱率時代」與「財團併購媒體」，真實描繪時下媒體環境演變、記者工作的利益關係與衝突。

「台灣影視產業品質與產量不足，年輕導演很少有機會接觸長片，更難參與較大編制的劇組。」鄭文堂認為透過參與拍攝長篇戲劇，新導演對於故事的節奏、劇情的轉折、人物的刻劃、觀眾的需求等，也會有觀念的轉變與磨合，他笑說自己也從年輕導演身上學到新的鏡頭語言與運鏡方式。

編劇鄭心媚當過16年的記者，見識過許多黑暗面，因此在編寫劇本時，會將以前的經歷投射出記者的工作環境及特點，藉由新聞事件點出每個角色的立場及媒體力量。「重點是真實描述媒體生態，不過度美化劇中人物，希望能完整的表現媒體這個職業的現實處境，理解記者報導背後付出的努力。」

鄭文堂表示，想拍這個題材很久了，他認為記者這行業很有趣，想要深入研究，職業中的遭遇也具備衝擊性與戲劇性，一定有很獨特的故事。「記者對國家的進步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記者的觀點與態度在社會上扮演重要角色，台灣卻很少描述記者議題的職人戲劇。」

「拍攝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如何呈現記者的專業。我覺得不能這麼簡單的概化，幾句話就評斷這個行業。」鄭文堂認為社會對於記者有許多不同的評價，但記者並不是想寫什麼就能夠寫什麼，記者也面臨著無法想像的工作壓力與威脅，很多媒體本身就有既定的立場，最後報導的結果，往往也不是記者自己可以完全掌握，加上政商勾結及媒體利益交換、報社經營等問題，都對媒體工作者產生影響。

「高舉著正義大旗，就代表正義嗎？記者是讀書人，殺人不用刀，有時候比真流氓還流氓，因此劇中有『你當記者是為了什麼？就是為了毀掉別人的人生嗎？』的台詞。」鄭文堂對現今不在乎新聞真假，只追求即時速度與點閱率的媒體生態極不認同，「女兒鄭宜農做配樂，每配完一集都會問我：真的要這麼黑暗嗎？」

鄭文堂是80年代紀錄片團體「綠色小組」成員，拍攝許多勞工、原住民、環保、政治及各種弱勢議題。他從電視製作公司攝影助理做起，試寫完劇本後立刻從攝助升專任編劇，之後開始自編自導，25歲正式當上電視劇導演。

「我覺得還是應該從基本功學起。」導了幾部電視劇，鄭文堂改當電影的場記助理，沒多久就坐上導演椅，擔任導演兼編劇。鄭文堂的創作領域跨足電影、電視劇、紀錄片、廣告、MV…等，「我算是很會賺錢的導演，也接拍公司簡介影片賺錢。」他編導的作品偏好社會寫實議題，描述底層民眾的臉孔清晰傳神，用影像追尋心中的社會正義，表達他對社會的看法。

首次執導公視的電視電影《蘭陽溪少年》，鄭文堂完全沒有新手的緊張慌亂，「畢竟我當過場記、製片，也拍過一大堆商業廣告與紀錄片，基本功算是夠紮實吧。」接著他續拍了《濁水溪的契約》與《浮華淡水》兩部戲劇，這三部作品形成了「河流三部曲」。「《濁水溪的契約》算是目前最滿意的作品，拍戲的困難度很高，但爆發力與生命力很強、很真實。」

隨後，鄭文堂將《瓦旦的酒瓶》改成韻味十足的電影《夢幻部落》，榮獲2002年威尼斯影展國際影評人週獎，及金馬獎年度最佳台灣電影獎，成績斐然。「時間只是經過，剛好留在這裡。」第2部電影《經過》是故宮的宣傳片，也是促成桂綸鎂與戴立忍交往的媒人。

鄭文堂對選角有獨到的看法。繼《白色巨塔》、《敗犬女王》後，楊謹華第三度扮演記者，他很欣賞楊謹華在《一把青》裡精準詮釋的領袖氣質，首次見面就決定由她演出女主角，「這個角色氣場要夠強，還要表現出滿腔熱情。」挑大梁姚淳耀飾演遊走三教九流、收紅包的社會記者，表現令人眼睛一亮。開拍前鄭文堂特別請託熟識的社會線記者戴志揚，帶姚淳耀到警局、酒店、當鋪等地實習一個月，最後連資深記者看了他的演出，都覺得很有說服力。

「當官並不累，只是很浪費時間。」2010～2013年鄭文堂擔任宜蘭縣文化局長，正式當起官了。做了2年多的官，鄭文堂自謙最大的政績是「保存與維護很多古蹟與建物、金馬獎在宜蘭舉辦」。請辭的原因很簡單，一年有半年的時間必需待在議會備詢，鄭文堂無法忍受浪費做事的時間。他回憶當官期間像是「充滿趣味對白與豐富影像的電影場景」，雖然趁著閒暇寫完《菜鳥》的劇本，由於仍想創作拍片，最後還是離開了官職。

鄭文堂的作品題材廣泛豐富，從底層人物生活到改編文學作品，關注的事物跨度很大，主題都很沉重，探討被忽視的現實議題，社會、土地、政治、女性、愛情等，大都來自紮實的切身經歷，他務實內斂卻不迎合市場，以寫實風格見長。「為什麼有錢人都不會替窮人想？這是我創作的主軸。」

《鏡子森林》劇中一再強調「旁觀他人的痛苦」，鄭文堂認為，記者採訪新聞與拍紀錄片很像，時常都在凝視他人的痛苦，你在觀察這個人，只是沒有在鏡頭前。「因為旁觀過他人的痛苦，就不會再把自己的幸運視為理所當然。凡是關心別人命運的人，一定要失掉一些自己的自由。」

「我覺得，人永遠要保持住一點理想性格，堅持務實的工作態度，一個新聞記者寫出來的東西，要面對的自己的心理，或是良心。」就如同他佩服的陳映真、黃春明等作家，或是英國獨立導演肯．洛區（Ken Loach），都以寫實主義為本，觀點犀利尖銳，勇於批判社會，以人民的角度發聲。

身為多產的影視創作者，鄭文堂入圍、獲獎是家常便飯，曾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台北電影節最佳導演、金鐘獎戲劇節目最佳編劇、金鐘獎迷你劇集獎等獎項。「40歲以前得獎會高興一星期，沒得獎會難過一星期。現在得獎不得獎就是一天的心情而已。」

雖然拍第一部電影就得獎，但鄭文堂至今沒有一部片賣座。「拍片很辛苦，賺不了什麼錢，要創作就不要去想市場，我樂在其中。一般偶像劇最多拍兩個月攝期是極限，《鏡子森林》邊拍邊剪，最終拍了8個月才殺青，拍攝過程中不斷增加預算，工作人員不停更換，還有人開玩笑問：確定走出森林了嗎？不確定是否真的殺青了。」

《鏡子森林》是台灣首齣以記者為主角的職人劇，以記者追尋真相來探討人性善惡與媒體環境。從底層出身、參加社運到電影導演，鄭文堂多年的影像生涯，永遠是「旁觀他人的痛苦」，充滿著道德與理想的人文關懷。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