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齋藤希史

第二章 「支那」再論

三 梁啟超的「支那」

亡命日本的梁啟超，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橫濱創刊《清議報》。「嗚呼，我支那國勢之危險，至今日而極矣」——創刊〈敘例〉以此句起首，而其「宗旨」則如下。

一 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
二 增長支那人之學識
三 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聯其情誼
四 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

一眼就可以明白，文中盡是「支那」。觀〈敘例〉通篇，當然沒有「清國」，卻也沒有「中國」；「支那」是其自稱。那麼，來日本以前又是如何？

閱覽梁啟超擔任主筆、肩負變法運動機關誌角色的《時務報》，其中用以自稱的，壓倒性地都是「中國」。例如以外電傳送日清通商條約時，他將之翻譯為「中日通商條約」，或譯「日本人民之在中國者」，而不說「清國」。此外，《時務報》設有古城貞吉的專欄「東文報譯」，然而在那裡，本來原文應該會寫作「清國」或是「支那」的地方，也全都變成「中國」，大致見不到「支那」這個詞。

當然，在到日本以前，梁啟超應該就知道「支那」這個稱呼通行於日本。像是康有為《日本書目志》記錄了許多含有「支那」二字的書名，《時務報》連載的「變法通議」中，也有「吾所見日本人之清國百年史・支那通覽・清國工商指掌」等句。只看《時務報》，則「中國」做為自稱，已是確定，而英文的China與日文的「支那」譯語，也固定了下來。使用「中國」之稱，可說是《時務報》的統一方針。

但是，似乎是戊戌維新失敗而亡命日本，梁啟超就如前所述，開始使用「支那」來代替「中國」。這是為什麼呢？難道是和他將日本新創的大量「新名詞」拿進中文裡一樣，「支那」這個稱呼在來到日本的梁啟超眼裡映出新奇，而本來就通佛學的他也知道這個詞的由來，所以才立刻使用這個詞的嗎？是在摸索著與日本合作的過程中，發現像日本那樣稱呼「支那」是為上策，才下此判斷的嗎？

還是，他在「支那」這個稱呼裡，感受到了「中國」所不能表現的新概念呢？很遺憾地，我現在並沒有找到能夠提供解答的史料。但是，這個一口氣就從「中國」到「支那」的轉換，任誰來看都很清楚。

《清議報》第一冊中，承接了《時務報》所連載的〈變法通議〉，改題為〈續變法通議〉，並刊載了〈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這篇論說，而若是在那之前會使用「中國」的地方，全都變成了「支那」。實際上，《時務報》刊載時，除了先前引用的書名以外，完全看不到「支那」一詞。全都是「中國」。而似乎是換成了《清議報》這個地方，就全都變成「支那」。只是，《清議報》並沒有像《時務報》統一稱為「中國」那樣，全都統一為「支那」。「支那」雖然佔了大多數，但其他的報導中，也混用「清國」、「中國」，而梁啟超自己所寫的論說，也並沒有避諱使用做為泛稱的「中國」。

雖說如此，其創刊的「宗旨」上寫的是「支那」，而另也設有「支那近事」、「支那哲學」的專欄，可以視為官方以「支那」來稱呼中國。但是，一年多之後，《清議報》第三十六冊中，將在那之前的「支那記事」欄名改為「中國記事」。雖然「支那」之稱並沒有在全部的報導中都被排除，但是從這一期前後開始，明顯地喜歡使用「中國」更甚「支那」。而梁啟超的報導中又特別是如此。為何又從「支那」變為「中國」呢？這和他使用「支那」的時候一樣，我也無法說明。但是，可被看做象徵此事的論說，刊登於前一期的《清議報》三十五冊上。即〈少年中國說〉。梁啟超是這樣說的。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凡此者謂為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為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少年中國」，是受到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的青年義大利運動的啟示而提倡的；這個稱呼，是對日本喚中國為老大國的反駁，也是對西洋的反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直接使用了當時在日本普遍流行的說法：中國沒有國家，只有朝代，並且宣言：既然如此，那就從今日開始建立我們的「中國」吧。雖然有朝代名，卻沒有國家名，此後我們要建立國家，其名為「中國」。這個理論，正好是利用日本人的主張——雖然有朝代名，但沒有總稱，故稱之為「支那」——順勢反將一軍的近代國家宣言。

在這層意義上，這個「中國」，比起《時務報》時期的「中國」，背後有更明確的國族主義在支撐著。可以說，那不是以中華意識為基礎的「中國」，而是以民族國家意識為基礎的「中國」。必須注意的是，這是經過了一次「支那」之稱才獲得的。或者，可以說梁啟超是藉由使用「支那」這個稱呼，暫時地由外部來理解中國。其身在國外的狀況下，一度以外部觀點來觀看中國，這與他稱呼自國為「支那」，是息息相關的。

當明確地將國族主義納為己有之後，就已經不需要「支那」這個詞了。他再次以「中國」，而且帶有重獲新生的氣息，來稱呼自己的國家。梁啟超透過由日本所規定的「支那」，獲得了新的「中國」。換言之，他通過日本的國族主義，獲得了中國的國族主義。

「支那」這個稱呼在明治以後被積極使用，是因為日本人無論如何都要將自國文化中的外來之物——來自中國之物——排除，以重新建構日本固有的「傳統」。在日本這個國家裡，不能含有外部國家的要素。日本必須是日本，支那必須是支那。不稱漢字而稱支那文字這種新奇的說法，正是為了要強調那是外來之物。要定義這些被排除的文化總體，「支那」這個稱呼就是必要的。

具有統一文化體的「支那」觀念的成立，和作為統一文化體的「日本」觀念，這兩者是互為表裡的，這無論強調再多次都不為過。認為「支那」是歷史通稱故適於使用的討論，往往是以毫無反省的歷史通稱「日本」為前提的，這也可以當成反證吧。而如果只是單純將「支那」換成「中國」，那這種關係還是持續不會改變。「因為對方討厭所以不使用這個詞」，這種想法作為一般常識是有效的，可也不過就只是一般常識。但另一方面，因為要對這種常識翻案，而故意使用「支那」，卻沒有自覺到上述的運作機制、不試著超克的話，那也就只是不知反省而已。

重要的是，要自覺到文化認同的陷阱，並持續拆解那不斷被製造出來的陷阱；要超克實藤惠秀與竹內好的論述，也只有藉由這樣的方式才能達成。討論「支那」這種稱呼的價值，正在於此，而在這層意義上，我們也必須重新注意到「支那」這個詞才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群學出版

作者：齋藤希史
譯者：盛浩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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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漢字文化圈的一員，到獨立的民族國家，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國族建構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文化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如何定位文學，
或毋寧說：核心就是文學

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東亞，正好是「清末」，也是「明治」。彼時日本開始現代化，但其核心並非器物，而是文學。日本文人進行了一連串討論與轉型運動，界定了新一代日本人文化與認同基底，發揮了深遠流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梁啟超。齋藤希史以「漢文脈」與「écriture（書寫）」兩大概念切入，涵括了當時紛亂未定的「文學」狀態，並以之為對象進行詳實考察，展示了日本現代化與文化國族建構的過程。

齋藤的研究詳實貼近文本，並且更深刻理解到：考察écriture的世界，絕不可只關注單一的線性發展，而該將視線投向在各式各樣潮流互相合流、衝突的文學場景。在日本國族性確立中，梁啟超意外扮演重要角色。齋藤貼近文本的研究之手，悉心點選各文本——報章雜誌連載小說、章回小說、翻譯小說。「小說」文類會成為主軸，正在於此載體可以吸納涵蓋所有關於國族與文化的討論。思想家探尋如何透過連載小說吸引大眾進而達到普世教育之效，而翻譯小說，更挑戰了日語範疇的邊界與定義。

作者繼而以細膩俯瞰東亞的視線，涵納到技術場域，探討銅版印刷如何助長了新日文的傳播。如果沒有銅版印刷，新型態之日文也不可能快速傳達至民間以及學校體系中。本書展現了一個國家之民族性乃是集體事業，實端賴各方各業群體群力。

最後，再從西洋人費諾羅沙看待日文的視線，來理解西洋人投射的對東亞的想像。費諾羅沙在漢文以及日文中尋找到的象徵主義意義，恰好回返與西方結合，然而東方並非僅只是召喚西方的橋樑，而乃是大一統文明進展的一部分。齋藤透過費諾羅沙，又更將漢文脈的變革，接合上了世界精神的一體性之中。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台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

Photo Credit: 群學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