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ichael Sheridan《泰晤士報》
翻譯：觀念座標

一對在上海經營偵探公司、幫忙外商查察舞弊、詐欺的夫婦，被中國控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被處以兩年半有期徒刑。韓飛龍（Mr. & Mrs. Peter Humphrey）夫婦在今年六月十六日獲釋，他把這段坐牢的經驗告訴《泰晤士報》記者，讓外界得以一窺中國商業之都上海的司法以及獄政內情。

兩年前的一個夏日早晨，八點鐘，上海一棟辦公大樓的二十二樓外面，有人開始猛烈地敲門。

門裡面，英國人彼得‧韓飛龍（Peter Humphrey）以及中國著名科學家之女、歸化美國籍的妻子虞英曾，正在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

韓飛龍本來待在裡面的一個房間裡，突然之間，有人破門而入，倒下來的門板打中他的臉，衝擊力把他抛到牆上，造成的傷至今仍然隱隱作痛。

在牆上撞的那一下，讓他得到輕微的腦震盪。他慢慢回過神來，一個男子把證件亮在他眼前，跟著他進來的多名男子之中，有些人拿著攝影機拍攝全部的過程。

這是中國公安在展開突襲。男子們表示他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犯罪調查部。這個名稱足以讓許多中國公民膽寒。對於韓飛龍跟他的妻子來說，這代表災難的的開始。

他們倆經營一家防止詐騙的諮詢公司，專門為跨國企業服務，他們的客戶包括國際法律事務所以及富時250指數的公司，工作內容在中國具有敏感性質。

當時，他們已經為英國藥廠葛蘭素史克（Glaxo Smith Kline, GSK）工作了好幾個月，調查一個檢舉人的真實身份，及一份有GSK高層涉入的「性愛錄影帶」來源。

他們對該案調查已經置他們於險境，此事關係到中國的規範單位、腐化收賄、以及神秘的檢舉人──此人似是一個中國政界左右逢源的女人。尤其危險的是，中國正在大力掃貪。

今年稍後將訪英的國家主席習近平，藉著掃貪來鞏固權位，即使成千上萬人下獄、數十人自殺也在所不惜。在這樣的氛圍之下，在中國做生意的外商也風聲鶴唳。

掃貪把中國一些最位高權重的人物拉下馬，也深入官商勾結的網路。

韓飛龍以及他的妻子也即將成為這場掃貪運動的犧牲者，等著他們的是逮捕、羞辱、無止盡的審問、監禁──而他們的兒子哈維（Harvey Humphrey），一個在英格蘭讀書的學生，被迫與父母中斷連繫。

五十多歲的韓飛龍在獄中得到前列腺腫瘤，獄方不准他接受治療，因為他拒絕簽下悔過書。現在他終於獲釋，並且已經回到英國接受診療，他終於能夠吐露他的經歷，讓外界一窺世界舞台一方之霸的「社會主義法律系統」是怎麼一回事。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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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葛蘭素史克跟韓飛龍接洽，希望他調查該公司所陷入的危機──也是這幾年外國企業在中國所遭遇的最大醜聞。

葛蘭素史克為什麼會僱用他，其理由是很顯而易見的，但是葛蘭素史克為什麼一開始沒有把事情和盤托出，則比較讓人不解。

韓飛龍過去是路透社的記者，他能夠說流利的中文，在1990年代他改行，加入華爾街企業調查公司，接著又加入藍籌股的資誠會計事務所（PwC），成為它北京分公司的調查部部長。

對於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做生意的外國公司來說，韓飛龍的語言能力以及記者訓練，是十分寶貴的資產。他也接一些比較硬的案子，包括綁架、謀殺、監護權之爭。

2003 年，他決定成立自己的公司，跟妻子一起成立了攝連諮詢公司（ChinaWhys）。中國政府辦了北京奧運後，政治情勢不鬆反緊，韓飛龍的公司卻風生水起，因為他接了許多困難的案子，深獲許多藍籌股公司的信任。

在北京，韓飛龍是外商圈圈的中堅份子，也是一名慈善家，他成為扶輪社的主席，並成立了舞弊查核師協會（Association of Certified Fraud Examiners）的中國分會。

他的妻子虞英曾是中國著名核子物理學家虞富春的女兒，也因為她的關係，韓飛龍擁有不少中國友人。他的兒子哈維，就讀北京德威英國國際學院，能夠說流利的中文與英文，後來並取得布里斯托大學工程系的入學許可。

葛蘭素史克的麻煩，是在2012年秋天開始的，當時一個匿名的檢舉人向中國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告狀，說該公司的銷售部門在中國涉嫌大規模行賄。

葛蘭素史克的中國分公司經理馬克‧萊利（Mark Reilly）於是僱用韓飛龍，調查消息來源，他告訴他，那些指控都是「不實的惡意毀謗。」

萊利懷疑檢舉人是離職的員工施文。韓飛龍很快發現她在上海政界吃得很開，但她一律否認與GSK還有任何瓜葛。

2013年1月，檢舉函開始如雪片般飛來。第一批匿名的電子郵件是用流利的法律英文寫的，不但寄到所有的員工的電子郵箱，也寄到該公司的會計事務所——資誠。

檢舉信的署名是 “GSK whistleblower”（GSK檢舉人），詳述GSK在中國用現金賄絡醫生、醫院行政人員，或者以免費旅遊招待他們，以銷售藥品的細節。

接下來，性愛錄影帶就出現了。錄影帶顯示萊利在上海的公寓中跟他的中國女友在臥室裡的一舉一動。萊利已婚，跟他的妻子分居中。

這份錄影帶也被寄到葛蘭素史克的總裁，安竹‧威提爵士（Sir Andrew Witty）的電子郵箱。萊利認為這份錄影帶代表著威脅。倫敦總公司於是授權他反擊。萊利於是要求韓飛龍進行調查。

但是葛蘭素史克提供給韓飛龍的資料，明顯有保留，一直到他調查的晚期，GSK才把“GSK whistleblower”的電子郵件交給他。韓飛龍讀了這些郵件後，很是震驚，並且認為這些郵件「完全可信」。他寫了一份備忘錄，表示他相信「所有的指控都是真的」：它們包含的細節「鉅細靡遺」，而且是熟知賄絡計畫的內行人所寫的。

他才了解，在不知情的情況下，他一直在追查一個說實話的人。他所不知道的，是中國對葛蘭素史克的調查也正在加快速度。

英國官員後來認為，這名舉報人已經透過關係，把GSK的賄絡情節告到中國政治高層。

對於中國政府來說，這是不容錯過的政治良機。北京的掃貪「戰爭」不只是要摧毀國家主席的對手，也要在官僚之間種下恐懼的種子，更要讓外國公司膽寒，以獲得商業上的讓步。

中國公安很快就連續突襲葛蘭素史克的辦公室，逮捕了數十名經理人與工作人員，包括萊利在內。韓飛龍跟他的妻子則是「附帶損失」（collateral damage），稍後一位英國官員如此表示。

所以，2013年7月衝進他辦公室的便衣公安，直搗他們的檔案櫃以及手提電腦。

韓飛龍回想當時的情況，表示：「他們顯然有首要的目標。」

「半個小時之內，一個公安就跑來，舉起我的電腦，讓我看電腦上某人的個人資料。他問我：『這東西為什麼在你的電腦上？』」我回答，「因為我是舞弊調查員。」

韓飛龍也是到了那一刻才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一個自由市場的國家，針對個人進行信用調查，或為了企業的安全，收集個人資料是非常正常，甚至是不可或缺的經濟活動的一部份。

公司企業在進行投資、僱用員工、簽訂合約之前，都會進行所謂的盡職調查（due diligence）。萬一他們懷疑對方有舞弊、仿冒、竊取科技的不誠實行為，還會聘請私部門的律師與私家偵探進行調查。

然而在中國，這些都屬於「撈過界」，個人資料屬於中國共產黨的禁臠，國家機密絕對不許外人透露。毛澤東的名言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在中國，實踐是很危險的作法。

韓飛龍看著幾個不斷抽煙的公安搜括他的辦公室。他回憶道：「搜查行動一團混亂。他們不列清單，毫無章法也不專業。如果這是犯罪現場，他們的作法就是在污染它。」

他跟他的妻子被帶進不同的房間。他們當時不知道的是，接下來一年多他倆都沒辦法再跟對方說話。

最後，公安決定他們拿的資料已經夠多了。韓飛龍夫婦接下來就被帶走，被塞進不同的警車，穿過上海市繁忙的交通，被帶進一棟上海市民都熟知的大樓，「八零三」。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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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車直接開到地下室，地下室外面的就是一條走廊，走廊兩邊則是一連串訊問間。訊問立刻展開。

接下來十四個小時，一直到深夜，韓飛龍必須面對一個接一個上陣的調查員。他太太也受到一樣的待遇。

第二天早上五點多，黎明前夕，他們才被帶到上海拘留所──這是一棟位在上海精華浦東地區的建築物，外牆不但布滿瞭望塔，守衛也非比尋常，都是中國武警。

在這裡，韓飛龍被扒個精光，被命令穿上短褲以及無袖的橘色囚衣。獄卒把他帶到一間有柵欄的囚室，大小大約是約三米乘五米，裡面住著十二個男人，他們都睡在粉紅色的棉被上。

這就是他家。木頭的地板老是潮濕不會乾。燈總是點著不會熄。沒有傢俱。每個囚犯每天可以吃三次飯，裝在一個金屬的碗裡，好像狗一樣。早餐是不冷不熱的粥加上蘿蔔乾。午餐與晚餐則是一個大湯匙的炒青菜跟飯。

雖然囚室裏沒有人被定罪，但他們全都必須背誦囚室規則，包括囚犯吃飯時必須排成兩排，彼此相望。牆上的白漆已經剥落。公用的廁所，是囚室角落的一個坑，臭氣沖天。

接下來幾個月，每天都是一成不變。韓飛龍說：「獄卒會來通知我，叫我去拘留中心的訊問室。」

「他命令我蹲在囚室的門口。那是羞辱過程的一部份。我拒絕照辦。整個過程是要讓我失去做人的尊嚴，防止我提出正當的辯護。從一開始他們就把我當成有罪，並且予以處罰。」

即使如此，第一天有個公安還是小聲對他說：「不好意思給你上銬。我們不應該這麼做，但是我們得到上海高層的命令。」

獄卒會領著帶著手銬的韓飛龍，走過好幾條走廊，到一間訊問室裡。「裡面有個金屬牢籠，面對一個平台，平台上有三張椅子，還有閉路攝影機。他們把我帶到那個房間，把我帶進金屬牢籠裡，把我鎖在裡面的一張金屬椅上，再鎖上籠門。然後訊問就開始了。」

「一般訊問我的人有三個：帶頭的，他的助理、一個不會講英文的翻譯員。所以我們通常都是用中文溝通。訊問一般是一到兩個小時。他們故意把時段安排在下午，所以他們可以申報誤餐費。」

訊問他的三人幾乎沒有換過。他們都衣冠楚楚。帶頭的訊問人稱為「丁先生」，年紀大約四十初頭，煙癮極大，喜歡一面審訊囚犯一面吃麵點。「他是專門扮白臉的，他告訴我只要合作，很快就可以出獄，他還說我一出獄，就可以寫回憶錄，去河北省釣魚、甚至回家過耶誕節。」韓飛龍認為丁先生「知道他公司的私部門偵訊工作，乃是有益商業的，但是那無所謂，因為這是政治案件。」

另外一個較年輕的「曾先生」就不熱絡，他會講一點英文，不斷在電腦上打字。韓飛龍回想道：「我覺得他對於我們產品的專業度非常嫉妒。」

然後是「包先生」，他也負責訊問韓飛龍的太太，但偶爾會換邊訊問。「他住往不等我回答就問下一個問題。也許他是故意的，也許他根本就是名白痴。他有嚴重的溝通問題。」

當他被允許上廁所時，枱面下的溝通就開始了。「訊問員會開始說他們多窮又多窮，又暗示說他們可以幫忙。」這些「社會主義法治」的守護者，想問的是韓飛龍是否願意花錢消災──行賄。

有時候，「另外一個部門」的訊問員會出現。「他會問我一連串人的名字，全都是英國人跟美國人，有些人住在中國，問我們的關係如何。」所有的人，韓飛龍都認識。他認為這是想要誣陷他做間諜工作，但問了一陣子以後，他們似乎認為這條罪是死路一條，後來就放棄了。

開頭幾個月，韓飛龍跟他的妻子都不准跟英國或美國領事官員連絡。他們終於得知，他們被起訴的罪名是「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非法商業行為罪」，也是在沒有具體證據之下，拿來入罪普通人的模糊罪名。

同時，公安讓國營電視台拍攝韓飛龍穿著橘色囚衣的認罪畫面，即使連公開審判都還沒開始。他表示：「我是被迫的，那根本違反我的意願。我被關在一個籠子裡，攝影機就一直拍。全部都是安排好的。」

2014年7月，睽違了一年多後，韓飛龍夫婦終於見到了彼此，他們被領到同一輛囚車中，準備到法院去進行審前聽證會。他們喜極相擁。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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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週後，他們的案子終於開庭了。那天一開始就有壞消息。在監獄裡，韓飛龍被告知他太太的長兄，音譯），已經因為癌症過世。獄卒還告訴他，他已經通知了他太太。所以當他倆在走廊上相見時，他對她說他很難過。她那時候才知道大哥過世的消息。先前一直沒有人告訴她。雖然十分難過，但她力圖鎮靜，在法庭上回答問題。

開庭審理的過程只有一天，判決也早就被決定好了。中國的辯護律師在這個「社會主義法治系統」裡有一份被指定的角色。他們見到的證據，是經過警察事先篩選的。他們也沒有交互詰辯的權利，他們也不准傳喚證人為被告辯護。檢方與辯方的主要功能，是生產出中國共產黨認為「正確」的判決。

韓飛龍夫婦以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判有罪。韓飛龍得到兩年半徒刑，他的太太被判兩年。罰鍰約三萬五千英鎊。

一個月後，上海法院判定萊利以及其他的GSK職員犯下行賄罪。萊利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緩刑，被踢出中國，不像韓飛龍，他不必忍受「中國古拉格」的折磨。

中國政府並且判定GSK必須支付三億英鎊的罰鍰。葛蘭素史克在一個聲明中表示：「真誠地向中國病人、醫生、醫院道歉，也對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感到歉意。」葛蘭素史克還同意把更多研究與發展設備轉移到中國──許多外商都認為這才是中國政府的真正動機。

今年三月，報載GSK以個人行為不當為由，開除了中國七千名員工中的一百一十人。

韓飛龍則在上海市郊的青浦區一處專門為外國人設立的監獄裡服刑，他的太太則關在附近的上海女子監獄。

他的囚室裡面仍然住著十二個人。然而這裡他們有金屬床可以睡。他的囚友包括強姦犯、毒販、詐欺犯。

他回憶道：「獄卒跟囚友都讓我不得安寧。但我的室友被告知，不可找我說話，因為我是英國間諜。獄卒還命令兩人專門看著我，制止我說話。」

他的朋友給他寄了一百四十本書。「我坐牢期間，唯一不讓我瘋的，只有讀書。」他讀了《戰爭與和平》、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的全集（只差一本），還有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有的小說。他的妻子則讀了莎士比亞的九部劇作、比爾．柯林頓的自傳、史蒂芬‧霍金的《時間簡史》。

然而疾病接腫而至。一開始，獄醫就發現韓飛龍的前列腺有問題。除此之外，他的脊椎、關節都出現問題，極有可能是公安破門而入，門打到他身上造成的。他的前列腺問題愈來愈糟。

「在監獄裡我每週都要求治療我的前列腺。但每一次，看管我的兩個獄卒──分別姓魏跟姓趙──都不肯，他們說，我一定要簽悔過書。不簽就不給藥。」

最後，今年四月，在英國政府的壓力之下，獄方同意讓他進行更多檢查。醫生發現他的前列腺長了一個腫瘤。他被轉移到一家監獄醫院裡。

他說：「突然之間，事情開始有進展了。」魏姓獄卒遭到申誡。獄方的高層突然開始關心他的案子，常常跟他見面。

他說：「基本上，他們希望能夠商量出一個折衷方案，用我行為良好的理由讓我提前出獄。」韓飛龍開始跟他們就釋放的理由討價還價。他堅持他絕對不簽悔過書。他們終於在五月十六日同意一個最後的版本。

六月九日，韓飛龍跟他的妻子被正式釋放。然而中國的系統還有另外一段卡夫卡情節等著他們。

他們倆在等著遣返的過程中，被帶到一家名不見經傳的旅館裡，其實又是另外一處囚牢。他們房間有鐵窗。四週房間裡住的都是公安警察。

「我們花了一週時間，企圖取回一些私人物品，但我被關在房間裡，只有英曾（韓飛龍的妻子）可以出門，而且只有在公安的陪伴之下。所以我們還是在囚牢裡，只是比較舒服點而已。」

他們還是不准跟外界連繫。而且直到最後一刻，上海當局都不讓英國與美國政府知道他們倆的行蹤，雖然他們多次提出詢問。

最後，六月十六日，公安把韓氏夫婦載到上海浦東機場，在那裡等著他們的還有一隊便衣警察。

韓飛龍說：「他們帶我們快速通過安檢、檢查護照窗口，最後領我們到一個房間裡。」

「然後在航空公司最後一次呼叫乘客上飛機時，他們拿出一張簽帳單，說我們的『旅館住宿費』是兩百英鎊左右，要我們立刻支付。我們的錢都拿去買了機票，所以我簽了一張借條。」

接著警察帶他們到維珍航空公司的登機門。韓飛龍說：「我在那時才真正覺得獲得自由。機組人員照顧我們無微不至，他們甚至讓機長事先通知倫敦，說我們已經上了飛機。」

十二個小時之後，波音787終於在希斯洛機場降落。他們從機艙前門下飛機。四個微笑的英國警察，站在門口等他們。一個警察說：「歡迎回家，韓飛龍先生。我們是來協助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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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飛龍和虞英曾的兒子哈維（Harvey Humphrey）｜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原文報導：Inside the Chinese gulag（The Sunday T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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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觀念座標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羊正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