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台北雙年展（後記）：「接近實地、認識蓋婭」，透過植物與城市了解你我與環境的關係

‘‘There were no weeds before man.’’（在人類出現以前，並沒有所謂雜草這回事）[1]—Jack R.Harlan &J.M.J.de Wet

2020的台北雙年展《你與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用不同的星球討論你我在地球上的觀念分歧所導致的地球負擔。從資源消耗的全球化星球到面對現實的實地星球，展覽在多處使用了許多環境地質原始的區域作為檢視與發揮的主體，如太魯閣國家公園或變動的台灣海域皆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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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出版的《植物城市》（The Botanical City） ，由英國地理學家Matthew Gandy與德國地理學家Sandra Jasper共同編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討論植物與城市的共存關係，以植物的生活作為環境放大鏡，跳脫人類主宰城市的一般結構想像，進而提醒都市植物學的重要，也透過植物脈絡借鏡城市歷史。

作為展覽後記，此篇文章將透過舉出在《植物城市》一書中所提到的案例，討論與你我直接相關的城市設施、空間、植物與歷史，不但作為一種「接近實地」（approaching the terrestrial） 的思想練習，更作為一種帶入自己身處環境、城市棲息、靠近實地的觀察樣本。

都市、機場、聲音與雲雀

「當我們在柏林夏季聽見雲雀（Skylark） 歌聲時，有極大可能是、我們正位於一個看得到地平線的空曠大地：可能是一個雜草叢生廢棄空間；可能是位在城市邊緣、賀布希式（Hobrechtian）[2]的汙水處理區；也可能是一個在城市中間的飛機場。在城市中與周圍的機場，成為了雲雀與其他地面育種（ground breeding） 鳥類重要的避難所。」

德國地理學家Sandra Jasper在她書裡的文章中《聲音植物學：在過往的機場聽見自然》（Acoustic Botany：Listening to Nature in a Former Airfield） [3]寫道，講述在柏林舊機場所留下來的空地—滕珀爾霍夫公園（Tempelhofer Feld） 中，現有的草地、隨意生長的植栽，與在結束機場身分、為公民所使用後的空間，如何成為許多鳥類物種生活的地方。

雲雀在2019年，獲德國保育組織選為年度之鳥，被視為是旗艦物種（flagship species） 。只要是旗艦物種，皆代表了牠具有作為環境生態保護要點的象徵。 隨著柏林人口移入以及快速都市化，雲雀的聲音慢慢在都市中消逝，卻又在2010之後隨著藤珀霍夫機場的關閉、機場荒廢後公園內所生長的特有種植栽出現，雲雀跟著牠的歌聲漸漸地返回城市周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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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雲雀不但具有生態指標性，更因為牠獨特的聲音，讓科學家與學者得以透過聲音測量的方式，了解城市中空間的變化。在滕珀霍夫公園少了飛機的噪音後，公園與它的自然環境不但成為雲雀生活的地方，也成為居民的休閒集散地，而在附近的席勒街區（Schillerkiez），也開始因為降噪後的生態與自然環境，房價水漲船高，成為一種城市仕紳化的變形，稱之「聲音仕紳化」（acoustic gentrification）。

Jasper將雲雀在荒廢後機場內的聲音作為測量工具，透過聽著雲雀的聲音，將自然生態與雲雀棲息地的必要條件串起，都市空間變化與樣態儼然表現出一種生態網絡。「在過往的機場聽著雲雀的聲音，我們被提醒著，鄉野與城市的變化在本質上是透過土地投機（land speculation） 與候鳥相互相連的。」雲雀成為講述都市變化的故事主人翁。

城市擴張、曬衣場、雜草與勞工歷史

布萊克希斯（Blackheath） 是位於倫敦東南部的邊緣地，在歷史上曾以莊園的形式自居。隨著倫敦快速的都市化、交通建設的增加，布萊克希斯區的自然莊園生活也慢慢被都市快速的工業步伐吞噬。布萊克希斯區內的空地，在如此的地區擴張的催促下，使用開始產生變化。

自維多利亞時代開始，英國就有圍起空地作為曬衣場的傳統，這樣的空地稱為「曬衣綠地」（drying greens）。歷經都市化後的布萊克希斯，非公共空間的戶外空間被平民（commoners） 直接使用，經常為地主詬病。

但卻也如此，布萊克希斯的公共空間開始被開發多功能用途，洗衣晾衣這樣的基本需求，也在曬衣場的傳統中成為一種女性「接案」的產業。洗衣婦列（washerwoman’s row） 則成為在這樣曬衣場漂白、洗衣婦女的工作職稱。在地理學的探討中，洗衣與晾衣也成為日常生活動作、身體、空間、家庭與衛生等具有社會文化政治性的延伸討論。

使用橫貫取樣法（transect），劍橋大學地理博士生Marcus Nyman走過在布萊克希斯曬衣綠地，檢視在都市生活設施縫隙的植物蘊蓄。橫貫取樣法作為一種在空間用感官衡量環境細節的研究方法，研究取材除了是視覺中的直接取樣，更是從在行走間巡查具「點對點」特性的歷史內涵、相對故事。

在Nyman的《曬衣綠地、共地與植物的可能性（於一靜謐的倫敦角落）》（Drying Greens,Commons,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Botanical（in One Quiet Corner of London）） [4]，他透過對遺棄地植物的觀察，像是在布萊克希斯的常見花種金雀花（Gorse），進而探討遺棄地對當地植栽空間背後的歷史。由植物作為主體，布萊克希斯的曬衣綠地間接地成為研究故事。而由曬衣綠地帶出的，又是背後的女性職業探討。

十九世紀後期，科技演化生產了烘衣機，器物的變化直接影響了女性具經濟價值的勞務角色，也將布萊克希斯的曬衣綠地引進歷史。在時代、空間與都市樣貌變化其中，曬衣綠地與人類互動的停止循環慢慢地改變了土地的植栽樣貌。漆樹（genus Rhus） 、醉魚草（genus Buddleja） 、荊棘（Rubus futicosus） 零星依偎著土壤，也將過去的記憶靜靜地覆蓋於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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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園、多樣性、重生與都市共生

在歐洲的許多城市裡，經常可以在行走間見到鑲嵌於市中央的墓園用地。墓園除了是具有紀念意涵的建設、重要的文化遺產，墓園的建築設計也經常成為回溯文化進程的實體紀錄。不僅如此，墓園在許多層次上，隨著時間星移，更成為城市中數一數二的生物多樣性大本營。

德國植物學家Ingo Kowarik透過探索城市中的墓園植栽與歷史[5]，規列出生物多樣性與墓園環境關聯有以下三點：

• 一、墓園的特殊環境造就了許多生物與植物的棲息樣態。高大的樹木、樹叢、林下灌木營造了許多不同植物物種的生存環境。墓園中年老的樹木正在腐壞的樹幹、腐木中的小洞更是鳥類、蝙蝠、蕈類與無脊椎動物的活動天堂。墓園中的人造堆石：堆砌出的牆面、墓碑與陵墓也提供蕨類、青苔與地衣最佳的附著地。
• 二、墓園中的植栽使用與野生花草的生長循環。裝飾用的植物像是象徵永生的長青樹，或是象徵哀悼的叢冠低垂的植物，漸漸因為人工種植成為墓園中具有份量的植栽組成。在柏林的魏森塞（Weißensee） 墓園，光是以老裝飾性植物衍生為野生花草的種類就有42種。
• 三、墓園中的不同區塊的維護程度也造就了其生態的多樣性。在近幾十年，許多歐洲的墓園除了漸漸地沒有埋葬空間，也因為埋葬文化改變，開始有更多人選擇火化與移置其他地方。墓園除了逐漸被（人類） 遺棄，上述的環境條件更造就生態多樣生長。墓園因此成為處於城市中間的野生生態集散地。

今日柏林的魏森塞墓園總計將近有7000棵樹，其中有2000棵為位於墓園中大道與陵墓邊的景觀樹。墓園中的樹因為土壤的養分而繁榮，而在茂密樹冠下的生物也得以獲得樹的保護。除此之外，魏森塞墓園的植物新式荒野（novel wilderness） 更述說了國家傷痕。

於1880年啟用，魏森塞墓園是歐洲最大的猶太墓園之一。因為猶太大屠殺，原本會到墓園中探訪的人群、親友產生了斷代，導致魏森塞墓園在長時間內的無人探訪、造就今日墓園中的多樣生態模式：人工、經過保養的植栽與古老的樹種、植物種一起組織成的新式荒野。墓園成為自然與文化的歷史文獻室。

墓園在城市裡變成混凝土堆中的綠島，植物成為記載城市歷史足跡的線索。作為哀悼、紀念、一種看似蕭索的都市建設，墓園，相反的，充滿了生機與契機、儲備環境養分與過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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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活動、生態、建設、城市與非人

城市或大都市（Großstadt） 在你我的心中可能存留著某種類似的形象：交通、明燈、霓虹、自由、喧囂。當城市進入文學、電影或各式創意媒材，鳥瞰道路上與摩天大樓色彩繽紛的四散亮點，成為腦中最直接投射出的遠景。

從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在20世紀初對柏林科技（技術） 與道路快速變化的讚嘆；60年代巴西對首都城市的想像，與憑空建設出來的摩登城市巴西利亞（Brasilia）；紐約在90年代電視劇慾望城市裡時尚明媚；尤沃金提爾（Joachim Trier）2011年的電影《八月三十一日，我在奧斯陸》裡在變化中的奧斯陸；或成為鮮明台北記憶的台北101。這些人類的建設建構了我們對城市的印象。

建設中所剷除的荒地、土地、綠地成為我們在文明（civilisation） 進程上所謂的創建故事（foundational story） ，將文化與自然二分。自然、非人生命則為荒、野、不馴、蠻。下水道的老鼠被視為是侵略[6]人類生活地區的惡敵，而灰鴿則成為鳥類中的過街老鼠、髒、亂、染疫成為標籤。老鼠、鴿子，甚至是蟑螂早已適應人類「優化」城市環境，與之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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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文化、自然的二分，一直是一件不明所以的事。都市與城市的定義隨著建設樣貌的變化、工程的進步而改變。「會有工業時期前、工業時期、工業時期後（pre-industrial,industrial,post-industrial） 也表示著城市意涵與設施的俱進[7]。」灌溉系統與下水道的建設在今日看似平凡，在許多地區卻是從村落成為城市的開始、形成水利秩序[8]。自然與城市密不可分。

在近幾年，被作為人類自然與生態交惡的警示的人類世前、於全新世時期（Holocene） 被記載的「都市」變化之一，即是美索布達米亞平原的居民生活。位於沖積平原，美索不達米亞透過沖積所得到養分種植作物（穀類），沖積作用的快速環境變化成為滋養作物的最大功臣。

跟著這樣的循環生態，英國地理學家Nigel Clark寫道：「沉積作用明顯的地區，開始出現一種平凡的規律—巨大的建築與邊界強化、社會階級、勞務分責、國王為中心的政治體與中心體制的行政紀錄及稅務體制開始出現。[9]」水文與泥沙在此的交會奠基人類所謂的「文明」，非作物的植物更因此成為城市化與文明制度的鷹架、城市的形成，因此，則可以被視為與星球式的動態（planetary dynamics）親密結合的「變遷」。

實地思索

回到2020台北雙年所提出的接近實地、認識蓋婭的邀請：「所有的元素—不論是岩石、氣體、礦物、水、大氣或土壤，都因生命型態的作用而改變。」我們的一舉一動，不論任何後果或形式，都為非人的存在而調節著。展覽帶著觀者直搗黃龍、透過張永達的作品看地質變化；透過領土仲介所（Territorial Agency）作品看海洋生態；透過劉窗的作品看鋰礦開採。

這些作品提供了一個大範圍的框架，不但記載、哀嘆環境浩劫，也是慶祝自然的力量。但在環視這些使觀者感到自己所居的地球，正在天崩地裂的作品時，「接近實地」正是走出展覽後的唯一定心劑。

Photo Credit: 藝術家及臺北市立美術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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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將自然政治化、將文化與自然放在同等的天秤上。經過衡量後的自我環境理解，將理解過程視為研究方法，方可覓得走向實地的起點。在《植物城市》中，生態與自然成為梳理脈絡的主角，並將你我所居的城市，從混凝土疆界遷移至一個從來沒有停止呼吸過的環境。所有的雜草、荒地、非人背景都像複寫本般的，不斷在紀錄它們的生活、我們的歷史。

走進城市，坐在行人道上的板凳，低頭看—蒲公英如太陽般黃色的花瓣跟著路人行走過，帶起的風一起搖曳，跟著停著紅綠燈的車輛一起看著進入轉角就會到達的下一個街區，跟著落葉一起感受氣溫的變化，天色的濃淡。

你與我，與蒲公英，在感受城市之際，不知道的是，每一分每一秒，我們習以為常的蒲公英正在過濾我們的空氣，活化生態系統，隨著我們的呼吸擺動[10]。成為實地是種透過人類與非人類一起劃下的軌跡—以城市做為非人類生態之荒野溫室則是種學習。

備註

[1]Harlan,J.R.,de Wet,J.M.J.（1965）.Some thoughts about weeds.Econ Bot 19,（pp.16–24）

[2]賀布希（James Hobrecht） 是德國在普魯士時期的土地開發領導，為汙水系統現代化的功臣。

[3]Jasper,S.（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M.（Eds.）,Acoustic Botany：Listening to Nature in A Former Airfield（pp.221–228）.JOVIS.

[4]整理自：Nyman,M.（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Drying Greens,Commons,and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Botanical（in One Quiet Corner of London）（pp.107–119）.JOVIS.

[5]整理自：Kowarik,I.（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Urban Cemeteries in Berlin and Beyond：Life in the Grounds of The Dead（pp.305–313）.JOVIS.

[6]都市生態學中另有一支稱之為侵略生態學（Invasion Ecology）。都市中的侵略生態學所產生出的侵略語調（rhetoric）主要變因為人類定義—只要對人類生活產生影響則為侵略。參考文獻可見：Salomon Cavin,J.,Kull,C.A.Invasion ecology goes to town：from disdain to sympathy.Biol Invasions 19,3471–3487（2017）.另外，非本土的植物（neophyte）在1920年代時被稱為外來植物（adventive plants），比起「neophyte」較無外來意識形態內涵。詳見與Susanne Hauser的對話：Gandy,M.,Jasper,S.,&Hauser,S.（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Framing Urban Landscapes：Interview with Susanne Hauser（pp.216–220）.JOVIS.

[7]Hubbard,P.（2017）.City（Key Ideas in Geography）.In Technology and Post-Human Cities（2nd ed.,pp.181–204）.Routledge.

[8]詳細可參考：Gandy,M.（2017）.The Fabric of Space：Water,Modernity,and the Urban Imagination（Reprint ed.）.The MIT Press.

[9]Clark,N.（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Urban Granaries,Planetary Thresholds（pp.30–37）.JOVIS.

[10]蒲公英與生態系統作用，詳細可參考：Toland,A.（2020）.The Botanical City.In Gandy,M.&Jasper,S.（Eds.）,Dandelions at Work：A Street Corner Tale of Ecosystem Services（pp.131–138）.JOV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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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