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年9月16日

地點：香港文學生活館

主持：鄭政恆（《方圓》及《聲韻詩刊》編委。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會長。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下稱「鄭」。）

與談人：李敬恒（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高級講師。著有《尋常與作樂——哲學與文藝的25則思考》。下稱「李」。）、楊彩杰（法國巴黎索邦學院法國文學及比較文學博士、文學評論者。下稱「楊」。）

楊：通常我們談《異鄉人》，首先會談的是最初的閱讀經驗，覺得很悶，不知為何會獲獎。當時卡繆（Albert Camus）還很年輕，二十多歲寫出來，很早已經被諾貝爾文學獎承認他的成就。這本小說1942年出版，1957年他就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十多年間已經獲得世界性的認可，是很罕有的現象。例如艾諾（Annie Ernaux），她做了三、四十年同類型的創作，到七、八十歲才獲獎，三十年才得到世界認可是很正常的，但不知為何《異鄉人》十多年就拿到世界性獎項。為何提這件事，因為這跟我們的閱讀感受——尤其看翻譯本，會覺得超級悶，不知道他在做甚麼，（李：行行企企）行行企企然後就結束了——他獲獎的速度跟我們的閱讀感受——尤其翻譯之後——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們才會問，為何他會獲獎？究竟小說精緻的地方在哪裡？

李：當然小說也不只是行行企企，裡面也有些審判場面，有些殺人打鬥場面，但其實也不是寫得特別精彩。第一，娛樂性不算很高；不過，既然你拿諾貝爾文學獎，大家也不要求你娛樂性高，但起碼要有些深刻的思想或者甚麼大道理。譬如你看杜斯妥也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你會覺得他有很多東西想說，書又厚一點。但卡繆那本書薄切切，不是很清楚他在做甚麼，又沒有甚麼大道理，或者他說了我們不知道，所以就會有很大疑惑。這個反差就是好像剛才Sabrina（楊）說的，這麼快獲得承認，這麼「魯莽」，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鄭：諾貝爾文學獎是他其中一個重要成就，而其實在華文世界裡，他也很早就被接納。1950年代台灣和香港已經翻譯、引介他的作品，《文藝新潮》在1959年翻譯了《The Stranger》為《異客》，由馬朗及餘慶翻譯，而更早之前台灣已經有中譯本，卡繆1957年拿到諾貝爾文學獎，香港和台灣已經注意到他。另外這可能和戰後環境、現代主義、存在主義等等相關。剛才Sabrina（楊）或者Roger（李）說的，最初看《The Stranger》的印象和反應，我自己大概也是十幾二十歲時讀，就好像剛才Roger說的因為書很薄，不用兩日就看完，當時看的是志文版，還很裝模作樣的在上面畫線，覺得他有甚麼微言大義。

當時已經覺得他的行文很硬，句子很短，其實挺男性的，一點也不婉轉，（李：沒甚麼花巧的修辭）感覺有點似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很straightforward，那時看完之後覺得有些感覺，但又未完全知道他想說甚麼。因為以前看過很長篇的小說，覺得它很短很抵睇，相對於俄國文學，連人名也不容易記住，《異鄉人》的主角只有一個，由他帶領整個故事，到後來才知道它跟俄國文學不是完全割裂的，原來卡繆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有連繫的，後來才慢慢知道多一點。

楊：我們做講座通常會問大家有甚麼感覺，觀眾的印象也是離不開「不知道他想怎樣」，下一步我們就會問，小說精緻地方在哪裡？宏觀地說是在結構上，收窄一點就是文字的用法和技巧上。說到小說的結構，本書分開上下兩部份，但我們通常覺得其實可以分三個部份。

如果我們數第一部份六個章節裡主角遇到甚麼人：第一章他在母親的喪禮裡，第一個遇到的是安老院院長，第二個遇到的是門房，第三個遇到是他母親生前相好過的男朋友；第二章，他回到自己的家，去游泳，遇到前同事瑪莉，跟她發生性關係；第三章他去朋友家吃飯，回家時遇到兩個鄰居，一個老人家和叫雷蒙的渣男；第四章，雷蒙打他女朋友；第五章他在餐廳裡遇到一個陌生的婦人，然後雷蒙邀請他去海邊一個朋友的海灘渡假屋玩，然後發生衝突，他開了五槍射殺了那個阿拉伯人。都是一些生活流的片段，他走到哪裡，遇到甚麼人，就這樣說出來，沒甚麼特別的。

他殺了人之後，在小說第二部被捕了，第二部主要的情節是他在法庭受審。法庭審訊最主要的關鍵在於，他開了第一槍之後，再多開了四五槍，有如行刑式的做法，大家爭論的地方是，究竟他是有心還是無意，問他原因時，他只說因為太陽太猛烈。然後有一班證人登場，出來證明主角有沒有道德，將證人名單排列出來，排第一是老人院院長，第二是門房，第三是他媽媽生前的男朋友，和他在第一章遇到的人的次序一模一樣。然後是餐廳主人，接著是他女朋友瑪莉、鄰居老人家，再之後是雷蒙和他的朋友——即主角在海灘渡假屋認識的叫馬松的人。證人名單跟第一部出現的人物完全是同一批人，差不多的出場順序，尤其頭幾個全部依次序出場。如果論證一個人是否道德，理論上應該問他最親密的人，例如他女朋友，但小說不是這樣。

第一部份他敘述自己發生甚麼事，例如遇到瑪麗，覺得她很好就和她上床，又或者遇到雷蒙，他打女人，見到甚麼就說甚麼，用一種很純真的語調說他自己見到甚麼。而在法庭上，當控方問證人覺得主角是不是個道德的人，這班證人只是用另一種語言或另一種說法講述發生在他身上的事，不多不少都是那些材料。

李：其實因為主角說的也很少——當然也有可能是很多事情他沒說出來，但你看到證人其實也是說同樣的東西，事件大致上是一樣的，但大家就用兩個不同的角度，於是說的方式、使用的語言都很不同。主角敘述時很平鋪直敘，例如他看見雷蒙打女人，他不會說「他這個賤人」，他一點也不激動，只是單純說出有這樣一件事情。但是對於其他人，有些人可能會維護他，有些人會嚴厲批評他，當中的對比是很有趣的：都是說同一件事，但是說的方式很不同，表達出不同的看事情的角度。

楊：中間有個關鍵，就是法庭律師去問判罪關鍵時，證人將第一部份發生的事用另一種說法說出來。庭長說他現在必須問幾條問題，這幾條問題表面上和這宗案件沒有關係，但事實上關係非常之重大。他第一條問主角的問題是，為甚麼你送你媽媽去安老院？主角回答說「我和媽媽已經都不再指望彼此，我們兩人都已各自適應了新生活」，正常人在那種時候應該知道這條問題有implication，你不好意思都說一句「我是有難處的」，但他不是，他毫無掩飾地將他自己相信的答案說出來。庭長的問題背後其實想問他對他媽媽有沒有深刻的情感，但他就回答了一個自己真誠相信的答案。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然後審判長再進一步問，「你是不是有企圖殺死那個阿拉伯人，所以你才一個人回去水泉的位置？」主角說不是，「那你為甚麼身懷武器，又為甚麼偏偏回到那個地方去？」他說湊巧而已。那為甚麼主角開了那麼多槍？太陽太熱太熾眼了。所有事情都很令人費解，但那個檢察官將這兩組的問題——對媽媽的態度跟是否蓄意殺人——link up。在我們的角度來說，這些問題其實問得很logical，檢察官聽到他這樣回答後，就說這個人在他媽媽死後第二日，用最無恥的方式尋歡作樂，為了毫無理由的原因冷血殺人，然後辯方律師就質問，現在我們的主角究竟是因為葬了媽媽還是殺了人而被審問？這根本是兩回事。但檢察官卻說，我們應該有智慧從兩件事之間找到深切的連繫。這就是將他對他媽媽有沒有感情，和他有沒有殺人這兩件事情扣連起來，成為他判罪的最重要證據。

李：當然控辯雙方各有立場，一個想把他置諸死地，一個則為他辯護，務求令他可以脫身。控方當然是想把證人對主角不利的判斷說成跟他殺人有密切關係，而辯方很自然會在策略上努力將它們分開。這很正常也沒有甚麼特別。但特別的是那個主角。因為小說的前半部交待的就是他的經歷，從他眼中看到的各種事情以及相關想法，後半部他在法庭上被審訊時，他也是重述那些經歷，但有趣的地方在於，他完全按照他在第一部所看到的說出來，沒有添加任何東西。按道理他不是傻的，當然知道自己身在法庭，別人不是跟你閒話家常，而是要從你說的話去決定你有沒有罪。

正常人都會覺得，身為被告，在法庭上當然是要說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雖然他所做的事也未必真的很有問題，但是按道理也應該淡化那些可能會對自己不利的事實；也不是要他說謊，或者可以強調一下自己其實並不是討厭媽媽？甚至只是抽搐兩下，流兩滴眼淚，或者加兩句「其實媽媽也很疼愛我」？那可能也是不是假的哦。但他完全沒有。你會發覺他在庭上說的和之前在第一部交代的幾乎一模一樣，就只有那麼多，你不會覺得他多說了甚麼。這本來好像很正常——你做過甚麼就如實交代，但是在法庭上這樣做反而顯得很奇怪。這件事其實不是那麼容易被留意到的，而這正是小說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雖然你讀著讀著也可能會覺得怪怪的，但原來奇怪的地方正是在於他如實交代一切！問題是為甚麼我們又會因此而感到奇怪呢？這就是一個很有趣的經驗。

鄭：還有關於敘事，這本小說使用第一人稱敘事。按道理，用第一人稱敘事比較能夠放大自我，而且可以進入主角內心世界，講到主觀感受，或者表達主角怎樣看待這個世界。但是這本小說好像阻擋了……雖然是第一身，但是似乎他沒有意圖告訴你全部，或者要抒發他第一身的個人感受，反而是斬斷了那些多餘的感受，他看到甚麼，做了甚麼反應，無添加地透過第二部再重複一次。這是整個小說敘事的觀點與角度。

楊：對。我們原本就說，那個判罪關鍵由一開始，他對他媽媽的態度和他是否一個道德的人，這兩件事本身是分開的，但大家傾向將兩件事扣連在一起。我們平時對於所謂意義的建構，其實也是這樣，一天做了甚麼，由凌晨開始數到晚上11點59分，你全日做了很多事，但透過選擇取捨、意義的連結，或者將某些部份連繫之後，就會構成新的意義，可能跟原本已經相差很遠。所以小說結構精緻的其中一個地方——如果你捱得過第一部，再看第二部時——就會發現第一部那些如實報導式的事情，到了法庭上，竟成為把主角判罪的關鍵。大家是不是有心害死他呢？又不是。例如那個門房，別人問他，你覺得主角怎麼樣？「在他媽媽的守靈禮上，他喝了些有奶的咖啡」，這是事實，對吧？然後問安老院院長，主角在喪禮上有沒有哭，「他沒有哭」，對比那個前男友，他哭得很厲害，那個院長也不是故意想害他，但是這一班人在法庭上，濃縮地把主角在第一部做過的事情，用另一種角度呈現，最後成為判他有罪的關鍵。

李：還有一點很有趣的是，如果再拆細點看，在第一部裡，由頭到尾都是從主角的觀點交待他的經歷，但他表達的方式就好像事件的關係純粹只是時間上的先後，一件事發生之後就到另一件事，因為生活就是這樣過的，只是順時間而行。一開始他收到媽媽過身的消息，然後去喪禮；第二天有假期不如去游水，又遇到一個朋友，不如一起去看電影......一般而言，就算不是文學家，當你被問到今天幹了甚麼時，就算真的要把事情順次序說出，你也很自然會將不同的事情連繫起來，很多時候甚至未必是連續發生的事件——可能是昨晚吃了某些東西，然後今天早上肚屙。可能在你實際經歷這些事情時，也沒有特別覺得它們有甚麼關連，但當你要回想複述時，又總會覺得某些事件之間會有某種聯繫，甚至會構成非常複雜的事件網絡。

而小說有趣的是，那些發生在主角身上的事情，雖然是按時序敘述，但卻令人覺得好像每件事情雖然有時序先後，卻似乎沒有因果關係，甚至沒有任何事件背後的意義。如果你的耐性在看完第一部便花光，那你可能只是覺得主角比較奇怪，或者以為他純粹只是想寫日記。但當你耐心看完第二部，便會發覺雖然說的是同樣那堆事件，時序也大致相同，但當每個證人去講述自己跟主角相處的片段時，其實已經從自己的觀點以自己的方式組織把事件整理過一次，然後再由檢察官根據自己的用心——就是要證明主角有罪——把所有證言綜合成一個關於主角是個怎樣的人、因而幹出了如此喪心病狂的罪行的故事。我們通常說的「故事性」，就是體現在不同事件之間某種合情合理的關係。

相反，主角的說法卻往往令我們覺得「有無搞錯？」譬如問他「為甚麼你會多開幾槍？」他說我不知道。怎麼會不知道？還不是在掩飾？甚麼太陽太猛烈，我們會覺得完全不合理。檢察官串連出來的「故事」明顯更make sense，因為有根有據，所謂「make sense」就是令那些獨立事件能夠解釋出意義，而通常一件事件的意義要訴諸那件事以外的其他事情。

在第一部的描述裡，每件事情都太獨立了，看的時候只覺悶，會不會是作者對於使用連接詞和形容詞都有困難呢？所以有些事情好像很平白，很直接，冷冰冰，沒甚麼溫度。就好像剛剛你說的，第一身通常著重情緒反應，對於一件事，角色的心情不同，看到的也會不同。但在第一部中我們不是很清楚主角有甚麼心情，所以你甚至不能理解究竟每件事情實際代表甚麼，等於你看到有人按下一個白色按鈕，他在做甚麼？按鍵而已。但他是開燈還是關燈呢？這些你也要知道，這牽涉到他行為的目的，或者之前發生過某些事。但在書中第一部，就缺少了那些連繫，所以好像沒有故事，只有一堆材料。但那個檢察官就成功將不同事件串連起來，結果就是主角要被判死刑。

鄭：這令我想起——雖然可能有點遠——但我們有時也會賦予事件因果關係，令它們連在一起。舉個最簡單例子，就是以前看杜琪峯和韋家輝的電影《嚦咕嚦咕新年財》，「人品好自然牌品好」，牌品和你人品，跟你打麻將那一局能不能贏，其實是分開的幾件事，你個人的道德操守或者你的道德水平，跟你玩牌玩得好不好，或者玩牌的過程是怎樣，其實是可以分開的。但一般我們看待人、事物——其實都很正常——就是我們可能會透過某些外在的事物去解釋那件事，可能是道德，特別是在《異鄉人》裡面也有，賦予道德價值，就可以解釋串連到separated的A、B、C、D事件，變成「他是個甚麼人就做甚麼事情」，所以在小說裡我們就會覺得，因為他是個不道德的人，就做了不道德的事情。

文章摘自《方圓》二〇二三年秋季號（總第十八期）。

圖片由作者提供

（《方圓》網站、Facebook、Inst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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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TNL 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