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15年拿破崙戰爭結束及維也納體系建立以來，憑藉戰略圍堵之特殊軍事戰績得以正式躋身歐洲列強，且全面升格為全球秩序主導國之一的俄羅斯，因其自身過度的軍事制度自信與超乎想像的軍事冒險精神，隨即成為世界陸海強國，所一致高度提防的國際安全隱患兼地緣威脅。

並且在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際，將原屬僅限於佔領區邊陲地帶的「俄國威脅論」，延伸至當時世界陸海政經體系之兩大中心（即象徵海權至高無上的倫敦，和陸權勢不可擋的巴黎），並延續至今。

「俄國威脅論」的本質內涵

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後的171年時間裡，「俄國威脅論」經歷了五個不同時期的整體演變與發展過程：沙俄博弈時期、革命鬥爭時期、蘇聯對抗時期、改革遏制時期、聯邦抵制時期。

其本質也在此過程當中，因受不同形式權力鬥爭及制度變遷的影響，被賦予了多種新內涵和特徵，致使威脅範圍與力度逐年擴大化且複雜化，而所屬根源邏輯也因受秩序重組的影響，變得更加複雜難測。

至於問題的核心，究竟是延續千年之久的「韃靼入歐」，還是百年不間斷的「羅斯歸歐」，仍需靜觀其變。

從地緣政治安全與戰略博弈視角來看，導致「俄國威脅論」最先全面歐陸化的主要原因，是沙俄陸軍在拿破崙戰爭後期的長驅直入，及克里米亞戰爭初期的義無反顧。

換言之，哥薩克騎兵入主巴黎和南下巴爾幹，與匈奴鐵騎西進高盧及南征東羅馬帝國在本質上雖並無二致，但依舊被歐陸拉丁文化圈所屬各國，普遍視之為有過之無不及的實質戰略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