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在這些書頁中探討的運動（堵路運動迅速蔓延的在地前哨站、化石燃料撤資／轉投資運動、地方上立法禁止高風險的開採、原住民和其他團體大膽上法庭挑戰），最早呈現出這股抵抗的力量。這些運動不只是守住各個咽喉要道，減緩化石燃料公司的擴張計畫，這些運動提議或建立的經濟替代方案，也提供了藍圖，如何在地球給予的範圍內生活。這些藍圖的基礎是錯綜複雜的互惠關係，而不是野蠻的開採。這就是韋納所指的摩擦力，我們需要的，是可以煞住破壞和動盪力量的摩擦力。

當我對改變的前景感到絕望時，我回想起在寫書的這五年內目睹的點點滴滴。我必須承認，大部分是痛苦的。從年輕的氣候運動人士在哥本哈根高峰會上崩潰，伏在我的肩頭哭泣，到哈特蘭學會的否認派確確實實嘲笑滅絕的前景。從在英格蘭的鄉間宅邸，瘋狂科學家計畫遮蔽太陽，到BP漏油災難中，汙黑沼澤了無生氣的寂靜。從土地被開腸破肚搜刮亞伯達油砂發出的轟隆轟隆咆哮聲，到發現全世界最大的綠色團體自己也在鑽油的震撼。

但是這些不是我想到的全部。在我開始這趟旅程時，絕大多數站出來阻擋化石燃料狂潮的抵抗運動，若非不存在，就是只有它們目前規模的一小部分。而且跟今日相比，彼此之間比較沒有連結，各自孤軍奮鬥。北美人大多數不知道什麼是油砂，而我們也多半沒聽過水力壓裂。當時北美尚未出現真正的大遊行呼籲重視氣候變遷，更別說有數千人願意一起投入公民不服從。沒有群眾運動施壓從化石燃料撤資。德國數百個城市和鄉鎮還沒有投票收回輸電網路的控制權，這是再生能源革命的一部分。

我自己的省分沒有制定大膽得足以讓我們上貿易法庭的綠色能源計畫。來自中國的環保新聞，幾乎一面倒全是可怕的消息。證明我們可以百分之百依靠再生能源來推動經濟的頂尖研究少很多。只有零星少數人膽敢質疑經濟成長的邏輯。很少科學家願意直率道出，他們的研究成果在我們這個瘋狂消費的文化中具有什麼政治意涵。

在我寫作過程中，這一切都迅速改變了，我得努力追趕才能跟上。是的，冰層融化的速度比模型預測得要快，不過抵抗運動已經開始沸騰。在已經存在或開始成形的運動中，現在我們可以清楚看見，要在氣候變遷的「零世代」中生活和呼吸，每個人必須具備的獻身精神與想像力。

因為碳紀錄不會說謊。而這份紀錄告訴我們，排放量仍然在上升，每一年我們排放的溫室氣體都多過前一年，成長率一代高過一代。會持續吸熱的氣體創造出越來越熱、越來越冷、越來越潮溼、越來越乾旱、越來越飢餓，也越來越憤怒的世界。因此，如果有任何希望逆轉這些走向，這邊閃一下，那邊閃一下，是不夠的，我們需要一場接一場不斷發生的氣候革命，每一天，每一地。

韋納是正確的，他指出群眾抵抗運動曾經引領時代，當然可能再度引領時代。同時，我們也必須認清事實，要把全球排放量降低到氣候科學家警告的急迫標準，要求改變的速度和規模是挺嚇人的。

要符合以科學為根據的目標，意味著迫使世界上一些獲利最高的公司喪失未來好幾兆的收入，把大多數已經證實的化石燃料蘊藏留在地底下。同時也需要找出好幾兆投入零碳、防災的社會轉型。而且我們肯定是希望以民主、不流血的方式完成這些激進改革，因此暴力、強人領導的革命不在考慮之列。

那麼，我們得面對的關鍵問題就是，在歷史上這種性質的經濟轉型曾經發生過嗎？我們知道在戰時可能發生，由總統和總理從上而下命令轉型。但是在領導人完全放棄他們的責任時，曾經有由下、由平民百姓要求的轉型嗎？耙梳過社會運動的歷史來尋找先例，我必須報告，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所預期的有點複雜，充滿了「差不多」和「幾乎」，不過至少有一則肯定的先例。

在西方，證明社會運動的確可以是改變世界的歷史力量，最常引用的先例是，上一個世紀著名的人權運動——最突出的就是民權、女權和同志權利。這些運動毫無疑問改變了主流文化的面貌和內涵。然而鑑於氣候運動的挑戰，繫於推動深刻而根本的經濟轉型，我們必須指出，就上述運動來說，法律和文化上的戰爭總是比經濟戰爭來得成功。

舉個例子，美國民權運動抗爭的不只是廢除合法的隔離與歧視，也是要爭取大量資金投入學校和工作計畫，以縮短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經濟差距，一步到位。在一九六七年的著作《我們何去何從：混亂或是共同體？》（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Chaos or Community?）中，馬丁．路德．金恩指出：

「到目前為止，這個國家的改變，實質的花費並不多。有限的改革都是廉價得來的。不需要花錢，不需要課稅，就可以讓黑人與白人共用快餐店、圖書館、公園、飯店，以及其他設備⋯⋯真正的花費等在前頭⋯⋯給黑人七折八扣的教育將來必須付出全額，才能實現有品質的教育。跟選舉人名冊相比，工作機會更難創造，花費更高。根除數百萬人居住的貧民窟，比起巴士共乘和共同坐在午餐櫃檯前，複雜得多。」

而且儘管常常遭到遺忘，比較激進的第二波女權運動，也主張從根本挑戰自由市場的經濟秩序。不只希望女性在傳統工作上同工同酬，她們在家照顧小孩和老人也應該獲得認可和酬勞，而不是無償的工作——這樣的要求，實質上是比「新政」更大規模的財政重分配。

然而如我們所知，儘管這些運動打贏了對抗體制歧視的大戰役，以金恩的話來說，那些無法「廉價」取得的勝利依舊是難以到手。沒有為非裔美國人投入大量經費於工作機會、學校和合宜住宅，就像一九七○年代的女性運動並沒有爭取到「家事薪資」（事實上，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仍在為有薪的育嬰假奮戰當中）。分享法律地位是一回事，分享資源又是另一回事了。

如果這條法則有例外的話，那就是勞工運動在大蕭條之後的重大收穫——加入工會的大規模浪潮，迫使雇主拿出比之前多出很多的財富，跟他們的工人分享，這麼一來就幫忙創造出適合的背景，要求雄心勃勃的社會福利計畫，例如社會救助津貼和失業保險（這些計畫明顯排除了絕大多數非裔美人及許多女性勞工）。而因應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潰，引進了嚴格的新法規管制金融部門，不再允許毫無約束的追求獲利。同時間，社會運動的壓力創造出推行「新政」的社會條件，類似的計畫也擴及工業化的世界，因此帶動了公共基礎建設的大規模投資（電廠、運輸系統、住宅等等），今日氣候危機所呼籲的，正是類似規模的公共投資。

如果延伸到全世界尋找歷史先例（這是不可能的浩大工程，不過值得一試），得到的借鏡同樣混雜了成功與失敗。從一九五○年代開始，好幾個經由民主選舉上台的社會主義政府，把大部分的開礦事業收歸國有，而且開始將先前流進外國銀行帳戶的財富，重新分配給窮人和中產階級，最著名的是伊朗的穆罕默德．摩薩台（Mohammad Mosaddegh）和智利的薩爾瓦多．阿葉德（Salvador Allende）政府。但是這些實驗在尚未完全發揮影響力之前，就因為外國資助的政變而中斷了。

事實上後殖民時期的獨立運動，往往會把重新分配不公不義聚斂的資源（無論是土地或是礦藏），當成核心任務，然而卻不斷遭到破壞而潰敗，因為政治暗殺、外國勢力介入，以及近來以外債逼迫調整結構的箝制（當地菁英階層的貪腐就不必說了）。

即使在南非，反對種族隔離的驚人成功，也輸掉了最重要的經濟平等戰線。南非的自由鬥士，我們應該記得，不只要求投票和自由遷徙的權利，如「非洲民族議會」官方政策平台「自由憲章」所載明的，他們也爭取將關鍵的經濟部門，包括礦業和銀行，收歸國有，獲得的收益用來支付社會計畫，協助數百萬鄉鎮居民脫離貧窮。南非的黑人贏得他們核心的法律和選舉戰役，但是在種族隔離時期累積的財富分毫不受影響，反而貧窮的問題在後隔離時代益發嚴重。

不過，還是有些社會運動成功挑戰了既得利益，如果我們想要避免氣候災難，今日的運動也必須召喚出那樣的動能。這些運動就是，廢奴運動和第三世界脫離殖民勢力的獨立運動。這兩項翻天覆地的運動，都迫使統治菁英放棄獲利依舊驚人的作為，就如同今日化石燃料的開採。

廢奴運動特別讓我們見識到，今日我們必須面對的大規模轉型，以前也發生過——事實上，那是我們記憶中人類歷史最偉大的時刻之一。十九世紀廢奴的經濟衝擊，約略相當於今日劇幅減少排放的影響，好幾位歷史學者和評論者都曾指出兩者的雷同之處。新聞記者暨電台主持人克里斯．海耶斯__（Chris Hayes）在二○一四年一篇題目為〈新廢奴主義〉的獲獎文章中指出：「氣候正義運動要求目前的政治和經濟利益團體，被迫告別上兆元的財富」。他的結論是：「除了廢奴，不可能找到其他先例。」

毫無疑問，對當時大部分的統治階層來說，喪失法律權利不能再剝削沒有人身自由的男人和女人，是沉重的經濟打擊，就如同今日的玩家，從艾克森美孚到李察．布蘭森必須承受的巨大損失。如歷史學者葛瑞格．葛蘭丁（Greg Grandin）指出的：「在經濟的領域，奴隸的重要性遠超過他們無償的勞動創造出來的財富。奴隸制度是推動美洲市場革命的飛輪——不只是在美國，而是整個美洲大陸。」

在十八世紀，加勒比海的甘蔗園完全仰賴奴隸的勞動，是大英帝國獲利最高的前哨站，創造出來的收入遠超過其他殖民地。在《埋葬鎖鏈》（Bury the Chains）一書中，亞當．霍斯柴爾德（Adam Hochschild）引用熱中販奴的商人之言，他們描述這樁買賣人的勾當是「推動全世界一切貿易的樞紐」，同時是「我們商業的基石……以及我們國家工業和財富的原動力。」

儘管不能劃等號，美國經濟對奴隸的倚賴（尤其是南方各州），當然可以比擬為當代全球經濟對化石燃料的依賴。根據歷史學者艾瑞克．方納（Eric Foner）的研究，在南北戰爭開打之時，「奴隸是比全美國的銀行、工廠和鐵路加總起來，都值錢的財產。」為了強化奴隸與化石燃料的對比關係，海耶斯指出：「在一八六○年，奴隸占整個美國全部家庭資產（也就是所有財富）的一六％左右，換算成今日，是驚人的十兆美元。」如果我們要有機會把暖化維持在攝氏二度以下，全世界必須留在地底下的碳蘊藏，價值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字。

不過這樣的類比，大家都承認並不是無懈可擊的。燃燒化石燃料，當然在道德上不能和擁有奴隸或占領別人的國家等量齊觀。（然而掌管一家石油公司，積極打擊氣候科學，強力遊說反對排放管制，同時擁有的碳蘊藏足以淹沒人口稠密的國家如孟加拉，又讓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陷入乾旱，的確是道德上可恥的罪行。）而且終止奴隸制度和打敗殖民統治的運動，絕對不是沒有流血的——杯葛和抗議等非暴力策略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加勒比海的奴隸制度，是在無數次奴隸叛變遭到殘酷鎮壓後，才宣告非法的。當然，美國廢奴也只能在南北戰爭血流成河之後實現。

這項對比的另一個問題是，儘管那個時期數百萬奴隸獲得自由（在英國殖民地大約是八十萬人，美國則是四百萬），代表當時（或者可以說是任何時期）最偉大的人權勝利，這場鬥爭的經濟面就沒有那麼成功了。國內和國際上的菁英往往會想辦法壓榨出夠多的回報，來補償他們「失去」的人力財產，對於之前的奴隸卻只提供少少支援，甚至完全沒有。

華盛頓當局沒有履行內戰將近結束時許下的諾言，他們原本答應給獲得自由的奴隸大片南方的土地（這項承諾口耳相傳為「四十英畝地和一頭騾子」）。結果土地反而還給原來的奴隸主人，他們透過簽約為佃農的方式，繼續雇用原來的黑奴。英國，如先前討論過的，在廢奴時期獎賞奴隸主人大量的酬勞。而法國最令人震驚，派遣一隊戰艦去要求新近獲得解放的國家海地，付一大筆錢給法國王室，補償他們失去的受束縛的勞動力，否則就要面對攻擊。這些都是倒行逆施的賠償。

廢奴的代價，以及其他太多不公不義的恐怖勒索，從海地到莫三比克，直到今日依舊在以人命償還當中。倒行逆施的賠償讓新近獲得解放的國家和人民，背負可恨的債務，剝奪了他們真正獨立的可能性，同時幫忙推升了歐洲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帶來極高的獲利，肯定緩衝了廢奴的經濟打擊。這就形成強烈的對比，化石燃料時代真正結束時，不會提供等量的安慰獎給石油、天然氣和煤礦的重要__業者。

當然太陽能和風力可以賺錢，但是由於分權的特性，永遠無法提供那種因為集權而來的超級獲利，而這是化石燃料巨擘習以為常的事。換句話說，如果氣候正義得以實踐，我們的菁英階層會實實在在付出經濟代價——不只是因為碳要留在地底下，也因為需要管制、課稅和社會計畫才能完成必要的轉型。事實上，對於超級巨富的這些要求，可以有效結束達沃斯論壇那些寡頭恣意妄為的時代。

書籍介紹

《天翻地覆：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

娜歐蜜．克萊恩繼剖析自由市場遊戲規則的《震撼主義》後，著眼於攸關人類命運的危機──氣候變遷。她以深入的追蹤調查、實際的參與經驗和具前瞻性的觀點，加以感性筆法融合理性論述，告訴我們無止盡追求成長的自由市場經濟，如何讓人類陷入氣候危機。

克萊恩將環境議題的格局拉高，提醒我們以全球為範圍，用高於國家政策的視野，徹底改良已然失靈的全球經濟體系，不僅防止溫室效應擴散，也是改善全球貧富不均的根本解決之道。因此本書不僅談論環保，更關乎社會層面的根本變革。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