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發香港民主派內訌，立法會「延任一年」是中共的高明招數？

隨後人大常委會議「決定」把香港立法會選舉「延期至少一年」，又規定現任議員「繼續履行職責」。立法會選舉風波已成定局。在中共意料之内，反對派内部立即開始一輪新的爭議：原先的反對派議員是否應該留任。

反對派陣營出現這種爭議，中央的「高招」居功至偉。

其一，現在人大常委的處理方式是「留任一年」，而不是重新委任一批「臨時立法會」議員。雖然「立法會選舉延期」是否符合《基本法》存在爭議，但「議員留任」是爭議最小的處理方式，不但符合邏輯，容易被接受；放眼世界其他地方，在推遲選舉後也大都用這種方式處理，可謂「國際標準」。

其二，在宣佈延期前，政府先行在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的提名階段DQ（否決提名資格）四名現任議員（「DQ4」）給香港反對派留下三重陷阱。

首先，DQ一些議員又不DQ另一些看上去更激進的議員（比如朱凱迪），本來就會引發反對派内部爭議。其次，發動建制派製造輿論，說「DQ4」不能延任，把輿論重點從是否應該DQ和延期，轉移到「DQ4是否能連任」上。最後，人大常委「決定」中，又沒有直接處理「DQ4」的問題，港府隨即確定，議員留任可不重新宣誓，意思是DQ4也可以留任，還不為他們製造障礙（如果宣誓的話又有是否「擁護《基本法》」的爭論）。

這被普遍解讀成「中央寬大」，反而像是「有恩於他們」，如果反對派拒絕留任，就是「不識好歹」。

兩者相結合讓反對派（指「傳統民主派」+「抗爭派」）處於一個「尷尬位」。無論延期還是DQ都是反對派所反對的，但中共「懷柔」了，「沒有這麼壞」，沒有趕盡殺絕，是否參與就變成兩難。這套組合拳又打又拉，站在中共的立場，算是高明的招數。

對反對派議員而言，繼續參加立法會肉眼可見有幾個好處。

首先，留在立法會中可獲得政府資源。這包括議員的薪金每年百萬（港幣，下同），還有各類補貼和活動經費，每年幾百萬。這不是一筆小數目，它可支持議員辦公室運作，讓議員聘請「手足」為議員助理，也可用於宣傳。雖然這些錢本質上來自香港人的稅金，但在現實政治中，對反對派來說，等於用政府資源去反政府，這樣何樂而不為？反對派不用，就全部撥給建制派。

其次，身為議員有不少法定權利，如能接觸政府材料、有權向政府索取資料、有權要求政府官員出席聆訊等。雖然現在反對派在議會中人數不足運用否決權（除重大問題外），無法真正監督政府，但依然可通過議員身份獲取資訊，依靠輿論為政府製造麻煩。進一步，議員在議會上的發言不被法律追究，至少可提供一個暢所欲言的場所。

再次，在《國安法》下，在衝擊議會主席臺和利用程序拖延議案（比如「拉布」和拖延選主席等）都有可能被控第二十二條第三款「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的重罪（最高刑罰無期徒刑）。可以推想，類似的抗爭手段都不再可行。

但儘管如此，議會鬥爭依然有一定阻礙能力，至少通過正常辯論也可避免所有法案都暢通無阻。若有議員願意冒險以身相試，還可測試一下《國安法》的底線到底去到哪裡。

最後，議員代表民意，用議員身份發聲怎樣都比沒有任何身份的人的聲響要大一些。正如在警民對抗現場，有一個議員身份，至少會令警察有所忌憚。其實，不要說立法會議員，就算是區議員身份也比一介白丁要強一些。

有以上幾個好處，大部分傳統民主派議員都傾向留任，不少民主派政治學者也主張留任更好，可以利用一切空間堅持和建制派做鬥爭。

然而，走激進路線的抗爭派則主張反對派議員全體退出。在議員中，朱凱迪首先在臉書專頁宣佈不加入，還呼籲集體杯葛（抵制），「齊上齊落」，認為應該以「公投」決定。隨後，人民力量的陳志全也宣佈自己不是「留任派」。

一些激進的活動家和評論家還指責翻起梁天琦、游蕙禎的舊事，指責「如果泛民繼續執迷不悟，分裂民主運動的就是泛民」，更有人把刻意二元化為「年輕人和老人」的世代之爭。

他們的主張和理由以朱凱迪提出支持杯葛的三點理由（民主原則、中共權謀、運動張力）為代表。這些理由不能說沒有一點道理，但放在現實政治環境下，其利弊分析經不起推敲。

以朱凱迪論調而言。他提出的「民主原則」，意思是2016年選舉時只獲得民意授權4年，若因為「中共單方面作出的非法決定，就繼續自認為香港人的議會代表」，就違反代議民主精神。不用說，這種理由「純潔得」脫離現實。

他提出「中共權謀」的理由，認為中共希望刻意挑撥離間，「若今年民主派以寸土必爭為理由接受委任，明年中共再以新理由將任期繼續延長，民主派只會愈陷愈深，迷失自己。」中共挑撥離間當然是事實，也不能完全否認中共以後再用新理由繼續延長任期的可能（儘管可能性並不很大），但民主派表明進入議會後，目的不是為了要配合香港政府，而是要在議會内抗爭，這何來「迷失自己」？

他的「運動張力」論認為「中共希望吸引民主派延任，協助把香港議題軟著陸」，只有集體杯葛，才可以保持運動張力，「可向國際社會表明『香港問題未解決』，加大對中共盡快恢復選舉的壓力。」

這種說法過重地看重了國際壓力。事實上，從《國安法》前後的表現看，中國在香港問題上已經狠下心來，和美英等對著幹，根本不在乎國際壓力有多大。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制裁、多國暫停和取消和香港的引渡協議，通通不能阻擋中國；中國反而加大報復（比如用暫停司法互助+引渡，回應西方國家的暫停引渡）。

對中國來說，多一個壓力不多，少一個壓力不少，更何況這是「人大決定」，中國根本不可能改，很難相信外國能用什麼壓力促使中國儘快恢復選舉。

同樣，外國（特別是美國）就香港問題向中國施壓，其目標已不再是「要中國改變主意」，而是趁著這個機會和香港脫鉤，甚至是「打沉香港」，進而打擊中國。杯葛議會與否或許能為美國多加一個藉口，但對美國來說，同樣也是「多一個藉口不多，少一個藉口不少」而已。

更何況，進入議會不等於放棄抗爭，相反還是保持張力的方式。如前所述，進入議會不等於向政府低頭，相反是最大化資源，延續和延長戰線。如過去一年顯示，「議會線」是反對派的重要抗爭戰線。沒有了議會線，等於自斷一臂，對抗爭無益。

其實，不少抗爭派（特別是右翼的抗爭派）堅持不妥協，堅持「齊上齊落」也不無路線之爭的私心。現在的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分為兩類，大多數是傳統民主派，少部分是左翼抗爭派（如朱凱迪）；右翼抗爭派（aka，本土派加港獨派）不是被DQ就是選不上。於是對右翼抗爭派而言，那些議員不留任對自己派別毫無損傷。相反，議員留任，在立法會資源幫助下只會壯大民主派（和左翼抗爭派），這對右翼抗爭派來說不是好事。

右翼抗爭派喋喋不休的是「民主派捨不得議員高薪」。但當有學者反問，「這麼多右翼抗爭派的區議員，為什麼不肯放棄高薪（儘管沒有這麼高，但依然可觀），辭職明志，抗議中國推遲選舉？」他們就語塞了。這可謂一語中的。

走激進路線的抗爭派打出所謂「政治倫理」的「道德高地」，強調整個陣營用一把聲音說法，「不應内訌」，否則就是「分裂民主運動」，實際上就變成了要求大家都「用他們這把聲音說話」，從而綁架了整個反對派陣營，牽著整個民主派的鼻子走。這種事在這幾年的香港歷史上反覆出現，最後結果無非是政治上越來越偏激。無論左翼的抗爭派朱凱迪還是其他右翼的抗爭派，都是這種操作的佼佼者。

在2019年逃犯條例風暴中，抗戰者之所以能令政府撤回，其關鍵之一，就是強調「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再計較和糾結於路線之爭，也不再說那些糾纏不休的舊帳，這樣才能團結一致。但到了用「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綁架整個運動之際，已注定了運動必然無法成功的後果。

現在，抗爭派的「齊上齊落」，更明顯違反「兄弟爬山」的成功經驗。這樣不但無法「保持張力」，更連原先的團結都失去了。或許，這正是中共最想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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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