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和田春樹

第九章｜經濟發展與民主革命 一九七五年∼一九九○年

4. 經濟發展

NICs諸國

即使局勢如此惱人，一九七○年代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仍然相當耀眼。日本在此領先推進了高度的經濟成長。日本的高度經濟成長從一九五五年就開始了，而讓日本有了高度經濟成長前提的，就是日本戰敗後的改革與韓戰的特別需求。

在被稱為五五年體制特例的自民黨一黨統治體制下，堅守著不參與戰爭的憲法，是「亞洲的戰爭時代」中不加入戰爭的國家，但卻擴大製造與生產鄰國的戰爭所需，進而以美國市場為目標，創造出驚人的經濟成長。繼一九五○年代，日本一九六○年代的GNP成長率，更創下了一○．九％的記錄。製造業的年成長率也達到了一一％。不過，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機結束了日本的高度成長，一九七○年代GNP的成長率下降到五％，製造業的成長率也下降到六．四％。

此時取代日本，成為一九七○年代經濟成長牽引車的，是亞洲的NICs諸國。世界九個NICs（譯注：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國家中，有四個國家——台灣、韓國、香港、新加坡在東亞。這些國家的經濟成長是以製造越戰的特需用品為前提，活用了與日本經濟的聯繫而形造就的。

台灣也是沒有戰爭的地方，是國民黨一黨獨裁，因為擔心遭受來自共產中國的攻擊，而曾經發布永久戒嚴令的地方。一九六三年，台灣GNP的成長率超過一○％，之後到一九七三年為止，年平均有一一．一％的高度成長。

第一次石油危機雖然鈍化了台灣的經濟成長，但到一九七九年為止的年平均成長也高達八．四％。被稱為「台灣奇蹟」的經濟發展，採用了通過合資和技術指導等過程，引進日本企業的資金和技術知識，利用台灣廉價而優秀的勞動力，來組裝和加工產品，然後出口到美國市場的模式。這是結合了日本與美國的發展。

韓國在首次軍事政變後的一九六○年代時，GNP的成長率是八．六％，製造業的成長率高達一七．六％；第二次維新政變後的一九七○年代，則維持在九．五％與一六．六％的成長率上；到了全斗煥的第三次政變後的一九八○年代，仍然持續有九．七％與一二．七％成長率的驚人發展。不可否認的，這個被稱為「漢江奇蹟」的韓國經濟高度成長，確實受到了越戰特需的巨大影響。

從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二年，韓國從美國那裡收到的傭兵與技術人員的費用，和社會行政、醫療、運輸費等等，是七億四千萬美元，輸出到美國的生產品有二億八千萬美元，合計從美國那裡獲得了十億二千二百萬美元（朴，一九九三，頁一九）。同樣的，基於日韓條約，從一九六五年開始，來自日本的經濟合作，也對韓國的經濟成長發揮了很大的效果。日本對韓國的支援，包括三億無償美元、兩億有償美元及民間合作資金三億美元。

受到來自日本資金挹注的韓國浦項鋼鐵，在日本新日鐵的技術提攜下，成長為世界屈指可數的鋼鐵集團。韓國也有從日本輸入零件資材，然後在韓國進行組裝，再輸出到美國的經濟模式，這種模式在韓國製造業的發展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韓國，也可以說是軍事政權的經濟發展戰略，主導了韓國的經濟成長。韓國的造船產業有飛躍性的成長，其電子產業與汽車產業的發展，更是緊追在日本的後面。

亞洲NICs的另外兩個都市國家——新加坡與香港的發展，也和越戰創造出來的需求與亞洲全體的經濟成長，有著很深的關聯。

在這樣的亞洲NICs國家之後，其他東南亞諸國也隨後步上成長的軌道。泰國便是其中的代表。泰國的GNP成長率與製造業成長率，在一九六○年代是八．四％與一一．四％，一九七○年代是七．二％與一○．六％，一九八○年代為七．六％與八．九％。雖然不如韓國那樣高，但也是持續著相當高的成長率。不過，泰國的經濟發展與台灣、韓國不同，主要的輸出品一直是稻米、天然橡膠、錫等農產品與其加工品，農業部門成為了製造業發展的基礎。

馬來西亞的GNP成長率與製造業成長率，在一九七○年代是七．八％與一一．八％，一九八○年代為五．八％與八．八％。馬來西亞也擁有橡膠、錫、天然氣等輸出品，並在外國企業的吸引下進入工業化，與日本的連結尤其深厚。至於印尼、菲律賓、緬甸，日本則是以戰爭賠償的方式，與他們進行經濟合作。

印尼生產石油與天然氣，GNP成長率與製造業成長率，在一九七○年代分別是七．六％與一二．六％，一九八○年代為五．五％與一二．五％，由此可以看出在石油與天然氣的輸出成長中，印尼的製造業也快速成長了。至於菲律賓的GNP成長率與製造業成長率，一九六○年代是五．一％與六．七％，一九七○年代是六．三％與七．二％，成長的幅度雖然不夠突出，但到了一九八○年代竟然遽降到只有○．九％與○．一％。菲律賓的問題在於其經濟的停滯不動（末廣，一九九三）。

中國的崛起與日本

從一九七○年代末起，中國出現在亞洲經濟成長的波濤中了。中國的發展從農業開始。人民公社最初採用作業班承包制，一九八三年起採用戶別承包制，但人民公社後來解體了。人民的生產意願變高，都市近郊農村的農民累積財富，出現了所謂的萬元戶。就在其推動城市商品經濟之時，一九七九年通過了導入外資的方案，來自香港、台灣、新加坡的華僑資本流入中國。

一九八○年，中國訂定包括深圳在內的四個城市為經濟特區。一九八四年開放包括大連、上海等十四個沿海都市。這樣的行動與日本無償援助下進行的基礎設施整備，和日本的技術支援而建立起來的巨大鋼鐵公司建設，有著密切的連結。

在日本新日鐵的技術提攜下，上海寶山鋼鐵廠於一九七七年開始建設，一九八五年九月，一號高爐舉行點火儀式。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三年，日本對外的政府開發援助（ODA）與日圓借款，五年間累計高達十五億六千六百五十萬美元，中國在此期間得到的援助，占了ODA援助的五二．一％（徐，二○○四，一二七頁）。寶山鋼鐵廠是中國最大的煉鋼廠。

因為與日本經濟緊密相連，又有美國這個能夠接受大量輸出產品的龐大市場，東亞經濟才得以實現這樣的成長，剛開始的時候，越戰的特需對東亞的經濟成長具有很大的意義，而不久後的美國民生用品的需求，同樣對東亞經濟有了很大的意義。此外，美國在越戰的龐大戰爭經費支出下，國內財政陷入困境，於是大舉發行國債，並讓日本購買美國的國債，以此應付美國的財政困窘。但這些錢在美國的經濟裡打轉後，又被用來購買亞洲諸國製造的各種商品。

一九八五年九月，五個已開發國家的財政部長、央行總裁在紐約舉行會議，各國協議介入美元升值，決定引導日圓升值、美元貶值的事。這個協議是從自由浮動匯率制度轉移到管理匯率制度的轉折點，並以會議場所的廣場飯店為名，稱為《廣場協議》。其結果，日圓升值的時代開始，日本國內地價高漲，出現了泡沫經濟的狀況。

《全球冷戰》（The Global Cold War）〔台灣繁體版《冷戰：從兩強爭霸到全球衝突，當代地緣政治的新世界史》，聯經，二○二三〕 ）的作者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在書中有以下的敘述。「東亞資本主義各國的耀眼經濟成長，尤其是中國快速且成功地與世界市場再統合之事，讓亞洲諸國與整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主義信仰的瓦解，有加速和幫助的作用。⋯⋯幾年前，許多第三世界的領導人還表示要向東歐和古巴學習⋯⋯，但自一九八四年，就改為主張應該學習東亞的奇蹟了」（文安立，二○一○，頁三六二∼三六三〔日版〕）。

5.「新冷戰」的動態

「新冷戰」

一九八○年，越南把金蘭灣的海軍基地與峴港的空軍基地，提供給蘇聯使用。根據西方的觀測，蘇聯在金蘭灣停泊了二十到四十艘各種船艦，三到四艘潛水艇；在峴港有四十到四十五架蘇聯的空軍飛機。雖然有人認為這樣的規模太小，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菲律賓的美國基地（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已經不能說是絕對安全了（Bogaturov 1997,pp, 177∼178）。

美國有了被蘇聯壓迫的深刻危機感。一九八○年，雷根當選美國總統，他積極地繼承了前任卡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的獻策，並且擴大規模地展開。那個政策帶著某種系統性。首先要挑起蘇聯對高度技術的軍事武器競爭，這個競爭將會給蘇聯的經濟帶來莫大的負擔。

其次，鞏固與阿拉伯產油國家的盟主——沙烏地阿拉伯的同盟關係，增加原油的生產，讓原油價格下跌，這不僅對美國的經濟有利，更可以打擊蘇聯作為產油國，輸出原油以換取外匯的經濟。

美國的這個操作，在一九八五年八月出現成果了。在沙烏地阿拉伯增產三倍原油的情況下，原油價格從一桶三十美元暴跌到只剩下十二美元。蘇聯賺取的外匯大幅減少，根據中央情報局的評價，蘇聯與西方貿易的收支從一九八四年第一季的七億美元盈餘，轉變為一九八五年第一季的十四億赤字（Schweizer 1994, pp. 242∼243頁）。

第三個政策則是在蘇聯勢力圈的區域內，支持所有對抗蘇聯同盟者的團體。例如對波蘭「連帶者」的支持；在阿富汗支援對抗卡爾邁勒政權並與蘇聯軍作戰的聖戰者。美國的記者史懷哲（音譯名）記述了雷根的中央情報局局長威廉．卡西從一九八一年初開始，就收買居住在海外的阿富汗人，讓他們偷運武器給叛軍。方式是在埃及購買武器，然後運往阿富汗。

一九八二年春天，一百名以上的阿富汗人接受了中央情報局的訓練，從事運送武器的工作。對此，住在英國的冷戰史學家文安立一開始就對美國國務院與中央情報局、聖戰者的能力抱有疑問，認為直接的武器援助，是消極性的作為。那可以視為美國與巴基斯坦的關係被整頓，在國內支援阿富汗的勢力集結下，讓一九八三年的局勢產生變化。

美國國防部顧問帕爾（後來的新保守主義者）與森卡斯參議院議員、威爾遜眾議院議員在此事的表現上都很引人注目。文安立也認為這與卡西中情局局長有關聯。

一九八三年三月八日，雷根總統發表了著名的「邪惡帝國」演講，宣告「新冷戰」的到來。卡西於一九八三年秋天訪問巴基斯坦，與齊亞．哈克總統會談。一九八四年起，美國與巴基斯坦的國家治安機關ISI合作，訓練聖戰者，開始運送武器（Schweizer 1994, pp. 149∼152）。聖戰者的訓練在美國維吉尼亞州的兩個營地進行，其中的伊斯蘭組織是從北非募集到阿富汗作戰的志願兵。出身沙烏地的蓋達組織首領奧薩瑪．賓．拉登，就是從這個伊斯蘭組織開始的，是眾所周知的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美國雖然增加了援助的武器，但是受到蘇聯軍直升機攻擊的聖戰者強烈要求美國提供高科技的武器。一九八六年四月，雷根決定提供FIM －92刺針便攜式防空飛彈給聖戰者。這是有決定性威力的武器，蘇聯的直升機陸續被飛彈擊落了（金，二○○二，頁一三一∼一三二；文安立，二○一○，頁三五四∼三五七）。

蘇聯入侵阿富汗，把稱為伊斯蘭基本教義派的抵抗力量，召集到這個地方。被巴基斯坦強力支持的這股勢力，把蘇聯拖入戰爭的泥沼。美國的援助更是讓蘇聯深陷泥沼，並且加快了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勢力的軍事性強化。美國為了與蘇聯對抗，加深了與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的關聯，而支援聖戰者勢力之事，卻可以說是為了後來美國與伊斯蘭基本教義派勢力間命運性的對抗做準備。

過去歷史的爭議性化

在東亞內部的朝鮮半島，也吹著「新冷戰」之風。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發生了南韓朴正熙總統被政變時的同志——中央情報部部長金載圭射殺的事件，要求民主化的氣勢加速高漲了。金大中、金泳三、金鐘泌等三人再度展開政治活動，一九八○年出現了所謂的「首爾之春」的局勢。在危機感的驅動下，國家保安司令官全斗煥與陸軍士官學校同期、曾經參與越戰的盧泰愚一起，在五月十七日時進行了政變。

當時政變的理由是：北韓有可能興兵侵犯，所以要有作戰的準備。由於光州全南大學的學生與市民反抗政變，全斗煥採取了動用軍隊的強硬鎮壓政策，憤怒的民眾於是拿起武器抵抗，實現自由光州。政變這方的勢力於是投入更多軍隊，發動總攻擊，制伏了光州。一般認為這個光州事件死亡的人數多於官方公布的一千九百三十九人。全斗煥成為南韓的總統，進行強權的獨裁政治。在政變時被逮捕的金大中以在日本進行活動的理由，被判處死刑，但來自日本向全世界呼籲拯救金大中的呼聲越來越大。

繼一九七四、七五年在日本發起的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連帶行動，是抵抗「新冷戰」的力量。金大中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法院判處死刑確定，後被減刑為無期徒刑。據說美國總統雷根邀請全斗煥到白宮作客，為金大中的減刑進行操作。全斗煥與雷根見面，主張韓國是「美日的太平洋防波堤」，向美國要求六十億美元的援助。

在日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曾根康弘內閣起動了。中曾根首相提出「戰後政治總結算的目標」，於一九八三年一月首次出訪，目的地是首爾。中曾根首相接受了韓國全斗煥總統的請求，答應援助韓國四十億美元。接著，中曾根首相訪問美國，強調「日美共同體」、「不沉的空母」，意圖打破戰後日本的體制制約，和美國做軍事上的合作。

這是呼應「新冷戰」的動作。一九八七年，日本斷然實施國內的國鐵分割民營化。國鐵工會的解體，與一九八九年日本勞動組合總評議會的解散，是相連的一步。戰後日本體制的清算持續往前推進。

但是，中曾根政治列車並非平順地直線往前開。阻擋列車向前行的其中一個制動器，就是東南亞諸國，這個制動器也和國內情勢息息相關。一九八二年六月底，日本歷史教科書的檢定結果發表了，這個發表出來的結果引起韓國輿論界的批判聲浪，到了七月，整個韓國都發出批評之聲。全斗煥政權也受到壓力，不得不由政府出手親自建立獨立紀念館。

同樣是七月，中國批評日本歷史教育的聲浪也越來越高，並且波及到亞洲各國。「亞洲諸戰爭的時代」結束了，亞洲各國的人民得以回頭檢視日本發動的戰爭，重新向日本提出問題。

日本政府於是在八月二十七日，由宮澤官房長官發表談話作為回應。宮澤表示：日本已在一九七二年的〈中日聯合聲明〉與一九六五年的〈日韓聯合公報〉中，明確地表達了對過去歷史的反省。日本不會改變反省的態度，並且明白地表示今後在檢定教科書時，會注意到是否能讓鄰近國家理解，並以此為原則。雖然這裡說的鄰國條款是有意義的，但一九六五年的〈日韓聯合公報〉中，並沒有任何反省的意味。國內也有批評的聲音。

全斗煥政權得到美國與日本的支持，因此得到了巨額援助的承諾，這讓北韓非常地不安。因為想介入韓國民主化運動，北韓從一九七○年代末到一九八○年代初，進行了數起綁架日本人的事件，認為他們是韓國派遣的特務工作者。從北韓的角度來看，光州市民的武裝抵抗，竟然在自己影響不到的地方越演越烈，這太令人驚訝了吧。

也許是對一九八○年代開始的學生運動中終於出現被稱為「主思派（主體思想派）」的親北傾向感到自信吧？於是，北韓便在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全斗煥總統訪問緬甸時，在仰光的翁山將軍墓地布下炸彈，進行了企圖炸死全斗煥總統的恐怖攻擊。

這次爆炸的結果，造成了包括四位閣員在內的十七位韓國高級官員的死亡，但全斗煥平安無事。這起仰光爆炸事件引起了很大的風波，緬甸政府與北韓斷交，中國在報導時並列了南北韓的主張，表達了對北韓的不悅之感。另外，日本方面，支持北韓的社會黨與以否定的觀點來看待北韓的共產黨，針對這個事件產生了激烈的爭論。

隔年，一九八四年，全斗煥正式訪問日本。在此之前，日本國內的基督徒和推動韓國民主化運動相關運動的知識分子，採用國會應該針對統治朝鮮殖民地之事進行反省、道歉的決議，並提議應該歡迎韓國總統訪日。九月六日的宮中晚宴上，天皇發表了「對於本世紀某個時期兩國間不幸的過去真誠地感到遺憾，那是不能重蹈覆轍的事情」的言論。

翌日，在首相官邸的午宴上，中曾根首相的發言稍微加重的語意，提到「本世紀某個時期，我國對貴國與貴國國民帶來極大痛苦」、「對這樣的錯誤深感遺憾」，但很顯然的，中曾根的發言未能觸動韓國的民心。不僅韓國感受不到這些發言的反省與致歉之意，連日本的公民運動人士，也對此做出了批判。

中曾根首相苦悶了。一九八五年八月十五日，中曾根首相在戰敗四十年的紀念日時，正式前往靖國神參拜。這個行為被視為是意圖打破戰後體制的決心，引起了中國的強烈反彈，讓中曾根首相不得不放棄繼續前往參拜的想法。一九八六年，中曾根首相也不得不罷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因為他在《文藝春秋》十月號上發表了在「同意」日韓合併的文件上，簽署的韓國方面也是有「責任」的。

戰爭結束後的亞洲各國，以嚴厲的目光來審視日本，逼迫日本政府與日本國民必須以真摰的態度來處理過去發生過的事。這些批判正是讓戰後體制的清算變得困難的壓力來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東亞近現代通史：從19世紀至今的地域史（上、下）》，聯經出版

作者：和田春樹、後藤乾一、木畑洋一、山室信一、趙景達、中野聰、川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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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東亞，正處於危機之中？！
重新審視東亞的歷史，追索戰爭、衝突的根本原因

「在人類的歷史中崛起的東亞、東南亞與東北亞構成了我們的區域世界，如今，它正處於危機狀態！」

《東亞近現代通史》是由和田春樹、後藤乾一、木畑洋一、山室信一、趙景達、中野聰、川島真，七位日本學者組成的編輯委員合力撰述而成，第一冊書寫19世紀至1930年代；第二冊書寫1935年至今，貫通近代國與國間重要的事件與轉捩點，涵蓋重大歷史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原以為將迎來沒有戰爭的和平年代，但和平非但未發生，我們反而仍置身於亂世。台灣、日本、中國、韓國……東亞範圍內的國家、民族、經濟、政治，在過去近代歷史的交錯演變之下，有了諸多彼此牽連的問題。這個情況一直延續至今，不但左右現下的局勢，也與其他區域的勢力相互拉扯，諸如北韓問題、美中角力問題、東海與南海領土、中日對立、中韓對立……等。這究竟是為什麼呢？

要真切理解我們所在的時代、所處的境況「為何如此」，必須將視野放寬，離開單一或二元的視角，轉而以區域的角度看全面的歷史版圖與流變。如此一來，才能徹底了解現今的問題是從何而來？未來我們可能會如何發展？又有哪些發展方向呢？

重新檢視歷史，為的不是整理舊恨、找到報復的手段，而是在於真正擁有東亞的形象，如此一來，才能在東亞的危機中找到良好的歷史定位、塑造出屬於自身的歷史面貌。更重要的是，在「和解與合作」的基礎上，締造和平。

每一次重新探討歷史，都像在打磨鏡子，映照過去、現在，與未來。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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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