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

為什麼「逆向種族主義」並不存在？

認為白人（作為多數群體）也是歧視和種族主義受害者的這套論點具有誤導性，因為歧視一方面需要滿足四個維度，另一方面需要社會多數人行使權力。以巴黎郊區一所學校裡的一個白人孩子為例，他身邊都是阿拉伯和黑人孩子。假設這個孩子每天都被叫「Toubab」和「Gaouri」（都是用來形容白人的負面詞）而被排除在遊戲之外，以至於被霸凌。

在這種情況下，這個孩子需要被保護，學校管理層絕對應該採取行動打擊霸凌行為。事實上，這個孩子確實在個人層面上經歷了基於膚色的歧視，然而，在這種情況下，體制性、結構性和歷史性歧視並不存在。

學校作為一個機構（無論是教師或是學校管理層）不會因為他的膚色而歧視他，因為整個社會並不存在歧視或不利白人作為一個群體的結構性因素，況且白人在法國歷史上也沒有受到迫害或壓迫，反而擁有政治、經濟和文化權力。即使這個孩子的個人遭遇很糟糕，卻不能說這是所謂逆向種族主義的體現，因為這個孩子仍然站在權力的一邊（即便他可能沒有感覺到），而那些欺負他的人並沒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權力。種族主義作為一個體系，只有在偏見通過政治、文化和經濟權力行使下而導致有效歧視發生時，才會產生作用。

而在巴黎第十六區一所被白人兒童包圍的學校裡，黑人、阿拉伯人或羅姆人兒童的情況恰恰相反，個人層面的歧視將伴隨著制度性、結構性和歷史性的歧視。再者，無論是在學校裡還是在整個社會中，他們也將成為少數的一方，而不是站在權力的一邊。「逆向種族主義」忽略了潛在的權力動態和種族主義的制度層面。即使「逆向種族主義」本身不存在，對白人的個人偏見和歧視行為也確實會發生。然而，這不是更大的社會政治、歷史現象的一部分，而只是軼事。

與所有其他種族類別一樣，白人類別也是基於膚色的歷史、政治和社會建構而來，但不僅如此。例如，許多生活在德國的人就算膚色較淺，在政治意義上仍然不是白人；但他們在土耳其當地卻是白人，因為他們在文化和種族上屬於多數。身分是靈活的，並取決於整體情境的相對關係。

我在德國是黑人，在法國是梅蒂斯，在塞內加爾對許多人來說是白人。有的人全身黑，有的人全身白。聲稱白人有時是黑人（建立在「膚色不同」這個意義上）的這個言論，就像在莫三比克、印度或中國一樣，是非常有問題的，因為它掩蓋了這種經歷發生的整個背景。

我經常聽到別人說：「我非常了解移民在歐洲的經歷。作為白人，我在布吉納法索實習期間，我也是少數。」然而，雖然白人的數量在布吉納法索或南非比黑人少，但他們仍然擁有強大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因此位居多數地位。布吉納法索的一名白人實習生可能是少數，但由於他的膚色和歐洲護照，他同樣擁有許多特權和權力。旅遊或外派不僅是暫時的、自願的，同時還不受經濟或政治困境的影響，而且還是基於並非世界上所有人都能平等獲得的一些特權的基礎上。

我在肯亞、坦尙尼亞、烏干達和柬埔寨工作時，因為我的法國護照和較淺的膚色，我獲得了許多特權。我在聯合國東非辦事處的老闆是一位加拿大白人女性，其他團隊成員來自坦尙尼亞，都是黑人。這位上司極其不尊重員工，會用居高臨下的語氣與他們說話，而且她一直試圖讓我站在她那邊。

一天，她把整個團隊叫到她的辦公室，讓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排好隊，而我應該站在她旁邊。她開始發表長篇大論，講述他們是多麼不專業和無能，接著看向我說：「我們是不是必須讓白人（Mzungus，此為斯瓦希里語）來做你們的工作，因為你們這些人什麼都做不好？」她不只想藉由這種方式貶低團隊，還透過稱呼我為白人來利用我，儘管我很確定她在加拿大或德國不會叫我白人。

我在柬埔寨工作時也發生了非常相似的事件，狀況幾乎一模一樣。我的老闆是德國白人，而團隊的其他成員則是柬埔寨人。當我到達時，她非常熱烈地歡迎我，似乎特別高興地歡迎另一個來自歐洲的人加入團隊。

我很早就意識到我受到優待。我很快就被委以重任，承擔的職責甚至比在該計畫中工作時間更長、會說高棉語，並且比我更了解政治、社會和文化背景的同事們還多。我的同事安妮曾在法國和英國留學，精通法語、德語和英語，並有多年的發展合作專業經驗，但由於她是柬埔寨公民，收入遠低於她的資歷所應得的水準。

在大多數的發展組織中，都有根據國籍制定薪資的兩級薪酬體系，因此，外派人士的收入比當地人高得多。其中一個原因是，外派人士離開北方世界（Globaler Norden）前的生活水準更好，因此有權因為外派到發展中國家工作而獲得一些補償。

然而，這種理由並不符合現實情況，因為外派人士在許多國家的生活並不意味著生活方式的降級，反而恰恰相反，外派人士配有女傭、保母、司機和園丁是很常見的。有次，我的同事安妮要求加薪，但是被拒絕了，理由是：「你應該要覺得自己很幸運，以一個柬埔寨人來說你賺的太多了。」作為一個幾乎沒有任何專業經驗的年輕歐洲人，我對高棉語一竅不通，也對政治和文化背景一無所知，收入卻幾乎和他們一樣多。

另一件軼事說明了這種權力動態和不平等待遇：在紅色高棉大審判（das Rote-Khmer-Tribunal）的一個重要日子裡，我主管放了我一天假，讓我可以觀看審判。她好幾個星期都不在，並暫時把全部計畫的責任交給了我（這又是另一個不應有的特權）。一位在種族滅絕中倖存下來，並在種族滅絕中失去許多家人（其中包括她的父親）的同事也跟我一起前往觀看審判。我的主管發現這件事之後，馬上打電話給我，對我帶上同事感到不悅：「我只給了你這個機會，沒有給其他柬埔寨同事，不然整個團隊都沒人上班了。」

結束在柬埔寨的工作後，我回到德國，在工作中再次遇到我的前主管。我在柬埔寨獲得的優勢和責任突然不再適用於德國了。相反地，我淸楚知道自己作為一個外國人在德國必須怎麼表現。有次，我開會遲到不到五分鐘，就得聽她說：「我們已經不是在柬埔寨了，在德國你必須準時。」這個言論一方面表明了她對柬埔寨文化的誤解（極度守時是我所知的柬埔寨文化之一），另一方面表明我應該調整成我不屬於他們的狀態。身分以及與之相關的特權和劣勢取決於整體情境的相對關係，並且是靈活的。

上述我在聯合國和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的經歷，以及我主管的行為並非個案，而是全球體制的一部分，該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受殖民模式影響，而白人女性也屬於其中。所謂發展合作的基礎是殖民階級制度、白人至上和資本主義世界秩序。這個制度不僅受益於這些層次結構，它們也是它存在的理由。有些批評家將南北關係以及由此產生的金融和政治依賴稱作「新殖民主義」（Neokolonialismus），這個詞彙描述了殖民列強對前殖民地的剝削和壓迫持續至今。

雖然在一九五○至六○年代的去殖民化浪潮中，大多數國家廢除了行政殖民主義（der administrative Kolonialismus），但殖民制度本身和潛在的階級制度仍繼續運作，維持著南北之間的權力不平衡狀態。新殖民主義透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eltbank）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國際組織得以制度化，相較於較為貧窮的國家（前殖民地），富國（前殖民地大國）透過這些機構得以確保自身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保證經濟增長，並且消除對資本主義生存至關重要的經濟不平等。

許多白人會被「白人至上」這個詞激怒，因為這讓他們想起三K黨或新納粹份子。儘管這些團體無疑崇尙白人至上的理念，但白人至上不應淪為與此相提並論。就這個意義來說，白人至上不僅是一種觀點和意識形態，還是一種我們都融入其中的社會制度。

時至今日，它塑造了世界上的所有社會，包括那些沒有或只有少數白人居住的社會。正如父權制度不僅只藉由男性的行為運作一樣，白人至上也不只透過白人才發生壓迫。雖然男性和白人都受到這些制度的靑睞，但父權制度和白人至上的整體影響與邏輯遠遠超出了個人層面。

白人至上或白人霸權（supremacy）是歐洲殖民主義與隨之而來的種族滅絕、剝削、奴役和掠奪的理由。白人至上既是歐洲帝國主義的產物，也是其基礎。因此，它將繼續對所有直接與間接受到歐洲殖民主義影響的社會產生影響。特別欣賞白皙皮膚的現象在世界各地普遍盛行，例如在印度、喀麥隆、巴西或越南，許多婦女都使用有害健康的乳霜以漂白皮膚，這既是白人至上主義的症狀，也是它帶來的後果。

（可能的反駁論點是：許多白人想要曬黑，並且對自己白皙的皮膚不滿意。但這種不滿與幾個世紀以來，因不斷吹捧白皙，以及認為白人更優越、更美麗、更聰明、更強大的正面描述所產生的根深蒂固自卑感無關。想曬成棕褐色更像是一種實際上已經過時的流行趨勢。）

藉由盧安達（Ruanda）針對圖西族（Tutsi）種族大屠殺的例子，可以淸楚說明白人至上主義和殖民主義在白人不再扮演重要角色的背景之下所產生的影響。在一九九四年發生的種族滅絕期間，生活在盧安達的少數民族圖西族，其中約有七十五％（約八十萬名成人和兒童）的人在幾個月內被占多數的胡圖族人（Hutu）殺害。

這樣的罪行來自盧安達軍隊、總統護衛隊、國家警察和行政部門。這種種族滅絕在國際媒體上被錯誤且刻板地描述為部落戰爭（順便說一句，部落戰爭﹝Stammeskrieg﹞這個詞具有原始涵義，幾乎只在非洲和南亞語境中使用）。這種敍述幾乎難以區分受害者和肇事者，無視任何權力動態、歷史來源和階級制度，也將受害者描繪成無法辨認的群眾。

這類戰爭的原由與起因幾乎沒有被分析，還被說成是由於過去爭端所引發的行動。如此敍述不僅帶來泯滅人性的觀感，還助長了抹消殖民主義遺留的問題。雖然殖民時期之前的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並不是沒有緊張關係，但德國和比利時都在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建立了種族階級制度，這個制度提供了有利於圖西族這個少數族群的基礎。

早在種族滅絕之前，殖民者就透過種族理論解釋了圖西族這個少數族群的種族優越性。英國研究員斯皮克（John H. Speke）曾於一八六四年寫道，胡圖族是「蠻族」，是有著眞正的捲髮、塌鼻、袋狀身形的黑鬼（the N-word）；而圖西族則是擁有最優秀衣索比亞血統的後裔，因此非常優越。

比利時來的定居者不僅傳播了這套偽理論，還利用圖西族這個少數族群來實行他們的統治。一九二六年，比利時人引入了一種區分胡圖族與圖西族區的種族身分證制度。殖民主義引入的種族階級制度和精心建構起的圖西族優勢，是殖民者分而治之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儘管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是殖民主義下的產物，但後者在將兩個群體之間不平等的權力分配制度化方面，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類似的觀察也適用於印度的種姓制度，儘管種姓制度作為印度教的一部分已經有兩千五百多年的歷史，因此不是歐洲人的發明，但它被英國殖民者改編、強化和利用，以實施他們的帝國統治。

並非所有類型的不平等和社會階級制度都只能用歐洲殖民主義來解釋，但歐洲殖民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對當代全球、國家和地方系統性不平等的影響與範圍著實是巨大的，世界上沒有人、沒有國家可以聲稱不受其影響。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終結壓迫：從日常生活到特定場域，覺察你我無意識的內化歧視》，堡壘文化出版

作者：艾蜜莉亞．羅伊格（Emilia Roig）
譯者：陳冠宇（Che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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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令人感到舒適，沒有人想要離開。
階級在哪裡？歧視又在哪裡？哪裡有什麼壓迫？
善良與惡意與你的日常交織，而你甚至沒有意識自己涉入其中。

為什麼不好好讀書被說只能去當清潔工？家庭勞動為何被視為無償工作？
在語言霸權下，如何保持母語和文化？為何有錢者可保命，而貧困者卻判死刑？

作者艾蜜莉亞出生於法國，在白人父親與非裔母親有著截然不同際遇的背景下長大。她在歐美接受高等教育，並歷經異性戀婚姻、育兒，最終走向酷兒自我覺醒。同時作為受益者與被壓迫者，這多層面的經歷賦予她獨特的視角，挑戰了「中立客觀」的標準。

艾蜜莉亞透過自身經歷，深入社會各個場域，包括家庭、學校、醫院等，揭示了其中的偏見、歧視和權力不平等。她的觀察循著社會現象、實踐與理論的足跡，追溯到壓迫的根源，批判不同種類的歧視如何交織成多層次的體制，持續強化不平等。

這本書敦促你我重新審視自己的世界，發現社會各角落隱藏的制度性歧視。它提供了終結壓迫的方向，鼓勵擁有特權者正視內在的罪惡感，支持被壓迫者的自我療癒，每個人都該培養同理心。當更多人願意省視自我並調整，社會將解脫壓迫的桎梏，走向更公平包容的未來。

本書特色：在多元認同的新時代裡，我們都應該重新學習如何對待這個世界以及住在這個世界上的各種群體。這本書將幫助你重新審視自己的生存世界，讓生活中那些下意識的壓迫或歧視行為重新被發現。

Photo Credit: 堡壘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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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