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台灣的政治專家也認為,九二共識是為了改善兩岸關係而無中生有的東西。雖然真相如墜五里霧中,但至少能夠確定,辜振甫仍持續對台灣政治帶來深刻的影響。
文:野島剛
引漢奸罵名
辜寬敏的父親叫辜顯榮。他在日治時代,光靠他這一代就讓辜家成為財閥,可謂讓辜家發跡的始祖。這位成功人士甚至當過日本的貴族院議員,不過也因為他利用自己與台灣總督府的密切關係來獲得財富,因而惹來「漢奸」(賣國賊)的罵名。
辜顯榮有一則有名的小故事:
一八九五年,台灣因為清朝甲午戰爭戰敗而割讓給日本,日軍從北部的基隆登陸台灣。當時,清朝殘兵的長官逃回大陸而群龍無首,全湧入了台北,狀態非常混亂。於是台北有權勢的商人向日軍派出使者,委託他們整治秩序。辜顯榮那時年輕,就毛遂自薦處理此事。
辜顯榮靠著與生俱來的膽識與交涉能力,贏得了日軍的信賴。日軍在台灣各地掃蕩土匪時,辜顯榮也當過嚮導。他創下的功績,讓他收到許多軍隊、總督府有關的工作,快速確立了政商地位,更曾獲日本政府授勳。
辜顯榮於一九三七年亡故後,辜寬敏同父異母的兄長辜振甫,年紀輕輕就接下了辜家的事業。而他,同樣也不是個簡單人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包括辜振甫、台灣的有力人士,與日軍參謀在台北近郊祕密集會。他們與日軍的中宮悟郎、牧澤義夫等人,討論著能否動用仍部署在台灣且狀態良好的日軍,讓台灣獨立。至於這場密談究竟是由哪方先提出的,則有各種說法。雖然台灣許多書籍都指出此事由辜振甫所主導的,不過辜振甫在日後親自表達此事是由日方所提出。
不管真相如何,此事經過數次密談,也號召了其他台灣的有力之士後,辜振甫於八月二十二日出發前往總督府。他在這裡與最後的台灣總督,同時也是第十方面軍司令官的安藤利吉會面。他請求安藤轉讓日軍的武器,協助獨立計畫,但遭到安藤斷然拒絕。
同年十月二十五日,安藤將台灣的統治權移交給就任台灣省行政長官的陳儀。在他被列為戰犯受審時,於上海監獄自盡。
雖然人們普遍認為日本放棄台灣,是依照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三人的《開羅宣言》所促成,但當時中華民國因為忙於大陸的戰後處理,並無暇處理台灣事務。因此若有戰力近乎無損的在台日軍出手協助,要在「兩個月的空窗期」內建立起獨立政權,理論上應是可能的。
若是這個計畫得以實現,那麼辜振甫應該會成為台灣的新領導人了。台灣的歷史學家中,也有人指出「戰後最早主張台灣獨立的人就是辜振甫」。
一九四六年,辜振甫遭到逮捕,他因「共謀竊據國土罪」被判刑兩年又兩個月。出獄後,他置身香港。後來又回到台灣,進入了辜家曾經金援的台灣水泥任職。從那時候開始,他發揮了經濟人的才智,藉由台灣水泥、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等主要企業,再次復興辜家。接著,他又與希望在台灣統治上借助辜家之力的蔣介石政權和解,成為台灣財經界的巨擘。到了九○年代,辜振甫更順著李登輝的意,肩負兩岸對話窗口的大任,並於幾年後逝世。可以說國民黨利用了辜振甫,而辜振甫也利用了國民黨。
而在各種意義上,辜振甫也是個相當幸運的人。
他被逮捕入獄時,二二八事件正好爆發。要是當時辜振甫還在外頭,不知曾經參與過獨立計畫的他,會是怎樣的下場呢!正因有刑在身,反而安全受到保障。這讓我實際體會到,強大的運氣,果真是成為歷史人物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九二共識」的調解
辜振甫的存在,對於當今的兩岸關係、台灣政治也留下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二○一五年十一月,中國的習近平與台灣的馬英九在新加坡舉行了兩岸歷史性的會談。而兩者對話的基礎,就是「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的主軸是兩岸皆遵守「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雙方在「包含台灣,中國只有一個」的想法上一致; 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中華民國)互不承認對方主權,默許彼此立場的不同。這個概念有些難以理解。
這個術語是在一九九二年於兩岸之間使用的字眼,當時辜振甫還是台灣對中窗口「海峽交流基金會」的董事長。然而,台灣的民進黨、獨立派,就連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都不承認九二共識。他們都批評這不過是透過傳真確認意思的文書資料,與官方的共同意見還差了十萬八千里。
不過令人深感興趣的是,辜振甫自己也說過九二共識根本不存在。據說,辜寬敏曾向他同父異母的兄長問過:「什麼是九二共識?」而辜振甫則這麼回答他:「你在說什麼傻話?既然各自的定義不同,那就代表不是共識啊。」「我這一生就只有那麼一次,被振甫兄那樣罵過。」辜寬敏笑著,如此回想。
有些台灣的政治專家也認為,九二共識是為了改善兩岸關係而無中生有的東西。雖然真相如墜五里霧中,但至少能夠確定,辜振甫仍持續對台灣政治帶來深刻的影響。
不過,辜家在戰後與國民黨順利相處,辜家難道不會因為一人舉著台灣獨立的旗幟,而發生兄弟間的不合嗎?
對於這個疑問,辜寬敏馬上表示不會:
「確實,我哥哥辜振甫位居國民黨政府的重要職位,在經濟界也具有代表台灣的地位。因此我台獨的主張,的確與他的立場差距甚大。打從一開始,我就不太喜歡中國人的想法和行為模式。所以我經常被問到我們兄弟之間有沒有正面衝突過?不過答案是沒有。這或許就是我們家族的特徵。父親是父親,兄長是兄長,而我就是我。」
辜家的小孩在少年時代就生活在徹底嚴格管教的環境,在餐桌上必須等到父親執筷之後,才能用餐。不過也因為這個關係,兄弟間的情誼相當穩固。「辜振甫小時候,父親特地從大陸找來漢文老師教他漢文,深受濃厚的中國文化的教養。而我,媽媽是日本人,受的是日文教育,我直到二戰結束前都不懂中文,頂多是戰後去上海留學學了中文的程度而已。不過,兄弟之間的關係,總比他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還要強大吧?在兄弟關係的前提下,不論哥哥是國民黨、弟弟是獨立派,都是另外一回事。」
不過就我的觀點來看,辜顯榮、辜振甫,以及辜寬敏,三人有一個明顯的共通點。那就是他們都為了公共利益,有不惜一「賭」的氣概。他們敢於反對政府,但同時也兼具向權力倒戈的柔軟性。
長年研究辜家歷史的台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吳文星也指出:「辜家的每個人,都流有善於見機行事、勇於冒險、不畏風險的政商之血。」
大平外務大臣的密命
在辜寬敏與蔣經國會談後約莫一年,辜寬敏又接到了一則來自日本政府的「密命」。這則委託來自時任日本外務大臣(外交部長)、後就任首相的大平正芳。
年輕時就喜歡打高爾夫球的辜寬敏,透過隸屬東急集團的親友五島昇介紹下,加入茅崎市內一間叫「Three Hundred Club」的超高級高爾夫俱樂部的會員。
一九七二年某日,辜寬敏打完十八洞,前往俱樂部會館路上的休息小屋時,看到大平的手揹在背後,來回踱步。他一看到辜寬敏,便走過來開口道:「辜先生,我有事情想和你談談。」
大平希望辜寬敏明早七點半到他家。雖然兩人的關係,不過是在俱樂部會館遇見會點頭致意的程度,但辜寬敏立刻就說好得答應了。
「因為他是外務大臣,所以我想再怎樣也該騰出時間去打擾他,而且我也知道大平先生家就在我朋友家後面。不過我想到他要在七點半迎接客人,就代表七點就必須起床,覺得日本的政治家也太辛苦了吧!嚇了一大跳呢!」
隔天早上,辜寬敏拜訪了大平。不過大平要討論的話題內容,卻超出了辜寬敏的想像。沒想到竟是討論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後,緊接著該如何處理台灣斷交的問題。
大平是這樣和辜寬敏說的:
「日本和台灣勢必只能斷交,因為總理(田中角榮)打定主意要和中國恢復邦交了。不過因為至今與台灣的關係,卻又讓我非常困擾。困難的程度足以讓人徹夜難眠。雖然日本不得不和台灣斷交,但日本尊重到目前為止跟台灣的關係,今後也想盡可能維持關係。所以我想拜託辜先生,可不可以替我告訴台灣,我答應台灣會抱持誠意來處理這件事。」
面對大平的請託,辜寬敏回答他:「現在台日之間還有外交關係,直接和台灣說如何?」「要在離婚前講離婚後的事,很難啟齒啊。」大平用婉轉的說法緩和了場面,但表情非常認真。
辜寬敏答道:「我知道『誠意』對日本人來說是相當嚴肅、慎重的辭彙,不過,我不知道對來自中國的蔣介石這樣的人說『誠意』二字,他會如何評價?」「那該怎麼做才好?」面對大平的詢問,辜寬敏提案:「更具體地一條條寫下日本的處理方式,然後交付給蔣介石政府如何?」
不過,大平表示要製作成具體的文件,並不是自己一人就能決定的事情。於是,大平向辜寬敏說,等我十天,我會和橋本恕(時任外務省中國課課長)討論。這天早上的密談就結束了。
以上的故事均來自辜寬敏的回想,並未記錄在大平的回憶錄中。這雖是一則隱藏在歷史背後的篇章,也難以確認真偽。
不過,我認為辜寬敏的話有具體的真實性,就算事情有些加油添醋,或記憶上的變化,大致上應與事實相差不遠。
日本政府提出的七個項目
真正令人想不通的是,身為日本外務大臣的大平,究竟為什麼會想去找辜寬敏討論這樣的國家大事。因為日本政府視台灣獨立組織為激進團體,並對其提防,而辜寬敏除了當過該組織的首腦外,也是台灣政府黑名單中榜上有名的人物。
關於這點,辜寬敏也幾次歪著頭想不透:
「不管怎麼想,這問題我至今也無法回答。畢竟我當時也沒問大平本人為什麼找我來談。」
不過我們在某個程度能這樣推論。辜寬敏與大平的愛將宮澤喜一是交情很好的朋友。而前面也提及,辜寬敏與外務次官法眼也接觸過。大平應該知道這些來龍去脈,此外也可能聽說過辜寬敏出身台灣名門望族,才可以加入日本財政界上流人士才能加入的高爾夫俱樂部。
我們也無法否定,大平可能沒有台灣的人脈。二戰後,在日本的政治圈內,台灣的人脈都掌握在佐藤榮作或岸信介等人手上。若以派系來說,那就是與今日安倍晉三首相有關聯的「親台派」,也就是自民黨派系「清和會」所掌握。至於大平屬於池田勇人開創的「宏池會」,以及後來改組成「經世會」的田中角榮集團,都與台灣之間的關聯不深。當時,田中內閣將日本與中國的外交正常化訂為政權的首要目標,並不斷往前推進,但這件事同時也受到自民黨內台灣派系的嚴厲批判。
二戰結束時,蔣介石提出讓中國大陸上的兩百萬日本軍民快速、安全歸返日本,以及反對廢止日本天皇制度和領土分配等等「以德報怨」的政策,不管怎麼看都被認為是對日寬容的政策主張。因此保守派認為,與中國建交、捨棄台灣這種背叛蔣介石的做法,有悖於他們所重視的「大義」與「友情」。
這股聲浪,在自民黨內形成了不能忽視的力量。因此還有另一種可能,就是大平煩惱苦思不已,覺得到了這個地步,只能死馬當活馬醫找上了辜寬敏。
雖然辜寬敏被台灣政府限制入境,但他並非完全無法回到台灣。他與其他獨立運動成員相比,在這一點上有微妙的不同。不僅如此,他還有台灣大使館的人脈。
他向大使館告知十天後他會回到台灣,並獲得了回國的「許可」。然而,就在他回國的前一刻,卻收到日本政府「請再等我們一天(以完成公文)」的聯絡訊息。於是,辜寬敏只能先回到台灣,然後由中華民國大使館的幹部拿到外務省中國課課長橋本的信件後,再直接上飛機送至台灣。
當時,擔任台灣外交部長的沈昌煥才剛上任,留宿在台北市的某間旅館。拿到日本外務省信件的辜寬敏,就在那間旅館的大廳與沈昌煥見了面。辜寬敏一面將這封自己也是第一次看到內容的信件翻譯成中文,一面念出來給沈昌煥聽。沈昌煥則邊舔著筆,邊將辜寬敏口中的內容仔細抄在筆記本中。
沈昌煥的模樣,讓辜寬敏感到不悅。
「這文件不是只要從我手上拿過去之後,再找人翻譯就行了嗎?外交部裡面也有可以翻譯的人吧?這麼小氣又沒肚量的人當外交部長真的沒問題嗎?」辜寬敏心裡這麼想,但沒有說出口。
不過我也可以理解,沈昌煥與一身是膽的辜寬敏不同,身處權威主義體制底下,不過是一介政黨官員,他在拚命抄寫會左右國家命運問題有關發言的心情。
「那一張紙上寫著一條條的項目,我印象中是七條。」辜寬敏的記憶所及,日本政府書寫的這張紙上,似乎寫著這樣的內容:
- 斷交只限外交關係。
- 斷交後,人員的往來、貿易,一如既往,不受影響。
- 空運將盡早於近期內以民間協定的方式恢復。
- 船舶往來一如既往。
- 放棄日本政府在台灣之所有財產。
- 台灣於日本持有之財產不轉讓中共。
- 日本政府放棄台灣向日本之借款。
這些條款,已足以讓對日本疑神疑鬼的台灣安心。因為原先連日塞滿報紙標題的批判日本論調,都在一時之間變得鴉雀無聲。畢竟一九七○年代初的台灣,正處在經濟終於起飛的時候。不論是投資,還是技術的引入各方面,早一步高度發展的日本企業都有強大的影響力。斷交影響到的經濟層面,也會殃及進入台灣市場的日本企業活動。
而辜寬敏也想像到台灣也希望能避免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的力量有限,我只是個什麼都沒有、一文不值的浪人。不過若是受人所託,為了台灣,我認為還是應該超越黨派,提供協助才是。這也能理解為何組織視我為叛徒,覺得我的做法與組織衝突,要把我逐出門。不過,即使在國民黨的統治下,台灣經濟的成長,還是能直接帶給台灣人民財產的增加哦!」
在講到「台灣人民財產的增加」時,辜寬敏的語氣特別強烈。
被日本拋棄
就辜寬敏所述,有一號人物,可以在某個程度上確認他所說內容的真偽。他是野村總研的主席研究員,同時也是辜寬敏的長男:Richard Koo。Koo是他的中文姓氏「辜」的中文發音,中文全名叫辜朝明。
日本幾乎沒有人知道辜朝明是台灣有名的辜家成員之一。但台灣人只要聽到「辜」這個台灣的少見姓氏,就必定能想像「這人可能與辜家有些關係」。Richard Koo在台灣演講時,也都會使用「辜朝明」這個名字。親戚之間也多稱呼他「朝明」。
不過,辜朝明的國籍其實是美國,他在台灣、日本都沒有戶籍。不管到哪,他都是靠著寫著英文「Richard Koo」的護照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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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這世界上並不存在一個叫做『辜朝明』的人。」在東京大手町的野村總合研究所大樓與我碰面的辜朝明,臉上浮現惡作劇般的笑容,說出像是整人節目會出現的台詞。
一九九○年代開始,許多經濟學家針對日本經濟頻繁發表主張,對於面臨泡沫經濟破裂的日本,辜朝明提出了「資產負債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與「惡性日圓升值」等理論,在經濟學家中脫穎而出,打響了名號。
辜朝明出生在日本,為辜寬敏的長男。母親是上海人,也是清朝最後一位蘇松太道道員蔡乃煌的孫女。有一天,她把丈夫辜寬敏留在日本,就帶著辜朝明和另個孩子,前往了她姊姊生活過的美國。
說到這場異於平常的離別,辜寬敏對我解釋,這是因為「他不能因為自己從事獨立運動,就讓家人被特務盯上,陷家人於危險之中」,而且他在前面提到的自傳中,也是這麼描述。
不過,辜朝明的看法不同。他說:「並非如此,這是因為老媽受不了父親在外拈花惹草。」其實我聽到這個說法過後,還遇到過辜寬敏,但因為這已是過去的事情,而且拿他兒子的說法來問辜寬敏,總覺得我好像不太識趣,因此我刻意不問。
在辜朝明的眼中,辜寬敏僅是個「喜歡高爾夫、喜歡女人、成天不在家」的誇張父親。
孩提時代的辜朝明,在日本沒有留下太多快樂的回憶。他出生於神戶,過了幾個月就搬到東京,然後在日本人的小學上學。而當時的日本,對外國人仍有歧視的眼光。
因此,走向美國這個新天地,對於十三歲的辜朝明來說,也是一種從日本「脫逃」的轉機。
到了美國五年後,他母親與辜寬敏正式離婚。
「我被台灣拋棄,被日本拋棄,然後被美國接納,成為Richard Koo。」
這是我在採訪辜朝明中,最感到震驚的一句話。
辜朝明會說「被日本拋棄」,是因為他的孩提時代,在日本社會經歷過許多不愉快,生活在日本,卻沒有被日本「接納」的感覺。
會說「被台灣拋棄」,則是因為他在前往美國之際,因為護照所產生的問題。
辜朝明一行三人下定決心前往美國時,護照剛好到期,需要更新。位在東京的中華民國大使館發現辜寬敏在黑名單上,為了阻礙一家前往美國,大使館拒絕更新他們的護照。
「自己國家的政府不更新護照,就代表那個人不再是那個國家的國民,所以我才會覺得自己被台灣拋棄了。」辜朝明的口吻並不帶有怨恨或批判,只是淡淡地說到。
在被國家拋棄這層意義上,他的祖父也被清朝拋棄;他的父親辜寬敏雖受日本教育,卻也因為日本放棄台灣而被日本拋棄,而接收了台灣的中華民國,也視他為危險人物,列於黑名單之上。
他們家族,就這樣代代親身體驗著「喪失」國家的滋味。
對於辜朝明來說,美國大使館有如救世主一般。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位女性領事以母親護照上有她兩個兒子的照片為由,承認他們可以旅美,特別發行簽證給他們。當時美國的制度裡有一項特殊規定,十四歲以下的小孩即使沒有護照,只要父母的護照上貼有小孩照片,就能夠一起進入美國。
在美國一切從零開始。過去在日本身為「老闆娘」的母親,在美國往返美容學校上課,取得執照,辛苦地將兩個小孩拉拔長大。
而辜朝明則是一邊看著母親辛苦的一面,一邊在美國力爭上游,成為菁英。
也因為辜寬敏的影響,辜朝明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主修政治學,不過因為學分取得過快,於是又選了雙修經濟學作為第二主修,最後連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課程都修完了。而這個過程,就是他後來走向經濟學家的第一步。「我抱著被拋棄的心情來到美國,因此覺得自己再也沒東西可以失去,而拚命念書。那時代的美國人,都很嚮往學生運動或嬉皮的生活,所以不怎麼念書。因此像我們這樣認真念書的人,就會發展得很順利。接著,我一不做二不休,想要在美國發展經濟政策,便直接把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Governors,FRB)當成求職目標。不過當時他們停止招募,所以我才會進入處理中央銀行實務工作的紐約聯邦準備銀行。」
如果事情就這樣順利發展下去,或許我們可以描繪出辜朝明未來的圖像也說不定。一個住在美國東岸的華人菁英,每天過著富裕的上流人生,然後五十歲之前就能提早退休,在佛羅里達的別墅中悠閒自在度日。
然而,他在聯銀工作第四年的時候契機到來。那年,野村總研打電話給他,原來是為了想挖腳他去工作。
那時候美國對獵人頭的文化相當寬容,聯銀本身也有通融職員可以在外面企業工作三次後,再回到原本職場的制度。當時他有許多同儕,有的去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或者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又再回來工作。於是,他心想「就做個兩、三年看看吧」,便答應了對方。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漂流日本:失去故鄉的台灣人》,游擊文化出版
作者:野島剛(Nojima Tsuyoshi)
譯者:林琪禎
台灣、中國、日本近代史交織下的台灣人家族故事
日本作家告訴你「連台灣人都不知道的台灣人故事」
台灣本身,糾葛於中國與日本的錯綜前世,步履蹣跚地走上既非中國,亦非日本的道路。台灣跟日本跟中國都保持等距的關係,台灣想做自己,卻又不能做自己。
創下首位外國人榮獲台灣「卓越新聞獎」的作家野島剛寫給台灣人的情書:
「生活中殘酷激烈的樣貌,甚至成為他們能夠回味享受的人生篇章。他們既不是英雄,也不是領導者。不過他們一個個都是堅毅剛強的人物。身為記者的我,長年無法將自己的目光從他們身上移開。」
不論政治、歷史如何變動,日本總是結構性地遺忘台灣。台日關係能繼續走到現在,是因為有一群人在民間穿針引線、來回奔走。這一群人永遠在失去故鄉的路上,環境迫使他們不斷叩問自己是什麼人?又從哪裡來?該往何處去?
因為不斷失去故鄉,他們被時代的洪流吞沒,被迫在夾縫中求生存。
他們是台灣之光,他們和你一樣,他們的根都出自台灣。
透過野島剛的訪談,看見「柔軟又堅強」的台灣人特性!
本書有雙重結構,除了受訪人物之外,也同時詳盡介紹他們的家族故事。每位受訪者的故事各自獨立、精彩,卻又像片片拼圖,拼出一幅巨大、複雜交織的「台灣人故事」。作者野島剛從政治、文學、藝能、飲食商界、看看不同領域的台灣人如何安身立命,怎麼發光發亮?想想自己如何繼續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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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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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