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省族群深藍支持者「親共」的程度，遠遠比不上國民黨深藍本土派

自從洪秀柱2015年宣佈參選總統，提出「一中同表」的論點，加上韓國瑜2018年當選高雄市長後訪問香港中聯辦，都讓中國國民黨難以撕下「親共」的政治標籤。可事實上，指控整個國民黨「親共」是不公平的，因為國民黨的領導階層大多並不親共，不要說江啟臣、馬英九、郝龍斌與朱立倫等建制派，嚴格來講就算是吳敦義、韓國瑜和洪秀柱也絕對不認為自己是在「親共」。

不過我們不得不承認，國民黨或者整個泛藍族群內，確實存在著不小的「親共」市場。尤其是國民黨眾多的中常委、黨代表，還有新黨、親民黨、中華統一促進黨及藍天行動聯盟等廣大的深藍側翼政黨，在立場上已經極度傾向中共。之所以像徐正文這樣的親共人士，在標榜捍衛中華民國的藍軍內部還能生存，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因為藍軍底層支持者中發自內心支持中共的人還真的不少。

為什麼過去接受反共抗俄教育，將兩蔣視為神主牌的深藍族群，如今卻成為在台灣高舉五星紅旗的先鋒？而且即便知道這樣的行為會讓國民黨輸掉選舉，他們還把五星紅旗舉得越來越高？今年4月，筆者寫了一篇《背景來自五湖四海的外省族群，為什麼都看似忠於蔣家父子？》的文章，介紹了深藍族群對兩蔣父子的複雜情緒。

蔣經國在白色恐怖時代的恩威並施，徹底剝奪了外省族群公開反抗蔣家政權的勇氣，讓他們藉由整天對蔣家父子歌功頌德來確保自己生存。久而久之，就跟金家祖孫三代壓迫下的北韓民眾一樣真的相信了自己，或者自己祖父輩強迫自己信的神話。然而蔣家的社會控制程度終究比不上金家，關於蔣家父子或者國民黨的黑歷史，其實還是能在眷村內部暗中流傳。

所以絕大多數的外省人，尤其是外省第二代與第三代的內心，對蔣中正父子是同時存在著感激、崇拜、敬佩、質疑、不齒與厭惡等各種五花八門的情緒。不過在國民黨掌握政治優勢的時代，外省族群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經濟或者社會地位，選擇隱藏後三種負面情緒。要等到中共實力逐漸壯大，還有民進黨成為台灣的優勢政黨之後，外省人才慢慢透露出他們對蔣家父子的真實看法。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就是延續「背景來自五湖四海的外省族群，為什麼都看似忠於蔣家父子？」這個主題，但是探討的對象不只是外省族群，而是包括閩南人、客家人以及原住民在內所有的深藍支持者，尤其是底層支持者，並從中找到他們親近中共的原因。就筆者個人的觀察，雖然有為數不少的外省一代或者二代「親共」，可他們親共的程度和數量其實又遠遠比不上深藍群體中的本省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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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族群的「親共底線」

以目前筆者的觀察來看，外省族群是比較難以毫無底線的親近中共，原因其實沒有第二個，只因為他們或者他們的祖先都是被中國共產黨趕來台灣的。如《背景來自五湖四海的外省族群，為什麼都看似忠於蔣家父子？》探討的一樣，他們除了被拉壯丁的農民，或者接受中共指派來台從事地下工作者外，都是1949年紅色革命中被革命的對象。

如同1917年「十月革命」後被驅逐出俄羅斯的白俄，他們無論是否忠誠於蔣家父子，對早年中共的印象都是極度負面的。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的各種國號、旗幟與圖騰，都能勾起他們對中共革命的負面回憶。所以要他們發自內心100%的認同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極度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年紀越大者越是如此。

不過如同早年的白俄族群，或者今天流亡海外的南越遺民一樣，這些反共族群對把自己趕出家鄉的共產政權也不是完全沒有共同語言的。這個共同語言，就是民族主義。比如1941年6月22日德國入侵蘇聯，流亡海外的白俄領袖克倫斯基與鄧尼金都呼籲全球白俄人士暫時放下對史達林的仇恨，和蘇聯紅軍並肩對抗納粹侵略者。

1979年中共發起的懲越戰爭，還有接下來1988年的南沙海戰，甚至於近年來中共與越南在南海的爭端中，都可以看到旅居美國、法國還有澳洲的南越遺民支持越南政府的身影。對於外省族群而言，民族主義同樣是讓他們產生「親共」言行的最直接原因，尤其是涉及釣魚台問題、中日戰爭歷史遺留問題還有台灣統獨問題的時候。

外省族群其實比白俄和南越遺民更為複雜，一來他們並沒有在真正的意義上流亡海外，畢竟台灣還是當前法律認定下的中華民國領土。二來則是在中華民國的這塊領土上，他們卻面臨著與自己同文同種，卻存有完全不同國族認同的台獨派之挑戰。而李登輝與蔡英文等部份台獨領袖，又會以肯定日本殖民台灣的方式去挑戰國民黨過往的黨國史觀，強化老一輩外省族群在認同上的生存危機。

經歷了1979年的中美斷交，乃至於被外省族群視為「非我族群」的李登輝兼任中華民國總統與中國國民黨主席之後，他們產生了自己遭到盟邦、所支持的國家還有捍衛一輩子的政黨「背叛」的心態。馬英九當上總統後，也沒有對民進黨的台獨作為「撥亂反正」，更讓底層外省族群感覺自己被「高級外省人」背叛。高舉「國共合作」與反對台獨大旗的中共，成為了唯一向他們「送暖」的對象。

只是相比起蔡正元、邱毅以及黃智賢等本土的深藍支持者，外省族群面對中共時還會保持一些底線。比如對中共1949年的革命持全面否定的態度，並以1979年的改革開放為界，認定在此之前的中共100%是壞的，在此之後的中共至少80%以上是好的等等。這雖然說明了外省族群擅於自欺欺人，不過卻也顯示他們多數還是有一定的程度或底線，至少絕對不可能肯定毛澤東時代的中共。

尤其是經歷過抗戰還有國共內戰的榮民先進，他們對中華民國國號與國旗都有相當強烈的堅持，多數都主張兩岸統一後即便不叫中華民國，也應該取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新國號，設計一面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新國旗。曾參加過抗日中條山戰役和戡亂孟良崮戰役的沈有志老伯，就十分堅持統一號的中國國旗內要涵蓋青天白日圖騰，顯見他們沒有一面倒的「親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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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本土派認同中共嗎？

比起外省族群，本省族群出來的深藍支持者對中共的國號、旗幟與圖騰的接受度更高，關鍵原因來自於他們沒有參加過內戰。中共在大陸推行的清算鬥爭與文化大革命，除了少數到大陸參加國共內戰後被俘成為解放軍，或者基於對共產主義信仰前往大陸的左翼台灣人之外，絕大多數本省人還有他們的祖先通通都沒有經歷過，怎麼可能對中共有刻骨銘心的仇恨呢？

就跟許多台獨人士認為對日抗戰是發生在大陸的事情，是發生在「外國」的事情，與台灣人沒有關係一樣。支持兩岸統一的台灣人，同樣以中共暴行多發生在大陸為理由，否認自己有任何必要去仇恨中共。外加他們沒有如二二八事件這般被強加在整個外省族群身上的「歷史原罪」，所以更可以放開心胸去肯定中國共產黨。

事實上，共產主義的浪潮早從20年代開始就席捲台灣，許多本省籍的抗日精英在日據時代就加入台共，成為中共革命鬥爭的戰友。當然加入中國國民黨投入對日抗戰的「半山」也所在多有，其中王芃生主持的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延攬了最多的台灣人，其中包括了連戰與陳建仁兩任中華民國副總統的父親連震東以及陳新安。

然而「半山」們的數量終究還是太少，而且也太久沒有回到台灣，並不足以形成協助國民政府統治台灣的有效力量。自1928年北伐勝利以來，國民政府也因為無法有效將權力投射到基層社會，沒有辦法將中華民國真正統一起來。國民政府為了在底層社會與中共競爭，必須仰賴地方仕紳的合作來維持秩序，自然是不可能推行讓國家進一步走向現代化的土地改革。

但是在台灣，日本殖民統治者已經透過成立商工經濟會、農會以及水產業會等社會團體，把台北總督府的權力投射到了全島的每一條街庄。國民黨只要掌握住商會、農會和漁會，就能夠輕而易舉控制住台灣的底層社會，從根本上撲滅共產主義革命的火苗。從日據時代中期開始，台灣總督府也開放台灣人擔任公務員和教職人員工作，建立起完整的公教體系。

直到今天，老一輩的軍公教人員仍是國民黨最鐵桿的支持者，然而公務員與教師可並非全部都是1949年隨政府來台灣的外省人士，許多人其實是出身日據時代公教體系的本省精英。軍人方面確實是以外省人為主，可是維持社會治安的警察，其實多數還是過去效忠總督府的台籍員警，但是在二二八事件時卻多支持陳儀當局，協助國軍以武力將各地的暴亂鎮壓下去。

就連台籍日本兵，也並非如我們所知的全部與中華民國政府唱反調。比如說日軍陣營中軍階最高的台灣人吳振武大佐，就傳聞為了拒絕謝雪紅邀請他領導台灣民主聯軍反抗政府，刻意開槍打傷自己左腳。他在二二八事變後接受桂永清將軍邀請參加中華民國海軍，協助軍方收編了黃金島與許昭榮等二二八事變的參與者，顯見台籍日本兵也有相當數量的人在戰後成為國軍。

如此龐大數量的本省精英，在戰後為中華民國政府或者中國國民黨效力，許多人也確實因此飛黃騰達，從而對蔣家父子產生認同。2000年的第一次政黨輪替之後，縱然有不少本土精英跟著被開除黨籍的李登輝一起脫離國民黨，但更多人還是基於現實利益或者國家、政黨認同的考量決定留了下來，成為獨派陣營的敵人。

值得一提的是，蔡英文、黃主文、蘇進強以及黃昆輝等2000年後加入民進黨、台灣團結聯盟或者建國黨等獨派政黨的本土精英，多數並非威權時代反抗蔣家父子的黨外人士。相反的，他們與林洋港、連戰、吳伯雄以及吳敦義等繼續支持國民黨的本省精英有更相似的背景。所以從比較狹義的立場來看，2000年後的藍綠鬥爭其實就是一群「藍二代」本土或者外省精英的內戰。

加入獨派陣營的「藍二代」，為了證明自己的忠誠，往往在行為舉止上表現的比老黨外更加擁護台獨思想。至於留在國民黨裡的本土精英，則必須要表現得比外省大老們還要更加捍衛中華民國與蔣氏父子的尊嚴，以爭取深藍族群的選票。只是本省精英與老一代外省精英的最大差別，在於他們或者他們的父母沒怎麼經歷過國共內戰，自然就少了對共產黨的戒心與仇恨。

此外他們也不像許多外省二代一樣，一提到二二八事件等歷史悲劇時就有延續自父輩的「歷史原罪」，所以本省精英和中共打交道時也比較不用擔心「賣台」大帽。90年代國民黨執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一直都有「外省人主國防，本省人主兩岸」的淺規矩，所以1993年被派到新加坡與汪道涵實現歷史性會面的辜振甫，不只是道地的本省人，還是日據時代親日派的代表性人物。

「外省人主國防，本省人主兩岸」的淺規矩，至少延續到馬英九總統的第一任期，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海基會江丙坤，還有背後督導的陸委會主委賴幸媛都是不折不扣的本土派，尤其後者還是被開除黨籍的台灣團結聯盟黨員，與國民黨沒有絲毫淵源。連戰也因為同樣的原因，能夠在比較沒有情感包袱的情況下，於2015年到北京出席抗戰勝利70周年的大閱兵。

當然說國民黨本土派「親共」並不公平，只能說他們比較不用像民進黨人那樣需要隱藏台灣人與生俱來就擁有的漢民族意識或者中華認同，而且又不像外省族群那般有坎坷的逃難歷史與反共情節罷了。尤其國民黨的政治人物無論是本省人還是外省人，都是靠選票維持著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可能放棄當前的民主制度去支持中共的一黨專制。

只是意識形態就像商品一樣，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供給，當底層的深藍支持者開始大規模「紅統化」的時候，部份國民黨政治人物出於爭取「紅統」選票的考量，自然會放緩對中共批判的力道。擁有政治影響力的國民黨人，基本上還懂得愛惜羽毛，與親共勢力保持距離。最大的麻煩，其實還是來自於那些過氣、失意或者從來沒有辦法擠入權力核心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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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政治第二春

其實親共或者「紅統」的生意，並不是只有國民黨或者泛藍的政治人物在做。民進黨與台灣團結聯盟的政治人物，發表親共言論的其實也所在多有，而且比起泛藍政治人物其實只有過之而無不及。親共與否的真正關鍵不在藍綠，而是在於政治人物過氣與否，或者有沒有機會接觸到權力核心。越是能觸及權力核心的政治人物，越不可能過度的親近中共。

因為除了選票考量外，延續自兩蔣時代的反共教育以及來自美國的龐大政經影響力，都讓藍綠高層政治人物有著自己要與北京「保持適當距離」的自覺。尤其是美國的制約，同時打消了國民黨與民進黨政治人物進一步往兩岸統一或者法理台獨路線前進的想法。任何改變現狀的行為，都至少要事先知會過美國才可以執行，就連2015年的馬習會也不例外。

然而並非所有的台灣人，都對這種台灣必須處處聽從美國的現狀感到滿意。李登輝1999年發表「兩國論」，就此成為美國政府口中的「麻煩製造者」（Trouble Maker），陳水扁則為了挑戰台灣元首不可隨意造訪美國的規則，搞出了一個迷航外交，最後還藉機造訪格達費統治下的利比亞。當時正值美國打擊恐怖主義的高峰期，此舉可讓小布希政府全面與民進黨撕破了臉。

連知道台灣獨立運動必須要靠美國支持才能成功的民進黨，都曾經惹到美國總統直接痛罵陳水扁是「狗娘養的」（Son of the Bitch），一心期待兩岸團結推翻「西方秩序」的統派深藍又怎麼可能接受國民黨高層普遍親美的現狀。如果說李登輝和陳水扁時代，絕大多數的泛藍支持者認同中共是被台獨「逼」出來的，現在的情況可就完全不一樣了。

中共軍事力量、經濟力量還有外交力量的大幅提升，讓不分本省外省的基層深藍認為孫中山先生帶領中國走向富強之路的夢想，如今已經由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實現，所以不只不該反對，而且還應該大力擁護。或許許多深藍支持者，確實是因為單純的愛國心去認可中國共產黨的，可是筆者透過口述歷史訪談，卻發現背後的原因可能更加複雜。

因為許多把自己今天的親共原因，歸納到中共帶領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深藍老前輩，在過去兩岸對峙的時代其實是協助美軍對抗中共的，甚至還替他們嘴巴裡「萬惡」的中央情報局服務過。還有一些是抗戰時代，在淪陷區給日軍當通譯的「漢奸」，甚至替汪精衛政權服務的「偽軍」或者台籍日本軍人、警察筆者都接觸過。

所以深藍族群「親共」的原因，確實是因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可能把後面四個字「偉大復興」看得比「中華民族」還要重要。否則為什麼過去毛澤東時代大陸一窮二白，他們就不願意與「祖國」同甘共苦？他們今天親近中國共產黨，與他們在冷戰時代親美或者大東亞戰爭時代親日的理由一樣，都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共將成為新一代亞洲秩序的領導者。

有市場就會有需求，既然藍綠主流都沒有人願意親共，那麼就會有來自藍綠的過氣人物，或者無法觸及權力核心的政治新人出來整合這些底層的親共聲音。過氣政治人物的親共代表，當屬許信良、朱高正等民進黨創黨元老，還有邱毅與蔡正元兩位俗稱「正毅兄弟」的國民黨前立委為主。新黨前主席郁慕明，在退下主席的位置之後，更是變成過氣人物當中的過氣人物。

設想如果今天蔡正元或者邱毅還有立法委員的職務，他們是否還會天天上大陸的政論節目，左批蔡英文右批馬英九，甚至製造所謂「台籍日本兵殺害八百壯士」的謠言來討好大陸人？當然讀者們可能會問，支持急統的人在台灣可能連10%都沒有，又何來讓邱毅跟蔡正元如此媚共，而且媚到對同黨同志都翻臉無情的市場可言？

正確來說，台灣這些深藍族群的歲數較大，多為第二代外省人或者經歷過台灣光復的本省人，隨著時空流逝未來只會越來越少。不過這些擁有強烈「中華認同」的台灣人，卻能成為台灣過氣政治人物們尋求大陸同胞認可自己的強大助力。畢竟100%認同大陸急統派在台灣實在太少了，這些政治人物只要願意站出來與台灣的主流對抗，替大陸講好話就能獲得大陸人200%的同情。

當然從事親共生意的人不是只有過氣政客，還有一些永遠無法觸及到政治核心者也會想靠大陸人的支持來提高自身價值。比如民進黨籍台南市長黃偉哲的妹妹黃智賢，從2014年參加了一次中華統一促進黨的研習活動後，立場就由原本的中間偏藍逐漸轉紅。2019年10月1日，她更獲邀前往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70周年大典，完全成為了中共中央在台灣的傳聲筒。

另外一個證明筆者論點的推論，來自於我對新黨青年軍三劍客的觀察，選上市議員的侯漢廷因為已經進入政治圈核心，便逐漸淡化掉自己過往的統派色彩。無法進入政治圈核心的王炳忠與林明正，只能找蘇恆組成一個新的新黨紅色三劍客，然後在網路上大罵侯漢廷是統派叛徒。對於這類永遠無法進入政治圈發展的統派青年而言，無底線吹捧大陸也是他們尋求政治第二春的唯一選擇。

他們為何要討好大陸人？好聽一點是期望兩岸統一之後，能有機會做到比侯漢廷還要大的官。不過兩岸統一這件事情，即便是如王炳忠和林明正這樣的統派都知道變數太大，所以他們討好大陸的原因其實求的不過就是「支付寶打賞」而已。或許那些單純的統派深藍，真的是一心渴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但是政治人物的想法可沒有那麼簡單。

王炳忠直播截圖

統獨不過都是各取所需

近年來台灣政治發展出現極大變化，藍綠統獨等意識形態，都不能再像過去一樣簡單用省籍劃分（其實從來都不是用省籍劃分）。越來越多外省第二代與第三代，發現自己在泛藍陣營圈子裡沒有價值後，紛紛投效民進黨陣營，將他們過去在眷村裡聽到，本省人卻聽不到的蔣家或者國民黨黑歷史用來做為鬥爭當今國民黨的材料，甚至於推動轉型正義運動的中流砥柱。

民進黨需要外省人，新黨同樣需要本省人，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新黨青年軍在郁慕明時代有快速本土化的趨勢，而且背後主導者正是某為你知，我知，大家都知的「高級外省人」。王炳忠與林明正等正港台灣青年，都是由「高級外省人」推薦進去的。中共的統戰對象，近年來也逐漸由過去老一代外省籍國民黨元老或者退役將領轉移到有綠色背景的本土政客身上。

統獨的一切，不過就是各取所需，讓筆者感到政治的黑暗真的是難以形容。就連許多到大陸去交流的退役將領，嘴巴上雖然喊得是蔣公啊、黃埔啊或者對日抗戰啊之類的中華民國神主牌，可實際上當他們面對中共高幹的時候，又有幾個人能展現出郝柏村院長的骨氣？

最近來自香港的學者徐全，在考據了大陸的國軍抗戰烈士紀念碑後，撰寫了一本名為《歷雨迎鋒：國軍抗戰紀念碑考》的書籍，內容有許多篇幅介紹中共建政後，解放軍與紅衛兵破壞國軍抗日英雄紀念碑，甚至將烈士遺骸挫骨揚灰的醜陋過去。他將這本書的內容給一些長年往來兩岸的台灣退役將領閱讀，得到的反應卻非常糟糕。

許多台灣退役將領以他破壞兩岸關係為由，質問徐全為什麼出這樣的一本書。可難道這些被中共鞭屍的國軍英雄，就不是這些台灣退役將領的前輩嗎？而且被鞭屍的英雄，還包括空戰王牌劉粹剛、中國遠征軍以及中國駐印軍在內諸多當今兩岸公認的抗日烈士，為何台灣的退役將領們就怕得罪中共，不願意為自己的老學長們出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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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見退役將領們去大陸，未必真的是為了紀念自己的老前輩，只是希望透過與中共交流來增加自己的政治資本。畢竟孫中山是兩岸公認的革命前輩，抗戰又是自大陸改革開放後，兩岸共同肯定的民國歷史遺產。靠著孫中山和對日抗戰的歷史，中共有了推動「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基礎，對國民黨元老和退役將領展開統戰。

部份台灣退役將領發現國父與抗戰這兩大神主牌，對自己前往大陸尋求政治或者商業利益有所幫助，便打著「黃埔」旗幟往來兩岸獲取利益。

事實上不要說抗戰了，筆者懷疑他們連「反獨促統」都未必是真心的，目的更多是為了追求自己的榮華富貴。也就難怪為什麼當徐全拿出歷史文獻，要讓台灣退役將領們替老學長們說話時，得到的反應卻是如此不堪入目。

到頭來，一切的政治往都不過是一場生意，也讓筆者這個過去的小深藍從睡夢中清醒了過來。筆者對國民黨沒有放棄希望，並支持現任黨主席推行的形象改革，將「紅統」勢力慢慢清除出黨。

希望未來國民黨員或退役將領到對岸交流時，能夠更加的謹言慎行。當然這也不是只針對國民黨，畢竟暗中與大陸往來的台灣政治人物當中，從來就不缺來自另外一個陣營的。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