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連幾次社會運動，最後因為兩岸服貿協議作為引信，終於在2014年3月18日爆發。以學生為主的團體佔領立法院，馬政府執政下的兩岸關係看似好轉，卻弔詭地因為兩岸議題，爆發前所未有的佔領抗議。

透過電視螢幕，看見學生爬上議場二樓，把國旗倒插，隱約有種山雨欲來的感覺，社群媒體也被洗版，很多同學紛紛前往立法院支援。

看到同學朋友紛紛在媒體鏡頭出現，「你們真的把事情鬧大了。」我第一時間這麼想。

此時，認識的香港記者朋友也傳來訊息，希望我幫忙到立法院代訪，把消息傳回香港。

揚言打破黑箱 但「靠關係」仍舊好辦事

帶著香港媒體委託的題目，過了兩道立法院門口的看守，進去議場，還記得那天是民進黨蕭美琴委員在門口輪守。

長了鹿茸的馬英九畫像以及各種標語，從媒體鏡頭跳脫在眼前，有的學生穿著拖鞋，有的在場內四處走動聊天，議場內外呈現的是兩種不同的氛圍。

「你好，香港的某媒體，委託我來訪林飛帆。」和媒體組表明來意。

埋首在電腦前的同學，抬頭看了我一眼，「飛帆今天已經接受七家媒體訪問，你有預約嗎？已經沒辦法再安排了。」

「沒有預約，那應該怎麼辦？」，媒體組的同學繼續直盯電腦螢幕，「我也沒辦法」。

隨行的香港朋友，情急之下表明是「領袖」的同學，可不可以幫忙安排？

「那我也沒辦法，不然你自己打電話給他。」媒體組員繼續在電腦前忙碌。

很不情願地拿起電話撥出，當然，這個時候電話絕對不會是本人持用，不僅媒體不斷撥打，國安機關也密切監控。

正好林飛帆從旁邊走過，彼此相認，請他給我幾分鐘，躲在主席台左下方，勉強完成香港媒體委託的訪談，也因為時間緊迫，我始終沒有提出哪裡感覺奇怪。

台灣的公共「造神」文化 我就這樣看著同學變成神

和林飛帆認識在我們都剛進研究所的那一年，在兩岸關係的課堂，在分組報告合作，以及那時的研究生學會，林飛帆決定參選會長，找了幾個同學幫忙，還有那一年的同志遊行，對於很多公共議題，幾乎無役不與。

我就這樣看著同學變成「神」，從關注公共事務的會長，變成一呼萬應的社運領袖。

對我來說，我從來不會用「飛帆」兩字，感覺有點彆扭，總是用全名稱呼，但在運動期間，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紛紛「飛帆、飛帆」親暱地喊著。

在太陽花運動期間，複雜的經貿協議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各類面向，難以三言兩語帶過解釋，但政治運動行走至此，已經不是講道理，端看民眾主觀相不相信。

見到學運之中不少年輕人，沒有太多經歷，沒有一定累積，在突然受到關注跟掌聲的情況之下，很容易暈船。我不是在指林飛帆。我認識的他，比較冷靜，也懂得愛惜羽毛，對於自己的理想會很有行動力的堅持。

那段時間，多數人想問私底下的林飛帆是什麼樣的人；而我也總覺得這種問題容易失焦，也不想讓已經有立場的人，得到他就是熱血青年或者社運暴民的答案，開心回家。

中國至今的誤解：受到政黨煽動的太陽花「紅衛兵」

某些媒體把太陽花學運標籤為「紅衛兵」，這種說法是對中國的歷史缺乏理解；而北京當局到今天還是認為，台灣學生是受到政黨煽動，也是肇因於對台灣的認識過於粗淺，誤解台灣的多元民意可以和中國社會一樣受到操弄，也以為香港學生是受到敵對勢力操控，才上街抗議。非常的警察國家思維，以為人民等同機器人的粗略觀點。

如果中國社會的民意自主性都已越來越高，到了共產黨不得不加強社會控制的地步，何況是台灣；遑論民進黨若真有本事動員學生佔領立法院，怎麼還會在2012年輸掉總統選舉，也太高估民進黨的動員能力。

在當時立法院的現場，我卻覺得和「紅衛兵」有種重疊的感覺，並不是要去評斷學生的行為，只是看見年輕人單純地想要捍衛自己所認同的理想，都是從善意出發，只是一個要守護毛澤東思想，另一方是維繫台灣的自主權。

1966年，中國開展「文化大革命」，「紅衛兵」們高舉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名言，「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革命就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將紅衛兵的暴力合法化，打砸批鬥，人性在集體的狂熱之中，被漸漸磨掉。

太陽花學運當中，有的學生好像戴著隱形的臂章，但不是寫著「紅衛兵」那種；學生們試圖推倒國民黨所建立的官僚封閉，卻也建立了另一種科層帝國，換了一種面貌的小型王國，還擺上新的神壇，製造新的英雄。

「大家再不把食物吃完跟分類，我就不讓外面的物資再進來。」拿著麥克風的女生在議場不斷地廣播。當時要進去議場如果不是採訪之類的理由，就要靠關係進去，有場內的人帶領，或者是靠臉入場，包括當時仍在競選市長的柯文哲。

在青島東路遇到的大一學生，很激動地表示不滿，他說「我是來革命的」，但為什麼場外根本不知道場內發生的事情，只能每晚不停地等待。

那個晚上，在議場外的台階，一個從南部調派支援的年輕警察，對我遞了根菸，看著台北陰鬱的天空，從青島東路的舞台傳來微微的廣播聲，在當時不確定未來的夜晚，許多人也都莫可奈何。

進入體制 往往才是理想崩解的開始

太陽花運動也推動台灣政治版塊。國民黨從2014年九合一選舉開始顯露敗象，「時代力量」也順勢成立政團，也讓重掌民進黨的蔡英文主席有時間讓逐漸被邊緣化的民進黨取回主導權。總統大選時，蔡英文舉起一雙雙時代力量候選人的手，許多現任時代力量立委也在選舉時站上民進黨的造勢場合，為蔡英文政府背書站台。

社會運動的參與者，在民進黨勝選之後，有的進入時代力量，有的參加民進黨或外圍的智庫基金會，進入「體制」之中。在520蔡英文總統就職以前，或許還可以針對看守內閣拳打腳踢，在民進黨完全執政以後，被民進黨吸納的社會力量，暫時會沉寂，但很快蜜月期就會結束，成為監督者或者執政側翼，還要看民進黨能否有效回應。

台灣的公共事務，通常是最敢的站上舞台的上位，不是最有能力的人執掌兵符。進入體制的「太陽花們」，很快就會發現體制的藏污納垢，是太陽花很難照亮的陰暗角落，何況政治充滿妥協，理想在體制內要發揮，需要技巧與耐心。

太陽花學運屆滿兩年，現在的台灣，有沒有變得更好，我不敢斷言，但至少執政黨會警惕，在政策偏離人民意志時，台灣民眾可能會進行大規模的抗議，這也是目前對岸的中國人還不存在的權利。但「群眾動員」已經是北京學會的策略工具，在抗議日本釣魚台，在香港反佔中時運作，未來也可能透過利益團體運作上街，對民進黨政府施壓。

直到今天，我還是很懷念學生時代的熱炒，在台北巷弄咖啡廳的幽暗燈光，談論政治，討論學會的未來發展，卻只能停留在那個凝結的瞬間。

就像太陽花學運對台灣造成的影響，不論是好是壞，都已經回不去，無法倒轉，留在2014年那個天氣總是憂鬱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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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士範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