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迷走（學術思想雜工。學生時代就熱愛看電影，如今仍保持每週進電影院的好習慣。業餘興趣雜亂無章，偶爾從事電影與文化評論。）

電影《可憐的東西》（Poor Things）上映以來，不論在英語世界或台灣都引起熱烈的報導和評論，且大多數的評價十分正面。除了讓艾瑪・史東（Emma Stone）二度贏得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獎的精采演出，強烈的視覺風格，包括大膽華麗的服裝設計、獨樹一格的佈景、不尋常的鏡頭運用（如超廣角魚眼鏡頭的使用），都為人所津津樂道。

《可憐的東西》導演尤格・藍西默（Yorgos Lanthimos）過去的作品如《單身動物園》（The Lobster, 2015）、《聖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 2017），皆以其鮮明的風格和匪夷所思的情節著稱，然而，《可憐的東西》充滿奇特想像的情節其實主要來自亞勒斯泰・格雷（Alasdair Gray, 1934-2019）的原著小說。這點卻少有人論及。

格雷常被視為是20世紀後期蘇格蘭藝文復興的旗手，受到《猜火車》（Trainspotting）作者威爾許（Irvine Welsh）等蘇格蘭後輩作家所推崇，他原本的訓練是美術，是蘇格蘭重要的當代畫家，也從事小說、詩、戲劇（包括電視劇和廣播劇）的創作。他文學作品的插圖都親自繪製，帶有科幻色彩的《可憐的東西》（1992）亦是如是。

這部高度視覺化的小說是電影改編的好題材，雖然看過原著的人物畫像之後，再看電影的話會有點違和感。外貌差異還是其次，電影對原著還有些重要更動。雖說改編並不見得要忠於原著，影片本身就是獨立的作品，青出於藍或各擅勝場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就本片來說，原著和電影的差異卻凸顯出一些值得探究的課題。

電影化繁為簡

格雷的小說其實有好幾個層次。小說序言宣稱，格雷和從事地方文史工作的好友唐納利撿獲一本20世紀初出版的回憶錄，作者正是貝拉的先生麥康朵斯（McCandless）。格雷將這本「回憶錄」編輯出版，然而，唐納利（應是虛構人物）卻高度質疑這部回憶錄的真實性，乃至貝拉是否真有其人。

更重要的是原著還附上貝拉寫給後代子孫的信，駁斥先生的回憶錄，宣稱先生晚年沉迷小說創作，回憶錄純是幻想的產物。此外，信中也對自己生平提出沒有任何驚世駭俗元素的另一版本說法。

格雷編輯此書所做註解，引用各種文獻與歷史圖片說明回憶錄中的典故，尤其是貝拉第一任丈夫布雷辛頓將軍（General Blessington）的生平事蹟。當然，這些文獻不少都是格雷虛構，附上的「19世紀圖片」也是他所畫。小說宣稱主要人物的畫像，都是麥康朵斯委託著名蘇格蘭版畫家施全吉（William Strange, 1859-1921）繪製，但其實它們都是葛雷模仿史全吉風格的作品。

格雷的小說有時會被形容為「後現代」，先不論這樣的歸類是否允當，但凡讀過上世紀末後現代小說的讀者，對於這種虛構中的虛構，以及帶有後設趣味的多重敘事手法，應該會感到熟悉。

電影改編則化繁為簡，除了刪掉小說中一些人物，如用以嘲諷基督教基本教義派之偽善，以及西方文明教化使命之愚蠢的美國傳教士虎克醫師（Dr. Hooker），也簡化了故事結構，只改編「回憶錄」的部分。相較於小說的繁複結構，影片成為兩小時左右的流暢敘事。這樣做當然是考量到大多數電影觀眾的觀影習慣。

地點就有故事

電影和小說的場景地點也有差別。原著一些重要的情節發生在敖德薩。現在這個烏克蘭港市正處於戰火，當然不可能到那裡拍攝，更何況原著還稱之為「俄國城市」。雖然在故事背景的19世紀末，多數英國人確實會認為敖德薩是個沙俄帝國的城市；現在這樣演可就太政治不正確了。於是在電影中就由原著並未提到的里斯本取而代之。

更重要的更動是創造貝拉的怪醫葛德溫・巴克斯特（Godwin Baxter）成長與行醫的地點，由格拉斯哥（Glasgow）改為倫敦。有則報導提到藍西默在格雷過世前曾找他商談改編，也有評論者表示遺憾格雷生前未能看到他的作品成功搬上大銀幕。

格雷是格拉斯哥人，小說和畫作大多以蘇格蘭為背景，政治上支持蘇格蘭獨立，壁畫作品更幾乎都是為故鄉的公共建築物而創作。

格拉斯哥在19世紀是大英帝國造船和煉鋼業的重鎮，也是科學研究和醫學教育的重要中心，號稱「帝國亞都」（the Second City of Empire）。《可憐的東西》出版時就，因其對19世紀格拉斯哥的地景、建築與掌故的細緻描寫而獲得好評。

格雷這本小說意在彰顯格拉斯哥的歷史人文榮光，我懷疑他若活著，看到電影將故事背景從心愛的故鄉改為倫敦，反應可能不是欣慰，而是大怒。電影更動主要場景發生的地點，當然是考量到美國乃至全球的觀眾都知道倫敦，但不熟悉格拉斯哥這個在20世紀走向工業沒落的城市。這種安排，就像好萊塢絕大多數以法國為背景的電影會將地點設定在巴黎一樣。

好萊塢人物類型

電影除了刪除小說人物外，出現的角色也有更動。貝拉在郵輪上遇見出身上流的亞斯特利（Harry Astley），後者一直試圖說服說服貝拉放棄天真的理想，還帶貝拉去看亞歷山卓貧民窟的慘狀，讓她大受刺激。

小說中亞斯特利是英格蘭地主出身的富家子弟，信奉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認為淘汰多餘的貧窮人口是大自然的法則，並以尖酸自私的態度看待人間苦難。

在電影中，亞斯特利的出身背景和政治思想卻消失無蹤，而且還由一位黑人演員飾演這個角色。我只能猜想，除了免去政治經濟學的長篇大論之外，如此選角或許是為了要搬出一份多元族裔的演員名單。

更重要的是電影怪醫形象的改變。葛德溫臉上有巨大疤痕，自稱這是他父親（也是外科名醫）在他身上進行實驗的後果。但原著中他的外型其實大不相同，雖然他身形巨大相貌醜陋，除了髮型古怪還有著圓錐狀的手指，但臉上並無疤痕。電影的造型明顯來自好萊塢的科學怪人形象。

《可憐的東西》和《科學怪人》（Frankenstein, 1818）的親緣性很容易理解，它們的主題都是科學創造出新生命。貝拉暱稱葛德溫為葛德（”God”），也和《科學怪人》描繪科學家成為造物主的主題有關。小說也間接指出這兩部作品的連結：葛德溫（Godwin）正是《科學怪人》作者瑪麗・雪萊（Mary Shelley）在嫁給詩人雪萊而冠夫姓之前的姓氏，她的父親是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的激進政治思想家─小說家─出版商威廉・葛德溫（William Godwin）。

儘管有上述的連結，小說中的葛德溫和法蘭克斯坦卻是相當不同的人物。葛德溫見多識廣、心地善良，對政治社會事務堅持自由進步的見解。蘇格蘭的大學、思想家與醫師在啟蒙運動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葛雷在書中也提到蘇格蘭醫學在歷史上的偉大。他筆下的怪醫活脫就是啟蒙思想的信奉者與實踐者。

相反地，電影卻將葛德溫描繪成好萊塢電影常見的偏執科學家，還由近年在蜘蛛人系列飾演瘋狂科學家的威廉・達佛（Willem Dafoe）來主演。電影將主角塑造成類似科學怪人的作法，顯然是考慮到目標觀眾的熟悉度，要讓觀眾容易入戲。

進步議題單一化

電影中葛德溫對貝拉有著近乎病態的控制意念，一直不想讓她接觸外面的世界，直到無法阻止才放手。但小說中的葛德溫作風開明，早前就曾帶她環遊世界增廣見聞。當貝拉要和放蕩律師私奔，葛德溫即使不贊同也完全尊重她的意願。貝拉的女性意識成長和追求自主本來就是小說的主題，但電影卻透過改變葛德溫的人物性格，來進一步強化男女的性別對立。這樣的改編當然和美國目前的性別政治衝突有密切關係。

同理，小說中貝拉對文學閱讀的熱愛，是旅途中巧遇一位曾擔任富家子弟家教的流浪俄國人而受啟發。這位先生感動貝拉的一席有關俄國文學如何造就俄羅斯民族的言論，如今在俄烏戰爭的背景下當然不合時宜。

電影中這個角色則改由老牌德國女明星漢娜・雪古拉（Hanna Schygulla）所飾演的貴婦擔當。俄國人改為德國人，男性改為女性，一個雙重政治正確的更動！至於電影中和貝拉發生同性戀關係的妓院同事，小說根本沒這號人物。合理懷疑這是當今美國LGBTQ性別政治脈絡下的添加。

電影中布雷辛頓將軍只是另一個父權代表人物，威權凌虐貝拉和僕傭，但他的惡行惡狀很像許多好萊塢電影中的惡棍：誇張、平板，無端。小說則詳述他的性格與經歷。布雷辛頓因為率兵在亞洲和非洲打了多場殖民戰爭，包括鎮壓印度大兵變和在中國的英法聯軍之役，屢次負傷建功而成為國家英雄。

格雷細膩描寫布雷辛頓性格的扭曲來自隱藏在英勇背後的死亡慾望，並暗示變態的男性特質（masculinity）和英國帝國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這個批判帝國擴張和殖民主義的面向，在影片中幾乎完全消失。簡言之，《可憐的東西》有意的將焦點放在性別政治的議題，並將原著豐富的大英帝國歷史脈絡加以剝離。

好萊塢全球策略

改編和原著必然會有差異。就《可憐的東西》而言，有些添加純出於市場考量的噱頭，例如原著中並沒有豬頭鵝身的移植怪物，葛德溫也沒將布雷辛頓的頭移植到羊身上（小說中將軍是自殺身亡）。有些更動則來自商業電影的通俗考量，如簡化敘事和人物或是使用好萊塢常見的人物造型。

然而，本片和原著還有些差異卻提供了線索，讓我們進一步瞭解好萊塢的全球化策略，以及美國影視產業的文化政治。

本文經《思想坦克》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從蘇格蘭到全球好萊塢：《可憐的東西》的原著小說與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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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羅元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