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惡的執照》：「搭便車」也許不是公平或正直，但總是明智且理性的行為

文：強納森．奧德雷德（Jonathan Aldred）

搭便車如何成為明智行為？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葛勞康（Glaucon）講了牧羊人蓋吉士（Gyges）的故事。蓋吉士遇到地震，大地裂開，出現一道鴻溝。在典型的好萊塢災難片中，蓋吉士將開著他的運動型休旅車，盡快離開現場。但《理想國》的故事不是這樣的。蓋吉士走進深坑裡，發現一個金戒指，戴上後很快發現，只要扭轉戒指，他可以使自己隱形。蓋吉士沒花什麼時間思考如何善用他的新能力。他很快就利用那隻戒指，偷偷進入王宮，誘姦了王后，殺死國王，奪取了王位。葛勞康認為，只要取得這樣的戒指，我們所有人都會做偷竊、謀殺和誘姦這些事：我們守法，只是因為違法會受到懲罰。如果不會受到懲罰，理性的行為是追求自己的私利，即使這會傷害社會。葛勞康實際上建議我們搭便車，只要這麼做不會受到懲罰。蘇格拉底則否定葛勞康的推論，認為即使不會受到制裁，所有人都還是應該守法。搭便車被含蓄但斷然地否定了。

在18世紀，亞當斯密得出與蘇格拉底類似的結論。他注意到，即使就個人而言，不合作短期內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人們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可以是明智的。斯密最感興趣的互利合作例子，是商人聯手組織卡特爾或其他形式的價格操控安排：「同業中人很少相聚，甚至不會為了娛樂消遣而常相聚，但他們談話的結果卻往往是陰謀對付公眾，或以某種手段抬高價格。」斯密及其追隨者的結論是：資本主義經濟有出現卡特爾、壟斷和其他形式的反競爭活動的強烈傾向。

價格操控似乎是個深奧的技術問題，但在接下來一個世紀裡，馬克思進一步探討斯密的論點，大大提升了這問題涉及的利害。馬克思認為，各種形式的反競爭活動正顛覆資本主義倚賴的競爭。事實上，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正走向自我毀滅，部分原因正在於資本體制中競爭受侵蝕的趨勢。到了1930年代，許多人認同了這觀點，認為共產主義是出路。如今我們很容易忘了當年許多人的世界觀。1933年3月，在一封寫給《曼徹斯特衛報》（Manchester Guardian）的公開信中，蕭伯納和另外二十名英國著名的社會主義者堅定地替史達林的政權辯護，否定當時浮現的蘇聯出現大飢荒的證據。（蕭伯納此後一直支持史達林。1950年，有人請他選出「半個世紀的偉人」，他提出三個人：史達林、愛因斯坦，還有一個人是「說出他的名字會顯得我不謙虛」。）

在此背景下，西方很多人渴求可以用來捍衛資本主義的思想觀念。具體而言，是渴求解答亞當斯密留給後人的問題：如果企業自然傾向顛覆競爭、為了共同的利益而合作，我們可以如何維持競爭？

斯密之後的思想家如彌爾（John Stuart Mill）和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一個答案，是人們往往因為過度短視而無法理性行事，結果無法為了共同利益而合作。例如一家公司如果參與某種卡特爾或操控價格的其他協議，長期而言可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但會因為無法頂住短期獲利的誘惑，決定降低價格搶奪對手的市占率。這論點有其道理，但作為捍衛資本主義的理論基礎，看來太薄弱了。只是指出企業往往太短視，以致未能認識到自己的長遠利益在於顛覆競爭，不足以回應馬克思提出的質疑。我們需要更有份量的思想觀念。

搭便車就是那個觀念。它成就了一個有力的論點，告訴我們競爭畢竟是理性和自然的。根據這種思路，企業之間的合作並不明智，而是愚蠢的，因為每一家公司都可以搭便車，利用業界其他公司的合作努力大佔便宜。正因如此，卡特爾和破壞競爭的其他嘗試都將失敗。要了解此中原因，我們必須稍為具體地檢視一個合作的例子。

假設一家小公司同意限制自身的銷量，以助維持業界控制價格的協議。該公司很快將意識到，它可以暗中違反協議，任由銷量增加以提升盈利。該協議不會立即瓦解，因為一家小公司多賣一些，對產品市價的影響微不足道。換句話說，公司老闆的思路將是這樣：無論我是否盡自己的一份力維持控制價格的協議，都沒有差別。該公司應該盡可能多賣一些，利用市場上其他公司限制銷量而造就的較高價格多賺一些。但問題是因為市場中所有公司都這麼想，業界的協議很快將瓦解——或根本就無法達成協議，因為業者可以預料到協議將無法維持。根據這種邏輯，價格操控協議是不可持續的——雖然業界若能以某種方式維持協議，所有業者都將得益。

這個1930年代發展出來的有關價格操控的晦澀技術論點，最後對現代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為它衍生了我們如今熟悉的種種搭便車論點——它們的結論是合作是徒勞的。但首先，搭便車觀念需要有人將它從相對晦澀的經濟理論中釋放出來，應用在廣泛的社會上。

此時就要介紹北達科他州一名農家男孩出場了。曼訶．歐森（Mancur Olson）1932年1月出生於北卡州紅河谷（Red River Valley），家裡務農，祖先來自挪威。數十年後，他雖然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名人，但仍保留他的挪威口音和謙遜的農家男孩態度。雖然已經獲得許多獎項和榮譽，他的履歷表仍以他的社會保險號碼為第一項資料，就像他必須證明自己是誰似的。他的一個典型見解，是以美國中部大草原的平淡語氣說出：「找一個有趣而且重要的問題，別管它被歸入什麼類別，然後努力解決它。這是我給曼訶．歐森的忠告，也是我給所有人的忠告。」

曼訶有兩個弟弟，因為是家裡的長子，可以旁聽大人討論農場的前景。他常聽到大人討論組織小農合作如何困難，雖然這些小農都希望自己的農產品可以賣到合理的價格。歐森一家注意到，在挪威和其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人們為了共同利益合作的傳統似乎強得多——這樣既可以造就經濟成長，也可以達致某程度的社會平等。曼訶．歐森一直沒忘記這些討論，而到他寫他的博士論文時，他一心關注的是為何某些群體看來可以為了共同利益合作，另一些群體卻不能。一如阿羅（Ken Arrow），歐森在職涯初期曾效力於軍方，1961-63年擔任美國空軍中尉，然後也曾在蘭德公司工作。

歐森的事業突破，源自他將有關企業之間完全競爭的經濟理論應用在廣泛的社會情況上。在他1965年出版、書名貼切的傑作《集體行動的邏輯》（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中，歐森以有關價格操控的早期論點發展他的見解：小公司意識到，為了業界的協議限制自己的銷量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們的銷量對整個市場微不足道，它們是否自我克制因此沒有差別。歐森選擇以他熟悉的小農例子說明問題：「一名農夫即使將其他農夫的利益置於自身利益之上，也未必會限制產量以提升農產品的價格，因為他知道，他的犧牲不會帶給任何人明顯的好處。這樣一名理性的農夫，無論多麼無私，都不會作出這種無意義的徒勞犧牲……」

歐森認為，盡自己的一份力，為此有所犧牲，但對所有人都毫無影響，那就完全不是什麼美德。為了強調這一點，他繼續寫道：「沒有明顯效果的無私行為，有時甚至不會被視為值得稱讚。如果有個人試圖以一個提桶阻擋洪水，他很可能會被視為一個怪人而非聖人，甚至連他想幫助的那些人也不會稱讚他。」

這個突出的比喻引出了歐森的關鍵見解：如果是否盡自己的一份力完全沒有差別，作徒勞的犧牲就完全沒意義。搭便車因此完全沒什麼不道德：它只是理性的行為。搭便車或許看似自私，但在這些情況下，自我犧牲幫不了任何人。歐森認為，理性的人選擇搭便車而非合作，集體行動因此難以維持。他提出這見解，想針對的並非小農，而是重要得多的馬克思主義。他明確否定他所指的「馬克思階級行動理論」，認為搭便車的機會將阻止群體為了共同利益而共同行動。必須有某種形式的強制安排，群體才會集體行動。歐森舉例指出，工會必須是強制性的，否則將無法生存。對歐森來說，工會運動具有與蘇聯經濟相同的威權色彩。

歐森這種革命性分析自然大受右派歡迎。右派思想領袖海耶克安排將《集體行動的邏輯》譯成德文。到了1980年代，歐森的分析看來與自由市場世界觀——例如雷根經濟學（Reaganomics）和柴契爾主義（Thatcherism）——的思想基礎非常契合：合作與集體行動通常難以維持，競爭因此必定是事物的自然狀態。

但是還有一個謎：雖然歐森的見解邏輯上似乎無懈可擊，搭便車的名聲還是不好。如今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我們許多人似乎是靠「我是否盡自己的一份力都沒有差別」這種思路替自己開脫，即使我們並不真正相信該論點。我們之所以感到不安，原因之一可能是終身致力搭便車的人往往不是很令人欽佩、使人感動或體面正派。

搭便車者與小人物

逃稅是一種嚴重的搭便車行為。赫姆斯蕾（Leona Helmsley）是美國1980年代情節最嚴重的逃稅犯之一，她1980年代末向她的女佣解釋她對納稅的看法：「我們不納稅。只有小人物才納稅。」赫姆斯蕾對他人欠缺同情心是出了名的，所以我們不應該將她這種傲慢的炫耀視為一般避稅者的典型表現。* 但是，如今即使在那些必須維持守法名聲的人之間，積極地盡可能減少納稅也不再是難為情的事。前美國財長蓋特納（Tim Geithner）就一再忘記為他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工作期間的收入納稅。美國國稅局查稅之後，蓋特納雖然欠稅四年，但僅繳了其中兩年的稅，以過了法定追究期限為理由，拒繳另外兩年的稅。由此看來，蓋特納（或他的會計師）並不覺得自己有道德義務繳清原本欠下的所有稅款。蓋特納後來還是繳了那兩年的稅——就在他獲提名出任美國財政部長之前。企業文化也出現了類似的轉變。2012年，Google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被問到Google的避稅策略時表示：「我們以信奉資本主義為榮。我對此完全沒有疑惑。我們繳很多稅；我們以法律規定的方式納稅。我對我們建立的結構非常自豪。我們這麼做是基於政府提供給我們的經營誘因。」

〔*赫姆斯蕾對身邊的人毫無同情心。她在她的遺囑中不留任何東西給她的兩名孫子，但留了1,200萬美元給她的狗，一隻名叫「麻煩」（Trouble）的瑪爾濟斯。據《紐約每日新聞》（New York Daily News）2007年8月30日的報導，那隻狗咬了她的管家之後，赫姆斯蕾說：「做得好啊，麻煩，她活該！」〕

Google因為規模巨大，其避稅行為顯著影響政府的收入。至於我們這些小人物，赫姆斯蕾臭名昭彰的那句話另有啟示。對我們來說，避稅看來是有道理的：無論我是否繳自己那一點稅，政府的財力都完全不受影響。自我克制、拒絕避稅看來是無謂的自我犧牲。

如果你抗拒這個結論（或許是因為你完全不避稅），建議你停下來想想：你是否有在其他情況下搭便車？搭便車實在非常容易發生，有時幾乎是不自覺的。不買票搭火車，不買票偷偷溜進運動場看球賽或參加音樂會，都是搭便車。用辦公室的咖啡機做一杯咖啡，然後不放錢到「老實付款箱」（honesty box）裡；承認所住社區有必要將大部分家居垃圾分類處理，但不配合垃圾分類安排；申請保險理賠時誇大所損失財物的價值，這些全都是搭便車行為。我們多數人很可能仍認為，這些行為在道德上是錯誤的。但根據搭便車論令人信服的邏輯，如果受到懲罰或某種社會制裁的可能性極小，搭便車就是唯一理性的做法。也許我們的道德觀必須追上我們對經濟學的理解？

也許在某些情況下，這件事已經發生了。許多人在網路上非法下載音樂，或免費閱讀報紙的內容，靠其他人埋單。也許你在某間書店瀏覽本書的內容，然後用智慧型手機查了一下，發現亞馬遜賣得比較便宜，因此沒有在那間書店買任何東西。從瑞安航空（Ryanair）到英國國民醫療服務（NHS），各種組織一再挖角，搶走其他組織耗費大量成本培訓出來的技術勞工。所有這些搭便車行為都被普遍視為可接受的。搭便車很正常。在網路上免費取得音樂和其他內容，如今太平常了，根本不值一提；以前的人要從唱片店免費取得音樂，需要葛勞康的隱形戒指那種神奇東西幫忙。

我們不難想像搭便車者如何替他們的行為辯護。例如：我沒買票就溜進球場看比賽，是因為我多年來一直是忠實球迷，之前多年買了季票。如今球會由一名富豪擁有，但球賽票價大幅調漲，而我眼下失業，手頭缺錢。我在辦公室用咖啡機沒付錢，是因為我知道我該付的建議價格已經考慮到有人會「忘記」付錢。即使並非人人都付錢，那台咖啡機仍可收回成本。我這次沒付錢，正是享用一杯「備用」咖啡。我非法下載歌曲，是因為我有付錢購買一些音樂，提供下載服務的成本近乎零，而且那個樂團的成員全都是百萬富翁。我誇大理賠申請金額，並少報一些稅，是因為我知道有幾個朋友這麼做，而我認為多數人也這麼做。我誇大理賠申請金額，也可能是因為我之前誠實申請理賠，但保險公司吹毛求瑕，拒絕付錢。

以上理由有些值得認真看待。它們涉及有關公平的有力論點。但是，作為搭便車的理由，它們全都沒講到重點。搭便車可能是公平或正直的，也可能不是。但搭便車總是明智的，因為你可以從中得益；搭便車也總是理性的，因為你的貢獻對集體努力的影響微不足道——因此，你不盡自己的一份力，不會造成任何人的損失。但是，我們卻以各種其他理由替搭便車辯護，這意味著雖然搭便車的理由似乎很有力，但我們不想承認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瑣碎搭便車行為。事情似乎更費解了。

或許原因很簡單。或許我們終究還是不接受搭便車論的邏輯。萬一小人物反抗呢？萬一人人都一有機會就逃稅呢？萬一人人都盡可能搭便車呢？果真如此，社會將面臨災難性的後果。

這種簡單的回應有兩個問題。首先，它並未提供一個盡自己一份力的正面理由。一如《第22條軍規》中的約塞連意識到，如果其他人全都搭便車或以其他自私的方式行事，而你不這麼做，你會有損失，而且沒有人得益。如果只有一個人納稅，社會將無法支撐下去。集體努力需要超過一個人的貢獻，因為如果其他人全都搭便車，你盡自己的一份力也無法成就任何事。第二，搭便車者可能簡單地答道：「但並不是人人都搭便車。因此，我可以依靠其他人的貢獻。」確實不是人人都可以搭便車。作為一個搭便車的人，我需要其他人的貢獻，應該鼓勵他們盡自己的一份力。因此，我自己搭便車但勸阻其他人搭便車，我可能是前後矛盾，或至少是虛偽的。但是，有點虛偽看來好過作出不必要的貢獻，反正沒有我的貢獻，集體努力還是會發生，而如果它不會發生，盡自己的一份力就像試圖以一個提桶阻擋洪水那麼沒意義。

受曼訶．歐森的論述影響，搭便車思維在1970年代傳遍整個社會。如果歐森及其追隨者是對的，之前很多代人在思考何時以及為何合作這問題上全都犯了大錯。他們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合作以及個體對群體努力的貢獻之意義。例如以前的人如何說服人們納稅？當然有一部分是靠懲罰逃稅行為的威脅。但同樣重要的是誠實納稅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這種共識。許多不同的經濟學家和哲學家都認為，如果合作可以帶給與事各方利益，光是這一點就足以成為每一個人自願為集體努力作出貢獻的充分理由。在1930年代，一名義大利經濟學家甚至表示，那些不自願納稅的人是「社會必須提防，以免受其傷害的一個群體」。因此，在以前，搭便車被視為違背你自身的最佳利益——是不理性的，甚至是病態的。

如果我們想尋求搭便車論的漏洞，這種有關盡自己一份力的老觀點看來早就應該復興了。

相關書摘 ►《作惡的執照》：賽局理論，一門有關人類互動的殭屍科學？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作惡的執照：經濟學如何腐化我們，影響我們的決策方式，主宰了我們的生活》，新樂園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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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強納森．奧德雷德（Jonathan Aldred）
譯者：許瑞宋

「必讀之作。」——張夏準，《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拚經濟》作者
為什麼蘋果、微軟、輝瑞是智慧財產權法律的當代最大受益者？
為什麼向太晚來接走小孩的家長收罰款，反而讓更多的家長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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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原來這些都和經濟學有關

三星和蘋果在新智慧型手機的設計和定價方面的競爭，就是場賽局。馮紐曼、摩根斯坦和納許，徹底革新了我們對人類互動的想法。
現在美國和許多歐盟國家的移民政策：任何人只要在地主國購買夠多資產，都可以移民該國。這來自於芝加哥經濟學家貝克的思想。
說服甘迺迪總統與蘇聯克林姆林宮直接建立熱線的是經濟學家謝林，也是他提出人命價值的研究。
政府拍賣行動通訊和電視廣播頻譜、政府建立碳排放市場，讓企業得以買賣向大氣中排放二氧化碳的「權利」，來自於寇斯定理的世界觀。
在書店瀏覽一本書的內容，然後上網查詢，發現網路書店賣得比較便宜，所以不在那間書店買書，改成上網買。這個搭便車的行為，許多人不經意在做。

經濟學重塑了我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

從1950年代末起，少數經濟學家開始將經濟分析應用在原本不屬於經濟學範圍的生活領域。這種影響深遠的經濟學範圍擴張，是由賽局理論家如馮紐曼和摩根斯坦，以及提出不可能定理的阿羅所開啟的。

所以，我們會看到，美蘇冷戰時，賽局理論提出，分析利益衝突、考慮雙方的選擇；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啟發了大家思考政治與經濟的方式；許多交易曾是社會禁忌，甚至是非法的，插隊服務之其一；我們對誘因的觀念也改變了，大學接受捐款，條件是必須提供某些課程，或至少將某些著作列入閱讀清單。

本書作者強納森．奧德雷德是劍橋大學伊曼紐爾學院經濟研究員暨主任，作者發現，近幾十年來，我們被鼓勵相信不同的行為和行動是可接受的、理所當然的和合乎邏輯的，縱使在我們的祖父母輩認為愚蠢、有害或缺德的行為，現在卻變成合理化。我們為什麼會走到這個地步？為什麼富有的國家，有錢人愈富有，卻有更的人需要靠救濟金和食物銀行過活？為什麼我們相信讓富人富裕有利經濟，讓窮人變富裕卻是壞事？

《作惡的執照》描述一群經濟理論學家如何改變我們的世界，以及幾個關鍵構想如何滲透我們的決策過程，並擴散到生活幾乎所有面向。作者揭發經濟學對我們的道德觀和價值觀有著無比的支配力。經濟學讓我們墮落。但若我們任由這種默默發生的轉變繼續發展下去，社會出現的貧富懸殊、失業、醫療和教育等問題將更無法逆轉，《作惡的執照》讓我們知道可以從何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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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