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翠蓮

第十一章 歷史的大轉折

蔣經國的最後布局

蔣經國一生的重責大任在存續父親所留給他的黨國，第九章已說明他為了護衛黨國永續執政設下三大防線：不可成立反對黨、不讓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不許台灣獨立。如今美國政府催促推動民主化，反對運動人士不畏衝突步步進逼，面對內外情勢衝擊交迫，他只能選擇讓步。即使他必須棄城求生，默許反對黨成立，但並未放棄對黨國的責任。他未戀棧於失敗的戰役，立即轉身回防，重新檢討整體戰略，為黨國存續進行損害控管。

首先，他提出「新瓶裝舊酒」的高明對策，巧妙地在《國家安全法》中納入戒嚴時期的各種管制，盡量降低解嚴後黨國將受的衝擊。國民黨十二人政治革新小組成立後，依據最高當局的宣示往訂定《國家安全法》方向規劃。參與政治革新小組的副總統李登輝指出，該小組並未真正推展六大改革議題，大部分時間只是開開會、講講表面話；小組所做結論若不合蔣經國心意，會被要求再做討論；真正重要改革議題，小組不敢做太多決定，尤其如動員戡亂體制這樣的核心議題更是無人敢去碰觸。

蔣經國與郝柏村商議《國家安全法》內容，郝柏村提出兩項建議：一、該法不能僅以警察機關統攝，必須讓治安機關警備總部繼續發揮功能；二、既經軍法審判程序的案件，不宜再上訴最高法院。總統的態度是以《國家安全法》取代《戒嚴令》，警備總部仍負責確保國家安全。

台灣的自由化就在蔣經國所主導的這種怪異而扭曲的形態下進行著，一面準備解除戒嚴，一面訂定《國家安全法》，將大部分戒嚴時期的管制措施入法。一九八六年十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常會一致通過兩項政治革新議題結論：一是台澎地區解嚴，另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以應需要，確保反共基地安全、社會安定與經濟發展；二是修正《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與《動員戡亂時期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規範政治性團體。

但同時，蔣經國並未絲毫放鬆對島內政局的控制，尤其面對同年年底選舉，他指示郝柏村應變計畫須分為輕、重與嚴重三種狀況，重則局部戒嚴、嚴重則全面戒嚴。他似乎忘了，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一直處於戒嚴之中，而他自己不久前才向國際媒體宣示要盡速解除戒嚴。

國民黨中常會通過解嚴前須制定《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後，行政院隨即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草案重點包括：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反共國策或主張分離意識；人民集會結社另以法律訂定之；人民入出境須向入出境管理局申請許可；治安機關（即警備總部）於必要時得對人員、物品、運輸工具實施檢查；為確保海防、軍事設施等安全，得指定海岸、山地或重要軍事設施地區為管制地區；戒嚴時期軍法審判案件確定者，解嚴後不得上訴。解嚴後最主要的差別在於，非現役軍人不受軍事審判。值得注意的是，郝柏村有關警備總部繼續發揮功能、解嚴後政治案件不得上訴的兩大建議都被採納。

統治當局以通過《國家安全法》為解除戒嚴的先決條件，但新法內容複製戒嚴時期的重重管制，如同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人民集會結社「不得違背憲法、不得違背反共國策、不得主張分離意識」三原則限制言論自由、入出境管制維持黑名單制度，以及山海禁制區、政治案件不得上訴等規定，在在引起民眾強烈不安。新成立的民進黨正式決議反對《國安法》，將訴諸群眾運動；各種團體發動一波波「反《國安法》遊行」、訴求「百分之百解嚴」。

在外界強大壓力下，國民黨中央黨部稍做讓步，草案第四條本規定「治安機關於必要時對左列人員、物品及運輸工具得實施檢查」，改為「警察機關」，降低警備總部在解嚴後之角色。儘管《國安法》立法過程中爭議不斷，但國民黨政府三令五申必須先通過《國安法》方可解除戒嚴，立法院最後仍在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三日順利完成三讀程序。

七月二日行政院院會通過解嚴案與《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施行細則》，院長俞國華在會中提示，解嚴並不表示國家安全威脅已不存在，仍不能鬆懈對敵人的警覺與非常時期的認知。最高當局除了指示訂定《國家安全法》之外，還要求限期內完成《人民團體組織法》、《集會遊行法》，以完整規範政治秩序。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五日解嚴後，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進一步關心接下來的國會改革方案。但蔣經國表示，中央民意機關改組是最困難的問題，需要多一點時間，因為這一問題比解嚴還困難、還複雜，涉及許多政治的、省籍的因素。

蔣經國的政治改革僅在訂定《國家安全法》、宣布解除戒嚴後止步。他一生護衛黨國永續，力敵民主運動滔滔攻勢，先前設下的三道防線（不許成立反對黨、不讓中央民代全面改選、不可主張台灣獨立）僅被攻破一角。在他精心規劃下，解嚴後仍延續各種管制、動員戡亂體制未變、萬年國會頑強挺立、台獨言論仍遭嚴禁，黨國依舊得以屹立不搖。蔣經國殫精竭慮直到油盡燈枯，解嚴不到半年，即撒手人寰。

解嚴後，一九八七年八月蔡有全、許曹德因主張台獨被以叛亂罪起訴；一九八九年鄭南榕因台獨言論遭強制拘捕而自焚；一九九一年甚至發生調查局進入校園逮捕學生的獨台會事件。人們也才驚覺，即使解嚴多年，台灣社會卻連基本人權都未能獲得保障：言論自由受限制、集會遊行須事先申請獲得政府同意、海外黑名單人士仍無法返鄉。但蔣經國仍因宣布解除戒嚴，博得「台灣民主發動者」的美名。

其次，獨裁者身後的接班人安排，是另一個受到高度關注的課題。蔣經國很早就開始思考接班人選，宋楚瑜說一九八○年六月十九日蔣經國手記記載：

美國某眾議員說，蔣經國已經七十歲，萬一發生了什麼事，台灣內部一定會發生嚴重的問題，美國人對此應加關切。這本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事，管〔關〕你美國人什麼事。不過在我自己來說，這是對於黨國應負的責任問題，亦是我時時刻刻在考慮的心中大事。

雷根政府推動民主促進政策的重要做法之一，是預防軍事強人掌控政局，必要時不惜出面干預。美國政府積極阻止了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玻利維亞的軍事政變陰謀；也曾催促全斗煥政權與反對黨對話，嚴重警告南韓軍方切勿試圖發動軍事政變；美方並支持菲律賓民主力量，防止軍事政變。美方嚴防軍事政權出現的政策，也在台灣上演。

一九八○年代初期，威權強人健康走下坡，王昇指揮情治機構「劉少康辦公室」大權在握。美國政府擔心台灣出現軍人政權，在台協會理事主席丁大衛多次與王昇接觸，建議他不要過分限制台灣民主運動，方能使中華民國在國際間獲得好形象。台北辦事處處長李潔明到任後，更是經常與王昇見面長談，但王昇對反對運動態度依舊強硬。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丁大衛與李潔明力邀王昇到美國訪問。次年三月七日到十八日王昇訪美，返台後即被蔣經國調職，貶謫至巴拉圭擔任大使。

丁大衛回憶錄中證實，美方官員以私人談話方式施壓、說服蔣經國及其高層官員推動人權與民主的台灣形象，以及這樣做在對美關係上的好處；並邀請王昇訪問美國，安排他與國會議員、政府官員、學術界見面，傳達對台灣人權議題與政治改革的關切。李潔明則表示，蔣經國已承諾推動民主化在先，王昇是「民主化進程的一顆大石頭」，所以蔣願意與美方聯手移除此一絆腳石。而郝柏村日記中也指出，蔣經國將王昇外放巴拉圭是消除其在國內政治影響力的唯一辦法。

一九八一年底郝柏村出任參謀總長後，在國內政壇角色日益吃重，美國政府再度提高警覺，擔心蔣經國逝世後會出現軍人政權。一九八五年八月七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宋賀德、副處長滕祖龍特意與郝柏村長談，探詢接班人問題，郝柏村答稱蔣總統決心依憲法運作民主制度，接班問題是台獨分子惡意誇大。

宋賀德認為，台灣政治權力分配情況顯示，省籍機關雖在本省人手中，但中央政治實權仍操在大陸人手中；郝柏村則指稱省籍問題是台獨偏激分子破壞團結的勾當。三天後郝向蔣經國報告會談情形，又從《中國時報》董事長余紀忠處得知，美方關切他的動態，憂慮走向軍事統治。

蔣經國十分清楚美國政府鼓勵台灣民主化、本土化，嚴防他身後軍事強人主政。為了美方澄清疑慮，他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行憲紀念大會致詞時特別脫稿指出：

現在，有兩個問題，經國想做一個明確的說明。第一就是，總統繼任者的問題。這一類的問題，只存在於專制與獨裁的國家。在我們以憲法為基礎的中華民國，根本是不存在的。因為我們立國基礎以憲法為依據的，所以下一任總統，必會依據憲法而產生，……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 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第二、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

蔣經國也在與丁大衛見面時，再度說明蔣家人不會繼承總統職位、不會實施軍事統治。即使如此，美國政府依舊步步為營。台灣已經解嚴後的一九八七年十月，參謀總長郝柏村為軍售問題訪美，國務院亞太副助卿芮孝儉（James S. Roy, 1935-）與他早餐會談時，仍探詢總統接班人問題，以及軍人干政問題，從王昇到郝柏村，美國政府緊迫盯人，嚴防強人驟逝後台灣走向軍事統治。

民間傳言蔣經國原本希望孫運璿成為接班人，甚至認為若不是孫意外中風，李登輝沒有機會擔任副總統。但衡諸史實，此一說法並不完全正確。一來，蔣經國早在一九七八年就已拔擢謝東閔為第六任副總統人選，此後台籍人士擔任國家副元首成為慣例，蔣經國提名李登輝擔任第七任副總統只是遵循慣例；一旦提名孫運璿，走回頭路，反而可能引起政治風波。二來，蔣經國是在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第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名李登輝，孫運璿則是在稍後的二十四日腦溢血住院，所以顯然並非是因為後者中風，才提名前者。

但是，蔣經國確實屬意孫運璿作為政權接班人。郝柏村日記中記載，孫中風後，蔣經國深為惋惜，認為孫運璿既能奉行原則與政策，又深得人心，透露原本希望栽培他接任第八任總統。孫運璿生病後，蔣經國自己健康也不佳，但他自信可以撐完這一次六年任期，等到一九八八年中國國民黨第十三屆黨代表大會時再來宣布黨國權力傳承，因此將接班人腹案放在心中，從未向外人透露。

這是所有獨裁者必須面對的困局：獨裁者只能盡量延後翻牌，這是確保自己終極權力的不二法門；一旦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無異宣告自己權力提早終結。豈知天不從人願，蔣經國終究無法撐到他預定的接班時刻。

蔣經國真心想要培養副總統李登輝蔣作為接班人嗎？這是另一個經常被討論的問題。如果我們透過晚年經常性互動、交付重要事項的情形加以分析，李登輝顯然並非蔣經國有意栽培的接班人，因為他不常與蔣總統會面，也未被託付重大議題，主要負責的工作是地方選舉、美麗島事件受刑人減刑、與黨外人士溝通、二重疏洪道居民搬遷問題、錫安山新約教會議題、接見外賓等等。蔣經國只是依循慣例選擇本省籍的李登輝擔任副手，並不意味著要將政權託付給台灣人。

威權強人晚期經常見面討論與託付重任的黨政軍特首長，包括國民黨祕書長馬樹禮（一九八七年後為李煥）、行政院長俞國華、參謀總長郝柏村、國防部長宋長志，無一不是外省人。尤其是關乎威權核心權力的部分，情治由國防部長宋長志負責，軍事由參謀總長郝柏村負責。

蔣經國自從擔任行政院長後，便不再直接領導情治系統，委由國防部長主持情治會報、大陸工作會報，再向總統面報，國防部長宋長志因而當此大任。郝柏村自擔任參謀總長以來，更是每週都與蔣經國會面，舉凡軍事政策、人事安排、重大政治議題，蔣經常聽取他的意見，可說是深受倚重。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內部報告即指出，一九八四年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並在中常會中提高台籍菁英比例，是將「台灣化」當作維持政黨優勢與台灣政局穩定的策略，並希望藉此改變美國對台灣當局的印象。但中情局也研判，蔣經國巧妙布局以使身後留下「合議領導」（collegial leadership）的局面，他使中常會維持溫和與保守的多元組成，一面增加溫和派與台籍菁英，一面強化軍方影響力及維持右派勢力以避免政治變革速度過快。

整體而言，實質權力仍掌握在保守派外省菁英手中。中情局並分析，蔣經國所布局的此種以外省人集團為主的合議領導模式，儘管內部有分歧但不會發生嚴重權力鬥爭，也不致於發動重大的改革政策。這一領導班子將會以軍事、政黨、情治核心人物的共識進行決策，並且不保證在下一個十年會將權力和平轉移給台灣人。他們也注意到，副總統李登輝雖然可依憲政機制繼承總統職位，但並未擁有與職位相稱的實力，行政院長俞國華就比他更有權力。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重探戰後臺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臺灣社會的三方角力》，春山出版

作者：陳翠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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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在最近三十年出現的新的史料條件以及研究成果上，展現台灣戰後政治史研究新水準的作品。」
——若林正丈（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台灣化的歷程》作者）

在新的歷史時刻，重探我們的過去，思索我們的未來。

近幾年來美中關係急遽轉變，台海安全屢屢成為焦點。這是自一九七〇年代美中建交以來，國際局勢最大的轉向，將嚴重牽動台灣命運，本書作者認為一個新的歷史時刻已到來。

然而，過去台灣社會長期處在威權統治之下，對集體命運無力也無從關心；威權時代鋪天蓋地的政治宣傳更導致民眾對自身國際處境或是無感、或是多有誤解。此種狀態延續至今，許多人對台灣境遇仍缺乏認識，對台灣民主化過程懵然不知，甚至歸功於蔣經國仁慈推動。

為此，本書全面梳理了二戰結束迄今台灣主要的政治發展過程，並從「美國政府—國民黨政府—台灣社會」三方關係加以觀察分析。作者希望透過對這段歷史的回溯與借鏡，能有助共同體的成員們理解台灣當前狀態，並在此基礎上思索未來道路。

好的歷史研究有時很像推理小說，在眾人原本信以為真的說法上發現破綻，逐步拆解釐清、解答謎團以迄真相大白。本書就是這樣一本深具解謎魅力、讀完令人恍然大悟的論著。

全書分成三部，各部均以戰後台灣政治發展的重大謎團為核心，展開多角度交叉論證。第一部「東亞冷戰下美國政府的台灣方案」，探討一九五〇年代初期，台灣主權問題如何從《開羅宣言》歸還中國的約定，轉變為後來《對日和約》中地位未定的安排。第二部「蔣介石的反共王國」，說明敗逃來台的國民黨政府如何在絕境中重振旗鼓，對外獲得美國認可，對內進行有效社會控制，全面建立起穩固體制。第三部「民主化的進程」，勾勒島內外人士如何攜手合作，並搭乘雷根政府「民主促進」政策的有利條件，終於衝破威權禁錮，尤其精采的部分，是經由綿密論證破解「蔣經國為台灣民主化推手」迷思。

除了重探過去，作者也為台灣未來建言。她指出台灣民主體質隱憂，期許深化民主體制，對內形成共同意志，對外爭取國際支持。這將是這一代台灣人無法逃避的挑戰。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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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