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節前夕，不禁令人長嘆，過去白色恐怖的威權體制雖已消逝，校園的圍牆卻從未打破。自從1994年《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啟動的教育改革至今，卻仍只能是硬體（教材、設備、法令）上的改革，而無法真正從師生之間的關係革新。

「尊師重道」的精神猶在，一直到今年的大學新生禮某些學校仍然以跪待師，這種師者為尊的服從性階層關係、要求學生聽從並討好權威者的情境拉力，正是米爾格倫（Stanley Milgram）「服從實驗」的最真實反映，也是台灣教育的嚴重病徵。

從一開始進入課堂內，「起立敬禮老師好」的墨守成規，一直到要榮譽貼、家長簽名的聯絡簿制度，都與國際教育潮流脫軌。過去法律上被歸屬於「特別權力關係」一再濫用，早已不合時宜且違反近代人權的發展，更甚者，教育實務界上長年忽視釋字382號與502號已解除此師生特別權力關係的努力，而一再地將「學生」視為不成熟、需管教、不能反抗的客體。

即便是部分教育改革者，雖存有「教育要改革，我知道什麼才對學生最好」的理想，卻緊握著「改革」權力的把柄不鬆放。「如果反覆思索後覺得這世界有它不合理的地方，不要當隻不吭聲的羊，嘗試去改變它，不管這條爭取的路有多長！」電影《女朋友。男朋友》裡這樣說著。

如果沒有努力過，髮禁、體罰，到現在都還會是合法的；如果沒有爭取過，軍人（教官）還是大剌剌在校園限制學生的自由、施加權威與懲罰在學生身上；如果沒有發聲過，所有那些不合理的一切不會自動離開，會一直綁住我們、不能動彈。

就像有朋友正在本會期立法院為下修投票年齡至18歲持續努力、有人想盡辦法改善教育體制、有人為消除性別歧視違抗校規、也有遠在其他國度的鬥士如馬拉拉在為女子受教權努力。而台灣一直想進步提昇的「創新」產業，卻無形中根本性地受到教育體制的窒礙難行而不自知。

根據社會心理學家一致的共識，米爾格倫的社會化過程將造成合法權力，也就是上述所提的「服從性關係」。長期下來，這會逐漸形成「責任轉移」，也就是行為者本身認為造成某種行為的責任不在自己，特別是當有指揮官主動承擔責任時，我們就會認為該行為的主導者不在自己，而在指揮官。

這種現象將壓抑了自我思考的主動性，試想，這種教育模式將打造的是未來領導人才與創新者，還是得過且過不願嘗試的畢業生？教育是讓學生淪為被授予知識的客體，還是得以參與討論教學發揮自我創造的主體？

事實上，台灣的教育現況正是大人（不論師者或父母）把權力抓的太緊，才低估了我們國中生的成熟與智慧。當上課老師也僅是底下坐位的一員，平起平坐，不在台上宣道，提供意見卻不發號施令，一個彼此平等尊重的社會才有產生的機會。

當學生在辯論的課堂中，自己用智慧型手機尋找資料，他們或許能提到婚姻關係權益時引用《民法》第1061條、提到食用與醫療用的道德差異、提到受害者與加害者人權及其國家權力行使、提到複製技術對安樂死、人的獨特性與婚姻影響時針鋒相對，並試圖了解對方看法。到底是誰限制了他們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孫珞軒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