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論文都是用抄的？台大校長倫理爭議的分析

文：戴伯芬（輔仁大學社會系）

最近隨著台大教授郭明良、校長楊泮池論文疑似論文造假、掛名一事，引爆學術界的倫理話題，再度重創台灣國際學術形象。回家吃飯時，母親突然冒出一句話：「台大教授的論文都是抄的哦？」我嚇了一跳，回說：「沒有啦！只有少數人，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母親半信半疑，大概覺得如果連校長都涉入抄襲，一般教授更不用說，特別是連兩任台大校長都爆出倫理問題，很難相信教授的清白。

我才驚覺倫理事件在社會上對於學術界的殺傷力，對於只受過初等教育的母親而言，媒體是重要的資訊來源，構成民眾仰望學術象牙塔的印象，在市場或巷尾聊天時，再將事件誇大放送，造成民眾對於專家學者的不信任。

有人可能以為這是個人道德修為的問題，如身為「苦主」的科技部部長楊弘敦，事發之後以「古今中外、先進國家都會發生」來自我安慰，他認為如果是制度問題，可以逐步改善，但這次是「人性問題」，必須要靠教育，所以要求大學加強倫理課程。[1] 社會學習慣從社會結構面來思考，連續兩任台大校長涉入學術論文造假、抄襲的倫理風暴，雖非絕後，也堪稱空前。兩位校長都因國際學術光環而登上了台灣學術龍頭地位，也因為學術弊案重創台灣學術形象。

如果再加上之前國防部長楊念祖、教育部蔣偉寧、中研院院長翁啟惠的事件，這些事件恐怕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也不只是「人性問題」可以解釋，台灣如何製造出這麼多轟動國際的不倫理案件？科技部的研究計畫審查機制是否有什麼問題？未來學界該如何回應研究倫理的議題？

學術產業後備軍的製造

台大前校長李嗣涔主持的第一期「能源國家型計畫」，因助理呂錫民涉違反學術倫理，多次抄襲、冒用相關研究成果而遭國際期刊撤稿，他對「首次」碰到這種事表達「震驚」、抱歉。李嗣涔校長將問題歸咎於呂錫民，指責呂利用大家趕著報告的兵荒馬亂時間冒名投稿，旋即將呂解聘，並請律師在一個月內處理完畢，可見助理已經有「獨立」計畫主持人而執行計畫與投稿能力，反而是主持人缺乏監督責任，突顯掛名問題嚴重。

現任台大校長楊泮池與教授郭明良因資料造假而被Pubpeer揭露，楊泮池指出由於生醫研究多是跨領域，當時看不出圖有問題，目前仍在修正問題中，而台大校方也仍在調查中。就引發爭議的2016年Nature Cell Biology（自然細胞生物期刊）論文來看，除了通訊作者未善盡回覆同儕問題之外，第三位審查人對於圖8的意見為：「毫無疑問，是由某些時運不濟的學生或博士後合成，無法辨識是什麼樣的影像，也許足夠承擔責任的複雜實驗」（如圖1）這段評語顯現出台灣當前學術論文製程的問題，大學校長或名牌教授幾乎不必親力親為地進行研究，只要拿到科技部計畫，雇用有潛力而沒有位置的博士後，自然可以源源不絕地創造研究成果。

隨著高等教育的擴張，博士班人數自1997年10,013人增加到103年的30,549人，擴張了3倍，而每年畢業的博士生也從1,282人增加到4,000人，科技部延聘博士後的人數也由435人增加到2,009人，博士後與當年度的博士畢業生比例高達65％以上，為高等教育投入了大量的學術產業後備軍。

在2009年到2010年間，行政院推出人才培育方案，教育部也端出「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引發媒體「博士找不到工作， 全民花1.44億埋單」的撻伐，這些高教浮濫擴張下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後，就被編派到大學及特定企業中，成為學術生產線中的臨時勞工。2012年行政院科技會報決議再斥資三億元，以「台灣生技產業起飛行動方案」，以三年培訓300位博士進入生技產業服務。首先讓博士進入法人或學校培訓，月薪57,000元，再由輔導機構協助博士級學員就業，以帶動生技產業晉用博士人才，提升產業研發能量，維持市場競爭力，引發另外一波獨厚生技產業的批評。[2]

人才培育政策表面上的目的是在解決流浪博士就業的困境，實際上卻造成兩個結果，一方面是由國家補貼企業，提供穩定、廉價的研發勞動力，降低企業進行產業技術的研發與創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則是鞏固既有的學術生產線，提供源源不絕、臨時的學術勞動力供大學及研究機構利用，卻不給予人才長遠的勞動職涯規劃與正式工作機會。

教育部遲遲不進行大學博士生額的織編，利用有限的教育資源好好培養人才，反而依賴市場機制，讓大學的研究所招不到博士生之後才退場，甚至最後還得以國家就業補貼方式來支撐博士後的短期就業市場，完全是本末倒置的作法，犧牲了年輕世代的職涯來成就企業獲利以及學術生產績效。

學術工廠的成形

台灣最主要的研究經費來源來自政府，科技部（前身為國科會）成立於1959年，為科學技術發展的專責機構執，負責執行研究資源分配。國科會組織的學門分工原為自然處、工程處、生物處、人文處以及科教處，2014年改制為科技部之後，改為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工程技術研究發展司、生命科學研究發展司、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科教發展及國際合作司，2015年增加了前瞻及應用司，成為主導國家級的大型研究計畫的獨立機制。

科技部研究計畫審查分為初審與複審兩個階段，由專業委員進行審查。由各司長徵詢領域專家學者，決定複審委員，並由督導次長核定，指定其中一人為召集人。複審委員資格為曾獲得科技部傑出獎，或近三年連續主持本部專題計畫且計畫之審查，排名在通過計畫之前50％之公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之副教授或相當等級或條件以上，績優之研究學者，同時必須兼顧公私機構均衡及北、中、南、東之地域分布平衡。初審委員，由複審委員參考科技部研究人才資料庫建議名單或視計畫研究議題推薦，經複審會會議決議選出初審委員兩名進行。

計畫審查流程，首先由申請人提交專題研究計畫、個人研究成果，並上傳科技部網站書面，初審參考研究者過去五年的研究表現、之前科技部成果報告以及研究計畫書內容，進行評分。進入複審之後，複審委員依據申請計畫、初審意見，進行書面複審，預排列計畫優先次序之後，召開複審會議討論確認初審及書面複審評分排列優先次序，建議核給各申請案之合理經費，最後再報核司長簽字決定公布，對於未通過計畫之主持人取得計畫審查意見後，進行申覆。[3]

從審查程序來看，似乎是十分嚴謹的同儕團體審查制，但結果卻造成普遍的掛名以及資源過度集中現象。首先，以研究績效的量化方式評分，造成學界盲目追求研究數量而不重研究品質。由於生醫界採取第一作者與通訊雙作者制，讓每篇論文呈現不等值現象，如果一篇論文是單一作者的話只能累計一點，如果兩位作者分別擔任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即可以產生兩點的效益，以此類推，而多位作者掛名更製造出兩點以上的業績，造成生醫界普遍的論文掛名現象，形成台灣的「學術通膨」現象。[4]

其次，由司長以及複審會議主導資源分配，呈現出研究資源集中於特定學者的現象，2012年監察院的調查指出國科會以「特殊計畫」方式，變項讓大學校長或知名學者動輒兼主持數個大型計畫，監察委員周陽山、馬以工、趙榮耀曾提案糾正，指出：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每年補助專題計畫，均有部分計畫主持人於同一期間身兼多項研究計畫之主持任務，不符『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七點有關件數限制之規定，且辦理專題研究學術補助及補助計畫業務，部分該會主管人員身兼多項計畫主持人，引發學界爭議，難辭違失之責，爰依法提案糾正」。[5] 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第七點的件數限制是以兩件為主。

在監察院糾正之後，科技部在2012年4月旋即通過「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正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申請專題研究計畫處理原則」，要求科技部各級主管不得球員兼裁判，主任委員於任職期間不能主持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於任職期間之計畫件數則以一件為限。2014年科技部再次修正該處理原則，除了要求「副首長及一級單位主管任職期間不得同時執行超過一件專題研究計畫」外，計畫經費也規定不超過任職前三年平均每件計畫經費。[6]

不過從兩位台大校長事件來看，科技部不但違反行政院法規，即每位主持人以兩件為限，自2008年李羅權擔任主任委員之後，更變本加厲，三位學者的研究經費都倍增，資源更加集中於特定學者。

楊泮池校長列名主持或共同計畫主持的科技部計畫件數最多，一年最高記錄可以達到22件，以2006年為例，主持的專題計畫案有三件，而掛名共同計畫主持的則有18件。即使在2012年科技部有明確的主持人規範之後，楊泮池主持的專題研究計畫一年仍可達五件（不含延攬人才及共同主持人），同時自2011年之後，每年平均計畫經費總和都超過一億，幾佔整個生命科學司經費的5％，佔總科研經費的1％。

郭明良副校長在2008~2012年間擔任國科會生物科學發展處處長期間，每年有6~11年不等的計畫，在任職前三年郭明良的計畫平均金額為1643.9萬元（94~96年間），而在任職期間計畫平均金額倍增為3290.9萬元，而在102年卸任之後，當年度的計畫數達十件，總金額超過一億元；李嗣涔校長的研究件數雖然沒有前兩位多，但是平均研究經費高，一年可達5000萬元以上，同時研究經費也在2012年到2013年一年間爆增三倍之多，達9444.4萬。

以上僅統計科技部的研究經費，尚不包含國衛院、國發會、教育部以及其他政府部會的經費。這些龐大的研究經費造成了一間又一間的學術工廠，配合大量的博士後來為主持人量產論文，回過頭再用論文發表的績效獲得更多的國家研究資源。

由於學門的差異，部份研究確實需要龐大的資源，甚至是跨國合作才能達成研究目的。但是，資源過度集中的結果，導致國家研究資源被少數學官壟斷，且部分研究成果變成研究者及生技公司的智產，無法回饋全民。找不到專任教職或研究工作者淪為博士後研究，成為學術工廠的知識勞工，就業不穩定的結果造成博士生源的枯竭，反而造成國家研究人力斷層；而新進年輕助理教授無法獲得必要的研究設備以及人力，發展自己的研究生涯，也阻礙了台灣的研究創新能力。 如果改變學術研究資源分配的集中傾斜，拿出部份研究經費鼓勵博士後進行「自行創投」，或許有機會激發更多的創意。

建立公共課責的學術資源分配

台灣連續的幾件重大倫理案件，重創了台灣國際學術形象，顯示學術界的綱紀敗壞，已經到了政府需要痛定思痛、破釜改革制度的時候了。在輿論壓力下，科技部終於提出「科研人員自律」「加強執行機構課責」「補助機關管理監督」及「跨部會合作」四大修法方向，要求申請計畫機構「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律規範」「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及「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7]

個人樂見科技部要求申請機構加強對於研究計畫主持人課責，並改善過度強化論文發表做為校務評鑑、教師升等、續聘及申請研究經費關鍵性指標。基於公共課責的精神，以下提出幾個建議供政府部門與學界參考：

1. 建立研究責任制，改變重量不重質的研究績效評比制度。計畫主持人必須承擔與助理同等的罪罰，論文的所有作者必須共同承擔文責；同時採取論文同值制度，如果是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共同掛名時，應該各採計一半點數，多位作者時則依貢獻比例分配置作者的點數，以杜絕一篇論文多人掛名的歪風。

2. 教育部應配合社會以及產業的需求，減少博士招生員額，同時保障博士生的就學以及未來的就業。對於抄襲升等者，除了撤消職等，追繳溢領薪資之外，應明訂教師懲罰措施。

3. 科技部要求各司的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必須遵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管理要點」，避免資源過度集中於少數人，對違規行政人員除了進行案件調查，也必須有行政處罰，以杜絕不法資源集中的現象；對於動輒上億元的國家級超大型研究計畫應加強課責，除了邀請國外學者審查，維持公共客觀性之外，多年期計畫，應定期追蹤成效考核，做為是否核發下年度計畫的標準。

4. 監察院已經於2012年對科技部提出糾正，對於反續違反行政規定的科技部各級首長應展開專案追蹤調查。

5. 科技部與教育部必須修訂違反倫理案件的處理辦法，對於違反研究倫理者公布機構及主持人姓名，除了對主持人停權處分之外，必須向機構追繳補助的經費，以及減扣機構補助；對於違反倫理的案件，可以接受具名或匿名檢舉，匿名檢舉者應提供機構足以受理調查之客觀證據，且在查證屬實之後必須公布檢舉人姓名。

6. 各校須強化研究倫理教育，將倫理教育融入專業課程中，但避免研究倫理課程淪為商品化的形式計點制度。

如果科技部、教育部無法扮演把關的角色，建立一套嚴謹的國家科技發展政策以及資源分配的模式，同時對於研究成果建立有效的考評機制，預料上完倫理課程的博士後在龐大的論文量產壓力下，仍可能被迫造假；而在掛名制度中獲得績效獎勵的主持人仍會持續不斷地以身試法，繼續拿取高額研究經費進行不負責任的研究。對於分配科研經費的科技部、持有巨額研究經費的計畫主持人，無法迴避公共課責，否則國家花大錢支持研究不但未帶來台灣全民的福祉，反而換來國際學術污名。

在與母親的閒談中我發現不倫理研究最大的風險，應該是失去民眾對於政府以及專家學者的信任。

註解

[1] 鄭語謙，〈科技部：論文造假事件 古今中外都有〉，《聯合報》，2016年11月16日。

[2] 陳至中，〈博士沒頭路 立委盼別獨厚生技〉，《中央社》2012年10月22日。

[3] 科技部生卸科學研究發展司，個別型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作業。

[4] 戴伯芬，〈學術通膨：一篇論文可有多少作者〉，《蘋果日報》2016年12月17日。

[5] 監察院， 101教正00005，審議日期2012年3月15日，頁7。

[6] 科技部，台會綜二字第1010030204號 函，101年5月14日。

[7] 黃巧雯，〈論文造假頻傳 科技部擬修法追回經費〉，《中央通訊社》，2016年12月30日。

本文經巷仔口社會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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