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瓦帝尼家扶中心於2020年蒐集的187戶家庭資料來看,99.42%的家庭是住在自有房屋。這樣的數字或許會羨煞不少台灣人,然而對當地人而言,這樣的居住型態卻不見得帶來更多安全感。
文:羅珮均
“I wish the rent
Was Heaven sent.”
Little Lyric (Of Great Importance) by Langston Hughes
近年來,居住正義在台灣一直是炙手可熱的話題。台灣的居住正義運動自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開始發酵,關注住宅議題的組織逐漸成立,再到2014年第二代住宅運動「巢運」,雖然一連串漫長且艱辛的運動還沒為台灣居住正義劃上完美的休止符,不過也確實激起了民間與政府對此更多的討論與反思。
「什麼是居住正義?」,看到這裡你心中是否也浮現這個問題?OURs都市改革組織的秘書長彭揚凱在TED演講的投影片上提到「居住正義就是讓國民有具保障、多元化、可負擔的居住選擇」,一言以蔽之涵蓋台灣居住議題中的各個面向,包括社會住宅、租屋市場以及購屋市場。
我曾以為居住正義是離我很遠的議題。求學生涯中,我住過分租雅房和頂樓加蓋的雅房,工作後住到可以擁有個人衛浴的小套房。我是幸運的,至少沒有遇過不堪的居住環境或是惡房東。然而每個月交房租的時候,看著將近四分之一的薪水瞬間蒸發,總不免萌生「要是房租能從天而降那該有多好」的想法。
後來前往友邦史瓦帝尼工作,人生第一次踏上非洲大陸,不禁會好奇當地人如何看待居住問題?
2020年,世界銀行仍歸類史瓦帝尼於中低收入國家,估計將近30%的人口生活在國際貧窮線之下,每人每日平均收入不到1.9美元。 又根據2018年的資料顯示,僅有25%的史瓦帝尼人口居住於首都姆巴巴內(Mbabane)或是第一大城曼齊尼(Manzini)之市中心,剩餘的75%則居住於農村地區 。貧窮且居住於農村地區大概就是我們扶助家庭的普遍樣貌,也是在台灣未曾接觸一線工作的我所難以想像的生活面貌。
史瓦帝尼的房屋型態其實相當多元,在市區或近郊,可以看到許多現代建築,有些尚保留以前的設計,除了主屋還有獨立的傭人房,高級一點的住宅也不少見。然而,當我們前往多數扶助家庭所居住之農村區域,那又是另一個光景了。多數是簡陋的非洲傳統式茅草屋,或是鐵皮屋頂的平房。
史瓦帝尼還存在一個很特別的現象:僅有城市土地或商業用地可以直接購買。在傳統農村地區,要取得土地則需要經由該區酋長之手,缺乏公開與透明機制,使得土地訂價難以捉摸。有時更須贈送牛隻予酋長,酋長才會重新分配土地。
從史瓦帝尼家扶中心於2020年蒐集的187戶家庭資料來看,99.42%的家庭是住在自有房屋。這樣的數字或許會羨煞不少台灣人,然而對當地人而言,這樣的居住型態卻不見得帶來更多安全感。酋長仍在土地分配和居住權上握有相當權力,因此若酋長或政府需要用地,隨時都可以驅離該戶居民。
除此之外,有房也不一定意味著擁有適宜的生活品質。從我們資料中可以發現,93%左右的家庭沒有抽水馬桶,仍使用傳統茅廁;約34%的家庭沒有電力;約60%的家庭無法取得乾淨水資源;最後,所有的調查家戶都是使用農作廢棄物、糞肥或是木柴作為烹飪燃料。對於家中有水有電,而且用慣瓦斯或天然氣的我們來說,這與認知中的「宜居」實在有點遙遠。
由於農村缺乏工作機會,多數年輕人不得不湧向城市尋求一線生機。不過現實是,城市中的種種挑戰也讓年輕人安居樂業的渴望難上加難。負擔住房要考量三個能力或因素:家庭收入、房價與貸款條件。先論家庭收入,在史瓦帝尼,家庭收入普遍偏低。以最低薪資水準來看,從事幫傭工作的每月最低薪資約為新台幣1030元;非技術工人之每月最低薪資約為新台幣812元;需技術之工人的最低月薪則為1160元。近期當地更因為疫情重創,失業率攀升至23.40% 。
至於房價,2019年統計資料顯示,史瓦帝尼市區內由正式建商建造的最便宜新屋約16坪,要價78萬台幣。房價看似便宜,但放在當地經濟條件下,對於當地人來說仍是沉重的負荷。
由於買房往往所費不貲,房屋貸款在許多國家是再自然而不過的一件事。不過對於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取得貸款仍是一大挑戰。舉例來說,漠南非洲的房地產金融市場相當狹小,甚至幾乎不存在,這點從抵押貸款佔GDP之比例便可窺見。南非與納米比亞的抵押貸款債務佔GDP之比率最高,分別為30%與20%,他們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中唯二超過5%的國家,與北美以及多數歐洲國家的抵押貸款多佔GDP比率40%以上之狀況大相逕庭。
相較之下,史瓦帝尼的抵押貸款債務則僅佔GDP的0.01%,雖然國內提供小額信貸之組織為數不少,提供房屋貸款之機構卻僅有五間,貸款年限約25年,利率在10%上下浮動。貸款利率高且還款期限短,再加上銀行所要求的貸款申請人之最低月薪須為新台幣9675元的標準,多數當地人難以符合授信條件。更遑論我在當地看到更普遍的狀況是很多人都以仰賴零工為生,沒有固定收入,當有緊急的資金需求時,不是得變賣家畜,就是得借高利貸,反而落入更加貧窮的惡性循環。
我很喜歡一位南非出身的喜劇演員崔佛・諾亞(Trevor Noah),他所撰寫的童年回憶錄《以母之名》提到貧困的黑人家庭需要耗費許多心力,解決過往遺留下的問題,也就是他母親所說的「黑人稅」(the black tax)。對貧困的黑人家庭而言,這詛咒會代代相傳。即便受過良好教育、擁有一技之長,你也不一定能自由地朝著個人願景邁進。而是得竭盡心力,設法將所有家族成員都拉抬到像樣的基準點。
這與我在史瓦帝尼看到的家庭現況如出一轍,家庭中有經濟能力者往往要扮演照顧者的角色,肩上承擔著整個大家族的興衰。這樣也讓這些具有經濟能力的人,更難擺脫沉重的包袱,追求個人的福祉和未來。在經濟不景氣、薪資所得低落、金融市場不活絡、政府房屋政策以及族群文化等種種因素影響下,居住正義仍是難以企及的理想。
「家」應該是你我的歸屬,而不是難以負荷的重擔。在發展中國家,居住問題往往牽涉太多結構性因素,以至於任何理想或作為皆非一蹴可幾。作為來自台灣的非營利組織,或許難以撼動當地的結構性因素,但透過水資源、住宅支持、職訓方案等,相信能夠改善農村家庭的生活環境,並讓家庭成員有學習一技之長與增加收入的機會。我也相信,持續的對話與關注都是激起進步的火花,透過對話與反思種下一顆顆種子,植下改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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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