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埃西亞商會

在民主政治史上，英國、法國、美國走在前面，作了很多新的嘗試，引起了許多爭議與論戰，然後一步步走到今天「民主憲政」一個共有的輪廓。做為民主的後進者，台灣沒有走上先進各國曾經走過的冤枉路，比方說真正的「普選」從一開始在台灣就是不論財產、性別、種族，這的確好處不少，然而也產生了一些黑暗面。

英國光榮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革命都揭櫫了同一個主題：「還政於民」（當然「民」如何定義則有所不同），民主政府來自於打倒前一個威權政府，對於現今這個政府，人民的態度也一樣是提防多於信賴，畢竟沒有人能保證，一個沒能受到制衡的政府會不會像希特勒的政權一樣，巧妙的從民主制度又一腳登上了極權。

政府的權力基礎來自於人民的讓渡，換言之就是「人民沒有准許政府做的，政府不能做」，一部民主的憲法便是環繞著「限制政府權力」開展，除了那些直接間接能夠保障人民「權利」的政府「權力」，政府往往捉襟見肘，只能依法行政。

然而對多數人而言，民主的概念就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恩典一樣，「授權」的概念在台灣並不普遍，「父母官」式的政府觀感也造成了人們對於一個擴權的政府往往缺少提防。柯文哲想以現有的監視攝影機作為取締違規停車之用，多數民眾對此缺乏危機感，便是一個例證。

在「授權」的概念下，人民為了保護自己的財產權、人身自由權，或許願意讓渡一部分的隱私權給予政府，讓政府握有監控公共空間的權力，而這個權力的行使也只能在法律訂定的範圍中行使，不可逾越其限制。

光不論「監視攝影機如何使用」，在歐美各國，光是「監視攝影機」本身的存在與否就能夠造成公眾對於政府信與不信的大波瀾，但總之，台北市目前已經被插了一萬多支攝影機，這些攝影機監控著道路、巷弄、甚至你家門口，這些影像到底如何被使用，需要監督、也需要法規明訂，畢竟以台灣警政動輒出現吃案、徇私的現況，如果警察將監視器影像挪為他用，那對於人們的隱私也是一大侵害。

現有的監視攝影機，並沒有說可以用來取締交通違規，那麼，想要擴張攝影機的使用範圍，就必須經過民主的程序，看看人民是否願意再讓渡一些權力給政府，而不是辱罵那些恪守法條的人們，是腦子裡裝大便。

民主憲政的政府，比起極權政府，其實能做的事情少上許多，就算出現優秀的執政者，也往往被捉襟制肘，然而，比起出現癟腳或充滿私心的執政者，利用擁有無節制政府權力所產生的各種弊病來說，限制政府權力的好處，幾乎是不證自明的。

「依法行政」四個字之所以變成髒話，是因為只有對權力者本身有利的時候，他才將這拿出來當擋箭牌，不利的時候就隨他幹，若是如一而終的遵守依法行政原則，那才是保護人民權利的好政府。

於是，就算是柯文哲自認天縱英才而且沒有固有政治勢力的背景，他只是一心想要為台北市民做好事，也必須受到各種的監督、制衡與法令規範。

而說到底，台北市的違規停車問題，根本就不需要出動監視攝影機然後搞出一堆爭議。在這個智慧型手機氾濫的世界，台北市政府該做的，就是建構好檢舉平台，寫個App（以政府的美感水準應該可以叫做「我要抓耙子」），每拍照檢舉一筆違規停車上傳成功，就發100塊獎金給檢舉者，不用一個禮拜，保證路上滿滿的都是自願的糾察隊來幫警察抓違停了。

如果我騎個ukibe在忠孝東路花個30分鐘，大概就能賺個兩千塊，此舉還可以改善弱勢族群的生活水準，畢竟有空在路上閒晃抓人的人們大概是賦閒在家的無業族群，何樂而不為呢？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Photo Credit: 玄史生 CC BY SA 3.0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