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透過對居家清潔業的徵才廣告盤點和分析,分析性別化工作的可能成因,並進一步理解職業選擇中所蘊含的性別意涵。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提升看似是個好現象,但女性如何參與、參與在哪些行業及勞動型態當中,亦是性別政治的一環。
文:邱邰品
近年來,居家清潔產業崛起,報導指稱其產值上看十億甚至百億。但是實際上,居家清潔的工作卻沒有報導所說的那般光鮮亮麗。
不若看護或保母有專業證照當作保證,大型的清潔企業雖努力以「專業」形象改變社會對居家清潔工「只是來做家事」的印象,打掃「阿姨」、「歐巴桑」等稱呼依舊更常見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可見居家清潔的專業性未被看重,工作內容被視為女性家務工作的延伸,好似是任何一個年長女性都可以勝任的性別化工作。
我的媽媽就是一名居家清潔女工,她告訴我,女工們時常在被分配到工作地點之後才會知道工作空間的大小和髒亂程度,以至於難以在有限的工作時間內做完打掃。因此,她們不是得自主加長工作時間,就是必須將勞動效率升高,而這往往使他們的身體不堪負荷,造成網球肘、肌肉嚴重發炎等工傷。
然而,面對清潔工對勞動條件的抱怨,雇主卻會以「你們就是最底層的工作,不然還想怎樣?」作為回應;由此可知,居家清潔工作的勞動價值亦備受貶義。
作為一項離不開骯髒(Dirty)、危險(Dangerous)、辛苦(Difficult)的「3D工作」,居家清潔女工承擔著高密度的勞動、低薪的待遇、缺乏發展性的職涯,以及眾多的不穩定;但是,卻仍有許多中高齡的「媽媽」們在沒有經驗的情況下,轉職投入其中,開始當起「家事幫手」。
究竟她們是為什麼願意接受這樣的勞動條件?又怎麼看待自己的工作呢?出於這樣的疑問,本文將從性別與勞動的角度,以居家清潔女工為例,重新理解女性的職業選擇。
「做」一個好媽媽:居家清潔業中的母職及家庭想像
玲瑯滿目的居家清潔用品、具規模的清潔公司,在日常生活中的出鏡率都越來越高。然而,其中的清潔工作者卻多半都是女性,有著相當明顯的性別化現象。當我們更仔細一看甚至會發現,清潔公司的名稱、吉祥物不但時常和女性的角色掛勾,更常常直接取一些「媽媽」的名字,如:「愛媽媽」、「媽咪樂」、「寶媽」、「豆豆媽」、「妙mommy」、「桃媽媽」等。
而在企業的業務宣傳和徵才宣傳上,也都會針對女性的母職角色來招募人才,以「打理好家庭」、「有時間陪伴家人小孩」等彈性的工作時間為廣告的宣傳口號,透過對理想化母職(idealized motherhood)的再現,來拉攏女性加入成為勞動者。
以社會學的角度來說,父權文化之下的性別角色是習得的,性別化的身分會透過家庭、教育、媒體廣告等等形塑出性別間的差異,影響著每個人的自我定位與身份認同。因此,居家清潔業的徵才廣告策略恰恰可以作為探討居家清潔與女性間關係的重要文本,以其中的性別再現意涵,看見女性投身於其中的脈絡。
居家清潔服務業的員工流動頻繁,招募工人因此相當重要。居家清潔工作的宣傳標語,主要以兩個主題呈現,分別是:
(一)兼顧家庭的工作時間:對於許多媽媽,尤其是已經年屆中年的二度就業婦女來說,工作時間的彈性非常重要。因此,招募廣告會強調工作時間可以彈性調整,讓媽媽可以兼顧家庭和工作。
(二)工作技巧簡單易上手:居家清潔服務業的工作內容通常是清潔客戶的家居環境,和媽媽們平時在家照顧家庭和孩子有相似之處,有的招募廣告會強調這點,讓受僱者群體可以感受到這份工作和她們平時的生活有連結,以工作環境的熟悉感吸引受僱者。
居家清潔工作的招募文宣,會針對媽媽們的需求和特點,強調公司對女性受僱者群體的照顧,並主張從事這份工作能為媽媽和家庭帶來更良好的關係,是一份能夠讓女性「家庭事業兩得意」的工作。
也就是說,清潔公司的招募對象是鎖定在難以重新進入勞動市場的二度就業婦女,以及需要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媽媽們。以台灣規模最大的居家清潔公司「媽咪樂」為例,其官方所拍攝的徵才廣告[1]就曾出現這樣的內容:
小孩長大了,為了再一次踏入職場,做了不少的嘗試。服務業的工時長,製造業的工時不穩定,都不能好好的讓家庭與事業兼顧。直到來到媽咪樂,因為休假比照公務員、見紅就休,有專業的團隊,幫管家們處理各方面的疑難雜症,研發方便實用又有效率的工具。不搬重也不爬高,公司對管家的安全更是在意,也不會因為做不完而超時工作,每天固定上下班,早上送小孩上學、下班又可以接小孩下課。可以不間斷的陪孩子成長又能兼顧事業……這個假日,妳想和家人去哪玩呢?
這則徵才廣告明顯地將預計招募的工人定位在既是受僱者又是家庭主婦的族群,並以「陪孩子成長又能兼顧事業」作為從事這份工作的優點號召。廣告的情節透露出,媽媽之所以能為孩子完成心願,都是多虧了從事居家清潔。這項工作讓她從此家庭與事業兼顧,不間斷的陪伴孩子成長。
若我們批判地觀看廣告中的情節即可以發現,其內容有點像是針對單親媽媽,但又不明確指涉家庭的型態,父親的角色在其中是完全缺席的(社會制度也不被列作一個可給予支持的部門),而陪伴小孩在這裡被理所當然地看作母親的工作。
因此,選擇能接孩子上下課的居家清潔工作,才能成為一名「好媽媽」。無獨有偶的,某間清潔整合服務公司的徵才文宣也如此寫道:
XX企業成立之初,主為承攬政府就業服務機構之就業研習及就業服務之工作,為繼續發揮多元的就業服務理念,於是成立專案開發部門,經由公司的培訓體制,將台灣的待業婦女或二度就業婦女,在能兼顧家庭及工作的情況下,開創另一個人生目標。
女性在這些廣告當中,被強調為無私、以家人為優先的,因此,在選擇工作時必須以時間能夠配合家內的照顧工作為主;兼顧家庭後,才能擁有另一個人生目標。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一套專屬女性的「成功人生學」——女性的成功展現於家庭的幸福上,因此最需要的是一份能維繫家內關係的工作。
從居家清潔的徵才宣傳策略可以看出,父權意識形態下的當代母職想像,以「家庭事業兩兼顧」的方式收編了勞工階級的女性,使得居家清潔工作成為一份可慾望的「媽媽工作」;為了回應社會對母職的期待,成為一名隨時在側的「好媽媽」,居家清潔在此成為了一份「好工作」。
小結:她們為何「甘願」?
身兼作家與居家清潔女工的Land曾在自傳中寫道:
「我在想,不曉得有多少清潔人員是焦頭爛額的母親,又要處理家裡的事,又要找勉強糊口的工作。當清潔工感覺是不得已而為之。」
——《我只想讓我女兒有個家:一個單親女傭的求生之路》頁110
Land想的並沒有錯。在我的訪談經驗中,清潔女工都是「轉職」進入居家清潔業的。她們有的原是電子廠女工、餐廳服務生、科技業員工、公司作業員等等典型的僱傭工作,享有較佳的勞動條件。
但是,她們的照顧責任卻往往促使她們「甘願」轉職投入做清潔——尤其是離了婚的單親媽媽。非正式僱傭的居家清潔工作吸引了需要家庭、工作兩頭燒的女性;彈性、自由對身兼多職的母親們如此重要,以至於她們不顧清潔工作不佳的勞動條件,紛紛投入其中。而在工作期間,又為了要能夠確保準時下班及下一次的持續聘僱,拼命趕工。
對工人「甘願」的討論,自古以來就是社會學的重要議題。然而,過往的討論往往聚焦在工廠流水線的男工身上。那女工究竟為何「甘願」呢?難道這是一種「天生的母愛」驅使嗎?
從居家清潔的例子我們可以看見,在養家工資(family wage)成為傳說的當代,養育小孩的家庭幾乎都必須倚靠兩份薪水才能過活,女性出外工作演變為常態;但是,女性的照顧責任卻並未因此減少。
父權意識形態對母親可近性(mother’s accessibility)的強化與再現,建構出母職的印象,形塑了女工對自身母親角色的理解;社會對母親於家庭實踐裡不可替代性的強調,形構出女性對自己身為「好媽媽」角色的認知和要求,而選擇什麼工作也就意味了她是一個怎麼樣的母親。基於如此,她們能做出的選擇並不多元,居家清潔則成為了可能的選擇之一。
所以,這群女工的「甘願」其實是女性母職角色與勞動型態相互交織的結果。居家清潔業以不斷拼貼出理想母親形象的方式,再現父權意識形態下的母職想像,強化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必要性,召喚作為一名工人母親的認同。
女性選擇投入居家清潔工作被意義化為一種照顧的方式及愛的展現,成為女性家庭角色的具體實踐;在這裡,當清潔女工不只是一個職業選擇,更同時成了一種做性別(doing gender)、做家庭(doing family)、做媽媽(doing motherhood)的行動。而為此,她們必須犧牲更佳的勞動條件、職涯發展,在工作與家庭間「取捨」。
性別是在日常生活中透過各種行為和互動創造與呈現出來的。本文透過對居家清潔業的徵才廣告盤點和分析,分析性別化工作的可能成因,並進一步理解職業選擇中所蘊含的性別意涵。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提升看似是個好現象,但女性如何參與、參與在哪些行業及勞動型態當中,亦是性別政治的一環。
因此,當我們看見一項工作的性別比例明顯失衡時,進一步去問「為什麼?」並對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腳本提出質疑,或許就可以有更不一樣的發現,也才可能更接近真正的性別平等。
本文改寫自作者碩士論文《買賣一份「媽媽⼯作」: 居家清潔商品化下的⼥⼯性別與勞動》(2023),該文同年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碩士論文佳作獎。
本文經巷仔口社會學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原標題:家庭事業兩兼顧?從居家清潔看當代女性的職業選擇題
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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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馮冠維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