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同樣用漢字,不代表我們都一樣!跳脫中國中心論與漢字文化圈的「同文」迷思,重新以全東亞格局,一窺你所不知道的漢字漢文故事。作者金文京教授精通日、中、韓等語言,此書亦由作者本人翻譯,並針對中文世界讀者加以解釋。
文:金文京
第四章 書寫漢文——東亞漢文的多種文體
一、東亞的漢文、漢詩
1. 正規的漢文
第二、三章介紹了東亞各國、各民族的訓讀和訓讀現象。訓讀之發生,原因是中原鄰近民族的語言跟中原屬於不同系統,語法有差別,中國的訓讀現象的出現則是因為古今語法的轉變。閱讀漢籍時需要把漢文(文言文)按照本民族語言(俗語)的語法來顛倒語序,還要加所需要的助詞等。當他們書寫漢文時,也會發生同樣的現象,把本民族語言的語序顛倒過來,刪除本民族語言的助詞,改為漢文的助詞,才能成為正規的漢文。
現代以前的東亞各國,不管是皇帝、國王頒詔下令,還是文人士子著文立論,抒發胸臆,或各國人士互相進行筆談,無不用正規漢文。因此,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撰寫的漢文幾乎是同樣的文體,古今中外變化很少,放之四海而皆準,彼此都看得懂。漢文素來被稱為東亞共通的書寫語言,蓋由於此。試看下面三篇論諸葛亮的文章:
①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向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②自管仲以後,吾得諸葛武侯焉。其精忠大義,赫奕萬世,才德事業,固無間然。然使出於孟子之前,則必羞比焉。觀其斥桓文,論管晏可見矣。而觀後世諸儒之說,有疑孟子者矣,未有疑武侯者也。此其意之所指,吾不能無疑也。孟子之時也,爭地殺人,殺人盈野,生民之憔悴極矣,邦國之干戈慘矣,乃礪兵耀武之秋也。及其談經國之術,則曰:「以不忍人之心,施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矣。」則曰:「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而武侯之所事者,乃異乎此矣。其勸後主以申韓之學,則其所道者,概之於純王之略,亦甚有徑庭矣。
③越之滅吳也,內而無〔文〕種,則不足以強國;外而無〔范〕蠡,則不足以利兵。漢之取楚也,內而無〔蕭〕何,則不足以守關;外而無〔韓〕信,則不足以制敵。譬如車之有兩輪,缺一則無全車矣。故是數人者,各致其才,而才有所必專;各出其力,而力有所必盡,卒能有立於世。諸葛亮之不復中原,非謀之不善,忠之不竭也,乃勢不能也。何者,昭烈之臣,有能與孔明分其責者乎?孔明以一人之身,入則為種而為何,出則為蠡而為信,其躑躅不進,繼之以死,即其勢也。
以上三篇,①是北宋蘇軾的〈諸葛亮論〉,②是日本江戶時代伊藤東涯的〈管仲諸葛孔明論〉,③是朝鮮李天輔(一六九八——一七六一)的《武侯論》。三人雖然時地不同,觀點有異,文體卻相同,因此只要學會了漢文,異時異地的讀者都看得懂,因此漢文是東亞共通的書寫語言。
不但如此,日本的伊藤東涯、朝鮮的李天輔並不是從外國人的眼光批評諸葛亮,兩人文中所用的比較對象分別是孟子和文種、范蠡、蕭何、韓信,都是中國人。可見兩人所站的立場跟蘇軾無異,心目中沒有中外之別,故而這三個人超越時地的不同,超越國境,擁有同樣的歷史知識和批評眼光。這就是東亞漢字文化圈的精粹,有人稱之為「東亞知識共和國」,比擬於歐洲近世的「文藝共和國」(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2. 中國、日本、朝鮮的漢詩
再看以下三首五言詩:
①水國秋光暮,驚寒雁陣高。憂心輾轉夜,殘月照弓刀。
②葉聲落如雨,月色白似霜。夜深方獨臥,誰為拂塵床。
③樓頭秋雨暗,樓下暮潮寒。澤國何蕭索,愁人獨倚欄。
三首都吟詠秋夜的憂愁寂寞,情景相似,可卻分別為中國、日本、朝鮮人所作。你能分辨出來哪一首是中國人的作品嗎?除非事前知道,恐怕不容易吧。答案是②,白居易的《秋夕》。①《閑山島夜吟》的作者是日本豐臣秀吉入侵朝鮮時的水軍名將李舜臣(一五四五——一五九八);③是日本明治時代有名的小說家夏目漱石(一八六七——一九一六)所作的〈遊子吟〉。
語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在過去的東亞世界,能寫漢詩是做知識分子的重要條件之一。在宴會、儀式、朋友之間的應酬等場合,不能賦詩,算不上知識分子。各國人士見面進行筆談時,漢詩也是交流情感、誇示自己才華的重要工具,是構成「東亞知識共和國」的重要元素。
上面李舜臣和夏目漱石的絕句雖不算上乘之作,可是押韻正確,平仄均勻,是合乎規律的漢詩。反而白居易詩的平仄卻有不規律的地方。可是李、夏目兩人都不懂漢語,不知平仄之為何物,仍然可以作押韻、平仄完全正確的漢詩,這不是奇怪嗎?如果說,不會英文的人能寫出英文的詩,你相信嗎?這是不可能的。
可是在東亞,對漢語一竅不通也可以寫漢詩,他們是看字書、韻書,硬背哪個字和哪個字可以押韻,這個字是平聲,那個字是仄聲,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幾百年來,日本、朝鮮半島成千上萬的詩人都是用這樣的方法作漢詩的,而閱讀時都用本國語言來訓讀或用口訣讀法。這樣,押韻、平仄都變成沒有什麼意義的廢物了。
其實,對現在大多數的中文母語使用者來說,情況也是差不多的。例如「基」、「積」、「姬」、「激」發音都是「ㄐㄧ/ji」,其中既有平聲又有入聲,你能辨別出來嗎?答案是「基」、「姬」是平聲,「積」、「激」是入聲。入聲到了宋元以後,除廣東話等一些方言有保留外,官話中已經消失了。因此,現在大多數的中文母語使用者要寫漢詩,入聲是要死背或者需要看韻書確認的,條件反而不如日本、朝鮮,因為日本、朝鮮漢字音至今仍保留了入聲,容易辨認。
語音是隨著時地變化的,可是漢詩的格律基於唐代的發音,一成不變。因此,到後來現實的發音和漢詩的格律之間即使發生差距,也要株守格律來寫詩。漢詩的格律失去了現實語音的基礎,變成人為的規律。唐代白居易可以根據自己的語音寫詩,偶爾會出現不規律的平仄也無所謂。可是唐以後的人不敢隨便越軌,一定要遵守人為規律,所以出格的詩反而少。既然是人為的規律,不懂漢語的人也可以寫,他們更是斤斤計較於規律,絕不敢寫違規的詩了。如此,唐代本來可以詠唱的漢詩(押韻、平仄規律本來是為此而定),脫離了實際語言,變成一種文字上的遊戲。
在過去的東亞,各國之間有不同層次的外交關係,如越南和朝鮮使節都為了朝貢赴北京,互相見面;朝鮮通信使去日本,跟日本文人交流,例有漢詩的應酬,這不僅是表現個人才華的機會,更是彼此發揚國威、互爭國家威信的重大儀式,好比現在的奧運會、足球世界盃。拿漢詩的酬和當作跟運動比賽一樣的東西,現在看起來,不免有點可笑了。
3. 越南的漢詩
因筆者所見有限,前面沒能舉出越南漢文、漢詩的例子。這裡要介紹越南革命家,被尊稱為獨立之父的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的漢詩,聊為補充:
清明時節雨紛紛,籠裡囚人欲斷魂。借問自由何處有?衛兵遙指辦公門。
胡志明一生獻身於越南獨立事業,一九四二年他在中國廣西被國民黨地方政府逮捕,至一九四三年才被放出來。他在獄中寫了《獄中日記》,此詩就收在《獄中日記》中,題為〈清明〉。不難看出這一首詩是唐代詩人杜牧膾炙人口的〈清明〉詩——「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的翻版(其實,此詩不一定是杜牧所作)。
胡志明家學淵源,既有漢學基礎,也會說官話、廣東話。要他寫更好的漢詩應該也不難。這只不過是遊戲之作,大概坐牢無聊,拿寫詩當作消遣工具罷了。雖然如此,我們在瞭解漢詩普及的背景時,此詩可以對我們有所啟發。
前面說到,日本、朝鮮的漢詩詩人不懂漢語,只知道漢詩的格律。不過,僅靠有關格律的知識,不一定能寫出像樣的漢詩。寫漢詩不僅需要合適的內容風格,還需要相應的情感表現。否則就不成其為詩,而流為打油詩了。而要學習漢詩特有的風格、情感,最好的辦法是模擬。熟讀古人名作,自為模擬,久而久之,自然會寫好詩。寫漢詩如此,寫漢文其實也是如此。
中國的舊體詩文到宋代已然到了絕頂,以後難有新的突破。於是元代以後,學唐和學宋的風潮迭興,以至現代。如晚明古文辭派所提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明確指定模擬對象,學起來容易,因而風行一時,也影響到朝鮮、日本。日本的荻生徂徠深受其影響,也主張古文辭之說,對提高日人寫漢文的水平有很大的貢獻。要認真模擬,體會風格,寫出好的詩文,本來也不易,李舜臣和夏目漱石的作品算是比較成功的例子。
而欲求速成倒也不難,拿來古人名作東抄西抄,湊成一塊,也可以寫成起碼像樣的詩文。古今中外,要寫好文章,模擬是最好的訓練。而要撰寫中國詩文,模擬尤為重要,因為漢詩、漢文的文體、形式具有濃厚的人為性質,其所描述的風格、情感也具備無關特殊時空的人類的普遍內涵。也因此,不懂漢語的外國人也可以模擬。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漢文與東亞世界:從東亞視角重新認識漢字文化圈》,衛城出版
作者:金文京
譯者:金文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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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同樣用漢字,不代表我們都一樣!
跳脫中國中心論與漢字文化圈的「同文」迷思,
重新以全東亞格局,
一窺你所不知道的漢字漢文故事
精通多國語言,作者自著自譯|中文版全新增補內容
- 為什麼說不同語言的人,在古代可以用同樣的文言文筆談?
- 日本人、韓國人都能直接用自己的語言,唸出《論語》的內容?
- 「訓讀」到底是什麼?
- 中國翻譯佛經竟影響了日本跟朝鮮半島的世界觀?
- 越南文原來受到中文影響這麼深?
- 元朝的文體竟然在日本可以找到對應?
- 契丹人原來也會寫漢詩?
漢字,起源於上古中國,傳播則遍及東亞,日本、朝鮮半島、越南,以及周邊歷朝歷代的各民族,皆深受其影響。時至今日,除了中文世界外,日本也依舊使用漢字,所以懂中文的人,無論是去日本旅行或是看到日文標示,經常倍感親切。亦曾有日本學者將東亞視為「漢字文化圈」,認為漢字與漢文曾經是東亞的書面通用語(lingua franca),不同語言、文化的人們,都能透過漢字來「筆談」交流。
然而,即便漢字是全東亞共同享有的符號系統,具體的使用情況卻大不相同,小至單一漢字的讀音、大至語法語序,最終導致口頭上說的與書面紙筆寫下的,其實有不少落差及相異。表面上起來,寫的同樣都是漢字,但在背後,這些差異卻竟逐漸催生出各地對於漢字的不同利用方式,甚至有的以漢字為基礎,創造出屬於自身的符號系統,最終也形塑各種不同的語言觀、民族觀、世界觀。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關鍵,莫過於「訓讀」(kundoku)。所謂訓讀,是指古代中國近鄰的異民族,因為語言不同,所以在閱讀文言文的時候便發展出一種特殊的解讀方式,其會在文字旁邊加註符號,用以標明調動文字的順序,方便理解。這種方法至今在日本仍於國民教育中延續著,而韓國、越南等國在歷史上,也都曾經有過類似的現象。
這種顛倒語序、便於理解的方法,最早可上溯至古代漢譯佛典的過程,是古代東亞不同文化接觸、交流的印記。但是這套方法對於中文母語使用者來說,卻相當陌生;從傳統中國中心的價值觀來看,這套方法也屬於非正規的變體漢文。而且,隨著東亞的現代化,除了日本之外,各地也幾乎忘卻這個歷史交流的過程。然而,非正規、變體,也同時意味著豐富的可能性,能開拓我們的認知與想像。
《漢文與東亞世界》便是從這樣的角度切入,透過考察日本、朝鮮半島、越南,以及歷史上契丹、回鶻等不同使用漢字、漢文的情況,來探討東亞各國不同的語言觀、價值觀、國家觀以及世界觀。
本書原為二○一○年日本岩波書店所出版的《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作者金文京教授精通日、中、韓等語言,此書亦由作者本人翻譯,並針對中文世界讀者加以解釋,更補充了近年最新研究成果以及與台灣相關的部分,幾乎已是一本全新著作。作者綜合文學及史料解讀,重寫漢字與漢文的身世脈絡,是此一主題新穎全面且深入淺出的難得著作。
這本書除了能打開讀者眼界之外,也能讓我們反思自身認知,破除刻板印象:即使同樣都使用漢字,但並不表示漢字就將整個東亞世界給同質化了,反而,是在看似相同的表象之下,潛藏著許多我們過往並不清楚理解的獨特性與差異。透過考察歷史上漢字漢文如何被使用的另一條身世脈絡,我們才更可能鑑往知來,思索未來應該走往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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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