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終點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猶太女人的經歷將會是猶太歷史中最輝煌的一頁

文﹔茱蒂．巴塔利恩（Judy Batalion）

引言﹔戰斧

大英圖書館的閱讀室有一種老舊書頁的味道。我盯著眼前這一大疊我剛剛請館員幫忙找來的女性歷史書——「這些書的數量真的不算太多」，我安慰自己，還沒有多到我無法承受的地步。最底下的那本看起來最不同尋常：精裝的藍色布面書殼已經磨損，泛黃的書頁邊緣起了毛邊。我最先翻閱的就是這本書，裡面是整整兩百頁的手寫小字，且全都是意第緒語。

這是一種我雖然認識，卻已經十五年沒有接觸過的語言。我差點連讀都沒讀就把這本書塞回那疊書裡了，但我心中卻燃起某種渴望不斷要求我閱讀下去，所以，我掃視了幾頁。接著我又多讀了好幾頁。我原以為這本書會針對女性的力量與勇氣寫出沉悶又宛如聖人傳記般的哀悼文字，並以模糊又類似猶太法典的文句做討論——但我讀到的卻是女人、陰謀、步槍、偽裝、炸藥。簡直就像翻開了一本驚悚小說。

裡面描寫的事件是真的嗎？這本書讓我大吃一驚。

我曾試著在歷史中尋找強大的猶太女性。

二○○○年代初期，我二十多歲，住在倫敦，白天的工作和藝術史學有關，晚上則是喜劇演員。在這兩個領域中，我的猶太人身分都是個不小的問題。無論是學術界學者、藝廊經紀人、聽眾、表演者還是製作人，都常在私底下用開玩笑的態度批評我很猶太的外表與行為。我慢慢發現，原來我用這麼公開又隨意的方式表現出猶太人特質會使英國人感到不悅。我從小生長在加拿大一個關係緊密的猶太社區，接著又到美國東北部念大學。

在這兩個地方，我的背景都算不上特別，使得我無論是在私下還是在公開場合都表現出相同的性格。但在英國，用這麼「開放」的方式表現出我的不同之處，卻會顯得我很無禮並使他人感到不自在。我在意識到這一點之後大受打擊，並因為這種全新的自我意識嚇呆了。我不太確定我該怎麼應對這種狀況：忽略嗎？用玩笑回擊嗎？謹慎行事嗎？反應過度嗎？反應不足嗎？偽裝自己的同時，擁有兩種身分嗎？還是只能逃跑？

為了解決這個疑惑，我求助於藝術與研究，並決定要撰寫一篇作品，主題是猶太女性的身分認同與世代傳承的創傷造成的情緒影響。在我心目中的猶太女勇士楷模是漢娜．西納許（Hannah Senesh），她是少數沒有消失在歷史上的二戰女性戰士。我小時候讀的是世俗化的猶太學校（這間學校的哲學論述根植於波蘭猶太運動），在學校裡會學習希伯來詩作和意第緒語小說。

我在五年級的意第緒語課上學到了西納許的故事，得知她如何在二十二歲那年於巴勒斯坦加入了英國傘兵的行列對抗納粹，並回到歐洲協助反抗行動。雖然她的任務沒有成功，但她成功激起了其他人的勇氣。她被處決時拒絕使用眼罩，堅持要直視向她發射的子彈。漢娜．西納許直面真相，為了自己的信念而生，也為了信念而死，她驕傲而誠實地活出了自己。

二○○七年春天，我在倫敦的大英圖書館尋找有關西納許的資訊，希望能找到詳細討論她個性的文獻。我發現談到她的書其實並不多，所以我請館員幫我找了所有提及她的書。其中一本正好是以意第緒語寫成的，而我差點就把這本書放回去了。

但我終究還是拿起了這本在一九四六年於紐約出版的《隔離區裡的女人》，並開始瀏覽內頁。這本選集共一百八十五頁，只有最後一章提到西納許。在那一章之前的一百七十頁中寫滿了其他女人的經歷：數十名默默無聞的年輕猶太女性加入了反抗行動、對抗納粹，多數人都位於波蘭的猶太隔離區（ghetto）。

這些「隔離區的女孩」賄賂蓋世太保守衛、把左輪手槍藏在麵包裡並幫忙建立地下碉堡系統；她們和納粹調情，用紅酒、威士忌和糕點收買他們，再悄悄地槍殺他們；她們執行莫斯科發布的間諜行動，運送假證件並分發地下傳單；她們知道猶太人遭受的是何種對待，肩負著殘酷真相；她們幫助病患、教導兒童；

她們爆破了德國的火車鐵軌，炸毀了維爾納市的電力設施；她們打扮成非猶太人的樣子，在城鎮中的雅利安區擔任女傭，再幫助猶太人在牆上挖洞、爬過屋頂並經由運河和煙囪逃離隔離區；她們賄賂行刑人、撰寫地下電臺的公告、提振團隊士氣、找波蘭地主協商、哄騙蓋世太保替她們搬運裝滿武器的行李、鼓動一群納粹成立反納粹團體；此外，她們當然也是多數地下行動的指揮者。

儘管我受過許多年的猶太教育，但我從來沒有讀過這一類的資料，我很震驚這些文章如此詳細地描述了這些女性在戰役中的日常工作與傑出表現。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猶太女性曾參與過反抗行動，也不知道她們參與到何種程度。

這些文章不但使我大吃一驚，也使我深受感動，扭轉了我對自身歷史的理解。我家裡的長輩就是經歷了波蘭境內猶太人大屠殺的倖存者。我的祖母薩爾達（我的大女兒以她的名字命名）沒有參與反抗作戰，她雖然成功逃離波蘭，但過程卻非常悲慘，她的經歷形塑了我對生存的理解。我祖母的顴骨很高、鼻子很挺，看起來不像猶太人，在逃離了被納粹占領的華沙後，她游泳渡河、躲在修道院中、和納粹調情換來對方的視而不見、搭上一輛載著橘子往東駛的卡車，最後終於跨越了蘇聯國界，諷刺的是，她在這裡能保住一命，是因為她被迫進入西伯利亞勞動營。雖然我的祖母像公牛一樣強壯，但她卻失去了雙親與四名姊妹中的三名，因為他們全都留在華沙。

每次輪到她在下午照顧放學後的我時，她都會描述這段可怕的經歷給我聽，眼中蓄滿了淚水與怒火。我們住在加拿大蒙特婁的猶太社群中，多數家庭裡都有大屠殺的倖存者，我家和其他鄰居家都同樣充滿了疼痛與受苦的故事。創傷已經在我的基因上留下了烙印——如今的神經科學家指出這種創傷會修改基因。我從小生長的環境中充滿了迫害與恐懼的氛圍。

但在這裡，在《隔離區裡的女人》一書中，我看見了女人在戰爭中也能擁有截然不同的故事。我對於這些擁有決策權的女性感到非常驚奇。這些女性以凶猛又堅毅的（甚至是暴力的）手段走私貨品、蒐集情報、執行破壞行動並參與戰鬥。她們對於心中的熊熊烈火感到自豪。寫作這本書的作者們不是在要求憐憫，而是在邀請讀者一同慶祝這些充滿勇氣的無畏行為。

儘管女人時常挨餓與受虐，但她們仍然充滿勇氣、堅毅不拔。在這本書中，有好幾名女性曾有機會能逃離波蘭，但她們卻選擇留下，有些人甚至選擇從國外回到波蘭繼續戰鬥。我的祖母是我的英雄，但如果她當初決定要冒著生命危險留下來奮戰的話，會怎麼樣呢？接著，我又心神不寧地思考起這個問題：要是我遇到類似的狀況的話，我會怎麼做？我會戰鬥，還是逃跑？

一九四○年代至今的數百份相關證詞，這些證詞包含波蘭語、俄語、希伯來語、意第緒語、德語、法語、荷蘭語、丹麥語、希臘語、義大利語和英語。

大屠殺的學者曾辯論過哪些行為才「算是」猶太反抗行動。許多人接受的是最廣泛的定義：任何肯定猶太人人性的行為；任何個體或集體挑戰納粹政策或納粹意識形態的行為，就算是無意中做到的也算，例如活下來。還有些人認為太過廣泛的定義會貶低那些冒著生命危險積極反抗納粹政權的人，他們認為「英勇反抗」與「奮鬥求生」之間有非常明顯的差異。

我在研究過程中把焦點放在波蘭上，我注意到波蘭猶太女性的反抗行為囊括四海，從複雜的規劃與精細的預謀（例如引爆大量黃色炸藥），到即興又簡單的行動皆有，有些甚至宛如鬧劇，還有些行動包括了戲服、變裝、又咬又抓、從納粹的手中掙扎逃脫。許多女性的目標是拯救猶太人，還有些女性的目標是有尊嚴地死去並留下有尊嚴的傳承。

《隔離區裡的女人》強調的是女性「隔離區戰士」的行為：她們是來自猶太青年運動團體的地下戰士，在隔離區中執行任務。這些年輕女人是戰鬥人員、是地下刊物的編輯，也是社會運動人士。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當時的各種活動中擔任核心人員「信使」（courier）的大多都是女人，她們偽裝成非猶太人，往來封鎖的隔離區與城鎮之間，走私人、現金、文件、資訊和武器，她們走私的這些許多人事物，都是她們自己想方設法找來的。

除了隔離區的戰士之外，還有一些猶太女人逃進森林並加入游擊隊，負責執行破壞任務與情報任務，有些反抗行動甚至「沒有組織」；有些波蘭猶太女性加入了國外的反抗勢力，另一些則和波蘭的地下抵抗組織合作。這些女性建立了救援網絡，幫助猶太同胞躲藏或逃跑。除此之外，她們也在道德、精神與文化上進行反抗，隱匿自己的身分、分發猶太書籍、在運輸途中為了緩解恐懼而說笑話、擁抱同伴讓他們保持溫暖，並為孤兒設立施膳處——設立施膳處有時是有組織、公開的合法活動，有時則是個人私下執行。

我在調查了數個月後，面臨了身為作家必定會遇到的寶藏與挑戰：我已經蒐集到數量超乎想像、內容精彩的反抗事件了。接下來我要怎麼把範圍縮小，選擇最主要的歷史人物呢？

到了最後，我決定要跟隨我的靈感，也就是《隔離區裡的女人》。這本書把焦點放在隔離區中來自自由青年運動與青年衛隊的女性戰士身上。《隔離區裡的女人》一書中最重要也最長的一篇文章，是一位女信使撰寫的，屬名是「利妮亞．K」（Renia K）。我深受利妮亞的吸引——不是因為她最出名、最好戰或者最有領袖魅力，原因正好相反。利妮亞既不是理想主義者，也不是革命家，她只是一名精明能幹的中產階級女孩，碰巧陷入了一場突如其來又永無止境的噩夢，並受到內心的正義感與憤怒所驅動，起身反抗納粹。

我著迷於她偷偷跨越國界走私手榴彈的驚人舉動，以及她對於臥底任務的詳細描述。利妮亞在二十歲時，用紮實又發人深省的文字記錄下過去五年的經歷，生動地刻畫出人物性格，直白地記錄了感受，甚至還參雜了一些幽默感。

後來，我發現利妮亞在《隔離區裡的女人》的文章，其實摘錄自一本長篇回憶錄，利妮亞在波蘭寫下這本回憶錄，並在一九四五年於巴勒斯坦用希伯來文出版此書。她的回憶錄是第一批（有些人說是第一本）針對大屠殺進行了完整個人描述的書籍。一九四七年，紐約市區的一間猶太出版社發行了這本書的英文版本，並找了一位著名的譯者撰寫引言。但人們在沒多久後就淡忘了這本書與其描述的世界。

我在尋找資料時發現人們只會在順道一提時或學術註釋中論及利妮亞這個名字，因此我在本書中把她的經歷從註釋裡轉移到主文中，揭開這位猶太女性的神祕面紗，她雖默默無聞，卻做出了許多震撼人心的勇敢舉動。利妮亞描寫了來自不同地下抵抗運動的波蘭猶太戰士所經歷的事件和執行的任務，我把這些歷史縱橫交織在一起，希望能展現出女性勇氣的廣度與深度。

在猶太傳說中，有非常多弱者勝過強者的故事：大衛與巨人歌利亞、愚弄法老的以色列奴隸、打敗希臘帝國的馬加比兄弟（Maccabee brother）。

但這本書寫的並不是那種故事。

在軍事成就、納粹傷亡與拯救猶太人這幾個方面，波蘭猶太反抗軍取得的勝利相對微不足道。

但是，她們為了反抗付出的努力遠比我能想像到的還要更多也更有組織，相較於我從小聽到大的大屠殺描述，她們付出的努力可說是龐大無比。各個猶太武裝地下團體活動的地點超過了九十個東歐猶太隔離區，出現過「小型反抗行動」與起義的不只華沙市，還有本津鎮、維爾納市、比亞維斯托克市、克拉科夫市、利維夫市（Lvov）、琴斯托霍瓦市（Częstochowa）、索斯諾維茲鎮（Sosnowiec）和塔爾努夫市（Tarnów）。

猶太人至少曾在五個集中營與滅絕營——包括奧斯維辛集中營（Auschwitz）、特雷布林卡集中營（Treblinka）和索比堡滅絕營（Sobibor）——和十八個強制勞動營武裝起事（或反抗）。共有三萬名猶太人加入了森林中的游擊分隊，他們的網絡更資助了一萬兩千名藏匿在華沙的猶太同胞。除此之外，還有數不清的日常反抗行動。

我不斷問自己，為什麼我從來都不知道這些故事？為什麼我從來都不知道曾有數百位、甚至數千位猶太女性在各方面參與了這些反抗行動，其中甚至有不少女性是領導人？為什麼《隔離區裡的女人》會如此默默無聞，沒有成為大屠殺閱讀清單上的經典著作？

我後來慢慢理解到，這個社會在發展有關大屠殺的敘事時，會受到許多個人因素與政治因素的影響。一直以來，從各個面向抵制「反抗」的力量都在形塑我們的集體記憶。沉默是一種能改變認知並轉移權力的手段，在過去數十年來，沉默一直以不同方式在波蘭、以色列與北美運作；此外，沉默也是一種適應與生存的方法。

就算有故事敘述者違反了常理寫下了反抗事件，這些故事也鮮少會聚焦在女性身上。確實有少數幾個撰文者把女性含括在他們描述的反抗事件中，但他們對女性的描述充滿了刻板印象。二○○一年上映的精彩電影《寧死不屈》（Uprising）描述了華沙猶太隔離區的歷史事件，雖然電影中確實有女性戰士出場，但她們遭到了非常典型的扭曲。

原本擔任領導人的那幾位女性變成了次要角色，變成只是主角們的「女朋友」。電影的女主角是托西雅．艾特曼，雖然片中確實呈現了她走私武器的無畏行為，但卻把她描繪成一名美麗又害羞的女孩，必須照顧病重的父親，在受到戰爭波及後被動地成了戰士，態度驚恐又溫順；然而，現實世界中的托西雅早在戰爭開打之前，就已經是青年運動團體青年衛隊的領導人了。她的傳記作者強調，她以個性爭強好勝聞名，是個「打扮亮麗的女孩」，而且「行為輕佻」。電影在重新撰寫她的背景故事時，不但扭曲了她的人格，也抹除了養成她這種個性的猶太女性教育、訓練與工作。

猶太人在波蘭抵抗納粹的行動，當然不是只有允許女性參加的激進女性主義任務，也有許多男人是戰士、領導人和作戰指揮官。但是，女人因為性別以及掩蓋猶太特徵的能力，特別適合執行某些會危及生命的關鍵任務，尤其是擔任信使。正如戰士海克．格羅曼所描述的：「猶太女孩是這場行動的神經中樞。」著名的華沙隔離區紀實作家伊曼紐爾．林格布倫（Emanuel Ringelblum）也曾描寫當時的信使女孩：「她們從沒有半句埋怨，毫不猶豫地接受了最危險的任務，並順利完成。……她們和死神對視過多少次了？……在這場戰爭中，猶太女人的經歷將會是猶太歷史中最輝煌的一頁。」

《隔離區裡的女人》在一九四六年出版時的最終目標，是讓美國猶太人知道隔離區裡的猶太女性付出了多麼驚人的努力。許多撰稿人當時都認為這些女人將會變成家喻戶曉的名字，未來的歷史學家將會繪製出一張不可思議的歷史地圖。戰士蘿希卡．科扎克寫道，這些女性戰士的故事是「我們這個國家最珍貴的寶藏」，一定會成為猶太傳說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七十五年後，這些英雄大多仍默默無名，沒有人在書中為她們寫下永恆的記憶。直到現在為止。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沒有終點的戰爭：二戰波蘭猶太少女和她們不為人知的戰鬥》，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茱蒂．巴塔利恩（Judy Batalion）
譯者：聞翊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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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壯觀、灼熱的歷史，揭示了勇敢的猶太婦女成為抵抗戰士的非凡成就。」
——奧斯卡最佳導演，史蒂芬．史匹柏

《紐約時報》、《經濟學人》、《華爾街日報》書評盛讚
尚未出版就被奧斯卡最佳導演史蒂芬．史匹柏買下電影版權
花費十年，挖掘出二戰時期最刻苦銘心的故事

「讓我們為英勇的死亡而戰。」
1943年，這群在波蘭本津的猶太女性，決定放棄求生機會，毅然決然地投入這場沒有終點的抵抗行動。
她們知道，每一次的突襲行動，都可能是一次臨終禱告。

1939年，納粹德國的軍隊入侵了波蘭，並四處抓捕猶太人，完成納粹追求的種族清洗政策——最終解決方案。本津是波蘭最後一批被「清空」的猶太隔離區，卻也是猶太青年反抗行動的重要核心。

1942年，這些猶太地下戰士化守為攻，放棄盟軍送來的救難機會，決心與納粹開戰，試圖毀壞納粹在波蘭的統治。這群擁有虔誠信仰的猶太青少女，在遭受父母的死亡後，仍義無反顧的投入救助國家的行列。她們假扮成天主教徒，欺瞞過蓋世太保，她們用調情來誘惑納粹軍官，用服裝儀容來逃避猶太審查。

在缺乏系統性組織與國際幫助的情況下，這些猶太少女試圖在一個資訊被壟斷的時代，傳遞戰爭資訊並集結同胞。她們在各個隔離區穿梭，散布抵抗的精神；她們學會製作炸彈以及偷竊武器，作為武裝抵抗的儲備；她們炸毀了鐵軌、中斷了供水設備；她們即便被抓捕與關押，仍然勇敢與納粹談判，要求納粹釋放年齡過輕的孩童。她們打從一開始就知道不可能倖存，卻仍在隔離區發起武裝起義，整整比華沙起義早了一年。

她們懷抱著戰爭結束的夢而奮不顧身，
卻在餘生深陷記憶的泥沼，難以脫身。

在這場必然全輸的戰爭中，這些年輕的戰士，不斷在逃離或戰鬥之間做選擇，他們見證了人性的光輝與黑暗，卻也看見了龐雜的灰色地帶——家園被波蘭人侵占、父母因告密而死亡、甚至有猶太人加入了納粹，成為處死同胞的屠殺鏈中的一員。抱持著勇氣與光榮起而反抗的戰士，終究是少數，在這之下有多少無視道德邊界在灰色地帶游移的人？

1945年，戰爭結束了。倖存的猶太戰士已經寥寥無幾。她們在五年內失去家庭、參與反抗，而當戰爭結束後，她們又剩下什麼？戰爭的摧殘與痛苦、失去同胞的辛酸與悔意，使得這些戰士逐漸隱姓埋名，甚至深受精神疾病影響，心思永遠無法逃離戰場。她們的故事被歷史埋沒、她們的認同困境被迫收編，在戰爭與戰爭之後，她們是猶太人，還是波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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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