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業後的抑鬱、焦慮與躺平，中國青年不再幹「腦力活」，改做「體力活」

「失業的時候，每天就是洗臉、出去面試，再等著被HR挑挑選選。」阿土在2022年失業了。她形容找工作的過程為「瘋狂」，20多次的面試都沒有回音。她因此抑鬱症病發，經歷了人生「最恐怖的失業」，但她並不孤單。

「失業三個月，我焦慮了」、「失業半年，我是如何熬過低谷期的」、「失業了，不想活了」、「失業後我的人生按下暫停鍵」、「失業越來越多，沒錢過活越來越多。年輕人的未來在哪？」⋯⋯只要小紅書輸入「失業」這個關鍵字，中國青年的失業故事多不勝數。

中國在經歷了三年的疫情防控後，面臨著日益增加的就業和經濟壓力，失業數據屢創新高；同一時間，香港面對人才嚴重流失的問題，香港政府在今年6月中旬宣佈輸入最多2萬名外勞的計畫。

這個消息出來之後，引起不少內地網民在社交平台熱烈討論來港打工攻略，當中不少更以「高薪」、「無門檻」等關鍵字作標題。

《歪腦》訪問了三個中國青年，他們是如何從就業走到失業？他們這段時間是如何與失業問題共存？而香港又會不會是他們的出路？

青年的就業策略：頻換工作、校園招聘、親友介紹

阿土在黑龍江「二本」大學（本科二批招生的大學）念法學，2019年畢業。畢業之後，她需要先考到法律職業資格證書，才能走上律師之路。她在家裡埋頭苦幹了兩年，考了兩次「法考」，但也失敗告終。

「沒有考到證照的話，去律所工作就沒有太大意義，頂多做律師助理，在四、五線小城市、小縣城，一個月只有兩三千人民幣。」她去過東北三省找工作，但遇上2020年疫情爆發，找工作也落得一場空。

中國網絡媒體與金融圈子一度流行一種説法：「投資不過山海關」，於是阿土決定要去一線城市就業。「東北就業環境很差勁，想過好一點的生活，就是要當公務員、進體制，但我不喜歡那種環境，而是比較喜歡稍微自由平等的狀態吧。」

她在2021年3月移居到北京找工作，一個月後就獲訴訟業務公司聘請，但她因為職場人事問題，工作了四個月後就辭職了。後來只花了一週就銜接到新的工作。

在失業問題還未浮上水面時，剛畢業的年輕人不斷轉換工作都是常態。「中國的學生在大學之前，其實沒有探索自己的機會，畢業後我才感覺有點像個自由人。」

青年K比阿土更早進入就業的修羅場。他在武漢大學畢業後，就到台灣念研究所修讀資訊系統與應用，2018年畢業後，K回到武漢透過「校園招聘」找工作。

疫情前，校園招聘模式是較常見的招聘模式。企業會到各地方舉辦線下的講座，並在短時間內一併進行面試，招聘合適的人才。

「那時互聯網行業是還在熱，名聲好、比較大的公司，都會來武漢招聘，我可以在短短一個月內參加非常多公司的面試，所以能非常高效地解決找工作的問題，而且我也不用跑很遠，很方便。」很快他便獲得數間公司的青睞，但最後選擇到深圳一家公司上班。

在試用期結束前，他發現工作內容和自己的期望有很大落差，於是便毅然辭職，到上海尋找其他工作機會。一週後，他已經被另一家互聯網公司取錄。

另一位青年阿樹就沒有那麼幸運，她比兩人更晚加入就業市場。在2018年本科畢業後，接著她到了北京念電影研究所繼續進修，直到2021年中旬才畢業。

當時疫情已經在肆虐，阿樹回到廣州老家一帶大大小小的公司面試找工作，她説當時工作「並不好找」。一個多月後，在朋友的推薦下，她才到了一家電商的公司工作，擔任新媒體編輯。

失業後的抑鬱、焦慮與躺平

2022年，中國的經濟增速出現近半個世紀以來第二低的水平。三個在不同時期進入就業市場的青年，也在此時開始接二連三失業了。

阿土雖然順利銜接了第二份工，但半年後，即2022年1月獲發最後一份薪水後，她正式失業。

這次，她直接撞上了中國疫情的高峰，上海和北京也出現封城。即使她每天都去不同公司面試，但都沒有獲聘。

「每次去完就很痛苦，其實公司只是為了完成它的KPI，把你叫來面試一下，公司可能並不缺人。」失業的焦慮甚至讓她患上了嚴重的抑鬱。

「我給朋友發語音，瘋狂大哭，説自己一點也不好，各種咒罵狂哭。他説，他曾經也經歷過這種感覺，如果當時有一個人能拉他一把的話就會很好。」那時，這位朋友正打算離開現職的公司，因此決定要拉阿土一把。「他要把我給拽進去、頂替他。」

朋友把簡歷發給她，然後讓她照著簡歷抄，也偽造了兩年多的經驗，甚至培訓她面試。「我完全不覺得我能勝任，因為那是大的公司，也真的沒有相關經驗，但我當時已經走投無路了。」

這種策略竟然讓她能順利接獲錄取通知，阿土立刻連夜在淘寶上訂製印章並偽做了一份離職證明，讓自己能夠順利入職。「我服了。我其實是一個，很老實很有原則性的一個人，但是在那一刻，我發現我被中國社會改變了，開始搞這些油嘴滑舌的一套了。」

阿樹在加入公司9個月後，在2022年初就被裁了。「很焦慮，越面試越不知道自己到底要進什麼公司，覺得很難找工作，經常被刷那個簡歷。」兩個多月後，她做了一個倉促的決定，選擇入職薪水和待遇都相對較差的公司工作。

「老闆喜歡PUA （精神虐待）我們，會議上都跟你説：老闆都在24小時幹活，員工為什麼要把工作和生活區分的這麼明顯？然後強迫我24小時都要在線，並且給他們週末也要改推文。」

八個月後，她終於受不了這樣的工作環境，決定辭職，但卻進入另一個可怕的輪迴。她在今年年初開始在求職網上投履歷。這一次，她感受到「大環境真的太差了」。

「公司崗位就這麼多，所有人都在找工作，所以公司敢在招聘時要求你一個人幹三個崗位的活。」失業期間，她每天都在小紅書上轉好運，日子一天一天地過，公司的面試要不是提出苛刻的薪酬待遇，就是一直沒有回音。

「2月剛失業，時間沒有過得很快，4月開始有點焦慮了。到了6月端午節，你就會想：我會不會年末前也找不到工作？你會感覺到時間過得多快。」經過長達五個多月、十多家公司的面試，阿樹才找到一份餐飲公司的小編工作。

即使K在前景較好的互聯網公司工作，也難逃失業一劫。原本近萬人的公司，在2022年開始分批裁員。他隱約記得公司共裁大概三千人，他是其中一個。「我覺得我和老闆關係不好，所以會被裁。」

他解釋，裁員背後或許涉及近年中國互聯網公司發展模式的改變。過去，互聯網公司發展模式著重於用戶量的迅速增長和數據表現，以此獲得大量融資，公司就有更多資源聘請員工去探索新的業務。

然而，現在投資人更為謹慎，不再盲目注入資金支持新業務探索，公司必須證明業務本身的盈利能力，才能獲得投資支持。因此，一般公司只會保留原有賺錢的業務，也不再需要本來那1萬人的規模去規劃新業務。

K失業後便開始躺平，「我對工作這件事越來越懷疑吧，也很抗拒回到那個現代化的體系中，但之後發現確實還得賺點錢。」直至今年三月，他才開始去找工作，一個多月後就找到資訊科技相關專業的工作。

即便他在過程中並沒有飽受折磨，但在職的他也隱約感受到失業問題正在國內升温、蔓延。「大家都比較『苟著』，會裸辭或跳槽的人不多，都不太會變動。打開社交媒體，抖音、小紅書都説工作多難找，其實大家就會更珍惜眼前他們有的東西。」

青年失業率高「脱下孔乙己的長衫」

國家統計局早前公佈2023年6月的失業率，16至24歲勞動力調查失業率攀升0.5個百分點至21.3%，連續三個月創2018年有統計以來新高。

簡單而言，相當於每5個年輕人中，就有1人處於失業狀態。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在6月的記者會上更表示，「為了取得勞動報酬或經營收入而工作一小時及以上和因休假、臨時停工等暫時離崗的人，這些人都屬於就業。」

於是，微博的熱搜出現了「一週工作一小時」的關鍵字，網民紛紛指就業標準已經很低，竟然還有600多萬青年還沒有找到工作，可見實際的就業情況更壞。

北大副教授張丹丹於7月時候指出，如果算上「躺平」、「啃老」等不工作的年輕族群，中國3月份青年實際失業率可能已經高達46.5%。

阿樹認為，不少公司在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地倒下，即使能撐過疫情，經濟狀況也不佳，以致要裁員削減開支，加上這兩年的應屆畢業生越來越多，但崗位就越來越越少。

她在小紅書上也看到了不少失業的貼文。「我在小紅書上可以看到大家的IP ，不管是大城市還是小城市的人都一樣。以前大家會説『金三銀四』，但現在都沒有了。疫情解封並不意味著經濟復甦了，找工作還是很難，甚至比去年還要難一些。」

隨著中國多個城市放寬了對地攤及小販的管控，加上青年失業率上升，「地攤經濟」在這樣的脈絡下得到蓬勃發展。有失業青年因此投入「擺攤」，賣貨、食物或飲料，甚至提供付費聊天的諮詢服務。

同一時間，社交平台和官媒也出現了「年輕人脱下孔乙己的長衫」的討論，指所有的年輕人不再去幹「腦力活」，改而做「體力活」。

阿土的朋友今年3月到北京找工作，但過了四個月仍是處於失業狀態，結果轉行做兼職的直播主，晚上直播帶貨。「國內的年輕人現在很多，就做輕體力勞動，什麼無印良品的店員，優衣庫店員。」

失業的問題在青年之間尤其嚴重。阿土説：「如果是工作三年以上的話，公司把我開除了，公司沒法運轉。公司會裁像我這種沒有什麼經驗的年輕人，工資很低就可以輕易甩掉。」

阿樹也曾經到一些非政府組織或機構面試，對方開宗明義要求有充足經驗、成熟的人。「我在公益機構工作的朋友説，由於經濟狀況不好，許多機構不願意花時間培養，（希望）人到了就可以做事。」

香港的外勞政策是出路嗎？

就在中國青年失業率上升的狀態之下，今年6月，香港政府宣佈輸入外來勞工計劃，當中建造業輸入外勞上限為1.2萬人、運輸業最多可以輸入8千人，其中6300人是航空業人員，公共小巴及客車司機則共1700人。換言之，即兩個基層勞動行業最多能輸入2萬名外勞。

同時，港府宣佈現有補充勞工計劃並改名為「補充勞工優化計劃」，措施容許26個職位輸入外勞，為期兩年，放寬的職位包括售貨員、侍應生、接待員、收銀員等。就在公佈出來之後，小紅書馬上出現了很多來港打工的攻略，有貼文更聲稱在香港工作可達月入16萬、甚至年薪可達70萬的説法。

小紅書上出現熱論，對於已經放下身段擺攤、「脱下孔乙己的長衫」的年輕人而言，這會否是一條出路？

阿樹在今年6月才到過香港旅遊，走在街上感覺人少了很多。「我這次去香港就覺得很神奇，也能理解這個政策推出的原因，因為香港人已經run away了。」從事新媒體內容行業的她認為，「到香港打工」這個話題在中國青年之間，並不算是一個熱門的話題。

社交平台上更多討論的是澳洲工作旅行簽證，甚至是如何透過「語言簽證」、「工作簽證」等方式移居日本。

「十多年前，大家會覺得去香港，他們會覺得真的可以賺到很多錢，所以願意過去，但我覺得現在大陸可能並沒有覺得説香港的機會一定會特別好。」她認為，即使自己失業，也不會對計劃有太大興趣。「在香港的環境我覺得也挺累，如果是做體力活的話，我覺得會更累，沒有必要。」

對於行業前景相對穩定的K而言，他對外勞計劃也不太感興趣。「我選擇一份工作不是一個賺多少錢的問題，也是興趣的問題。如果有做互聯網業務的香港公司有機會，業務我也感興趣，我肯定會考慮。但是如果是做建造、餐飲，當下的我，我是不會考慮。」

阿土與兩人一樣，事前也沒有聽説過香港輸入外勞計劃，但她表示可以考慮。與過去受大陸青年歡迎的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優才計劃）有別，外勞計劃來港之後需要從事基層工作，亦不會因此而取得香港身份。

早在輸入外勞政策公佈前，立法會也大比數通過放寬輸入勞工的無約束力議案，提出應容許大灣區外勞即日往返香港及居住地。雖然如此，阿土認為她根本不需要香港人身份，更不需要在香港居住。「香港的那個住房條件會比較擠一點，但我感覺這個政策好赤裸裸，就是來幹活。」

她又根據小紅書的貼文上相關行業薪酬表，把港幣換算成人民幣，「那聽起來倒是挺吸引人。」她直言，失業的時候甚至有想過去開「叉車」（起重機），不難接受自己要從事基層工作。「我想要錢，所以只要錢足夠高，對我就吸引。」

阿土又説：「有錢後，我打算去一些歐洲，加拿大、澳洲這樣的國家，然後留學，然後待個三四年，我就可以潤了。」

（應採訪對象要求，阿土、阿樹、K為匿名）

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原標題：對那些失業而焦慮的中國年輕人來説，香港的外勞政策會是出路嗎？

延伸閱讀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責任編輯：溫偉軒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