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潑（黃奕瀠）

那班從北京開往延吉（延邊朝鮮自治州的一個城市）的高速火車，中午發車，一天只有這一班。火車轟鳴前行，坐在裡頭，我只覺得窗外的世界越來越寒冷。「從這裡開始就是關外了。」夜幕拉下之際，列車停進了一個車站，許久未動，我往窗外好奇張望，卻辨識不出個所以然，坐我對面的大叔邊啃食雞腳，邊向我解釋說，這一站是山海關，也就是「天下第一關」，火車通過山海關，就進入遼寧省了。

這是一個為了防禦外族入侵而修築的關隘，也是萬里長城的起點，朱元璋奪天下後建了山海關，但明朝的覆滅也是因吳三桂在這裡引清兵入關。這是一條劃分胡蠻的邊界線，這條線仍隱隱存在於現在中國人的心中，彷彿是中國地理的天然坐標，如同這位大叔不加思索說出的那個詞：「關外。」

我剛好閱讀著前一天在北京書店購買的《尋路中國》，一開頭就是作者何偉（Peter Hessler）開著吉普車，沿著長城駕駛的故事：「北方的草原是不設防的，而且在古代，這裡有許多遊牧民族，經常入侵他們不愛遷徙的鄰居。為了應對，中國人常常建城牆，這樣的防禦工事已知最早的歷史能追溯到西元前六五六年。」

古代中國的邊界並不明確，常因為戰爭或資源分配，讓邊界線產生進退，如今，這些邊防隘口不僅是地理分界，也攸關認同。我搭上火車前，先和幾個甘肅朋友在北京相聚，他們向我談起自己的故鄉時強調：「我們位在口內。」中國西北以星星峽為分界，甘肅是口內，過了星星峽的新疆，便被稱為口外——這類關防的概念，無非是種提醒，提醒自己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以及和「中國」間的距離。

在車站購買從北京到延吉的車票時，我好奇轉頭問詢問來自甘肅的朋友：「你知道這條鐵路的名字嗎？」他沒料到我會問這樣的問題，先是楞住，而後搖頭。我撇了撇嘴：「你們中國人都不必認識鐵路，為什麼我們得死背呢？」

為了聯考，我曾經耗費整個青春期背誦這些鐵路，它們以驕傲和屈辱構成軌道，架鋪在教科書中。它們像蟲子般在我腦子裡蠕動，填完試卷，便羽化成蝶，翩翩飛走，怎麼也記不得。我後來查資料，才記起這條直達圖們的長圖鐵路（長春到圖們）是日本「滿鮮鐵路直達」計畫中的重要一環，一九○五年起，日本積極打造一條朝鮮直達滿州長春的交通動脈，好連結兩個殖民地，圖們正是其隘口。鐵路往往是殖民者為了取得資源而鋪疊的軌跡，日本在朝鮮、台灣和遼東半島上築成一條一條的鐵路，「現代化」了這些舊中國的「化外之地」。

我搭乘的這班列車被命名為K215號，從北京到延吉，路程要耗費整整一天一夜。列車駛入吉林省後，日頭從天際線探出，此時方能細看窗外景致。北方冬色對我這種南國之人而言，顯得不可思議，我興奮得幾乎要趴上車窗好細磨雪國線條。不同於日本歐美，中國東北的農村別有特色，頂著直筒煙囪、貼著鮮紅春聯的屋舍在雪堆中浮列，春節的氣氛讓這陌生的景致得以漾著少許親切。

即使白雪覆蓋田園，卻仍看得出農地排列井然。「這套鐵路沿線的水田，都是朝鮮族世居之地。」臨行前我去拜訪一位朝鮮族教授，他對我解釋了這個族群的歷史。老教授個性直接豪爽，很有北方民族的氣魄，但他卻切切叮嚀，別將他的學校和名字說出來。類似這樣的叮嚀，都會提醒我正處在一個不同的世界——國家始終管控著某些領域，而像老教授這樣走過半世紀政治動盪的中國知識分子，儘管故事滿囊，卻更小心翼翼。

他是生活在中國歷史邊緣的那群人之一，生在延邊，但祖居朝鮮（北韓），如果用「關」來衡量，這裡比「關外」還更「關外」。因生活困苦，他的父親在一九三○年代來到東北——那時叫滿洲國——的一家輾米廠工作，從此再也沒有回去。像這樣由朝鮮到東北的經濟移民並不少，甚至遠在十九世紀末，朝鮮半島發生饑荒時，便有不少朝鮮人來到毫無人煙的北大荒開墾；當然，更遠之前，高句麗王國的勢力也曾覆蓋在這片黑土地上。日本殖民朝鮮後，又有一批人為了尋找生活出路，渡過鴨綠江和圖們江逃到中國東北，其中也有少數人是因從事朝鮮獨立運動而逃難至此，如金日成。總而言之，這些後來在中國生根的朝鮮人，便是今日的「中國朝鮮族」。

「還有一批移民是日本占領東北後，強行帶來的朝鮮移民。殖民者發給他們一個村一個村的黑土地和水田，讓他們開墾。」老教授說，因為朝鮮是日本殖民地，所以日本人將最好的土地都分給朝鮮人，並將漢人趕到比較貧瘠的土地，他們只能種種高粱和大米。那時候的東北，日本人是最高級，朝鮮人次之，而後是滿人，漢人最低等，「所以從小我就覺得漢人怨恨我們，我們總被罵高麗棒子。」

移民，多半帶著些許不得已和苦衷，若是捲入權力或階級結構內，多半也會被貼上負面的標籤。面對不同於自己國籍、族群、文化、社會的「侵入者」，原本住民或許擔憂資源被掠奪、或者擔心血統受影響，或生存空間被剝奪，因此負面的貶抑始終存在，這正是高麗棒子一詞的社會根源。不論拉丁美洲、非洲後裔在歐美，或是東南亞配偶、移民在台灣，都有同樣的情況。

在台灣，移民強弱和先來後到並不太有直接關連。就和在東北的朝鮮人擁有最肥沃土地一般，漢人也將原住民驅趕到山林，奪取良田，只是，把握話語權的也是漢人，因而胼手胝足開墾荒地在台灣是美談而非掠奪。一九四九年後，權力者帶來了一批新的移民，權力者掌握了話語權，先到的移民反被壓制，心有不甘，埋藏在台灣社會之內的族群衝突，總像是一條不知何時燃燒的引線。理解他處移民的社會脈絡，亦能藉此省思台灣。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又有一批韓國人移居中國，只是他們走得更遠，從北京到青島，多有韓國移民，甚至都可以生成一個韓國城。朝鮮族老教授所居住的「望京」，就是北京城裡的「小韓國」。

二○○七年中秋假期，我初訪北京時，對北京的第一個印象便是「韓國無處不在」。整個機場裡到處皆是韓國旅客，被韓語包圍的我，差點以為飛錯城市。從機場到市區的路上，正好經過望京，友人指著一排排高樓建築說：「這裡是韓國城，住的是韓國移民。」

同年發布的統計也指出，望京有三千戶韓國人，幾乎成為一個「城中之城」。根據韓國媒體報導，該年在北京的韓僑就有十萬人，在華韓僑共有三十到四十萬人，預估可望破百萬。即使後來因為金融海嘯的衝擊，許多在北京經商、居住的韓國人離開，但「北京城裡的韓國」仍顯而易見，不只在望京，還有其他地方也有韓國移民聚落。

二次大戰後，大批朝鮮人回到朝鮮半島，而留下來的朝鮮人在中共和朝鮮（北韓）政府商議下，毫無選擇地被編入中國籍，成為「中國人」。一九五○年代，這些朝鮮人成為中國五十六個少數民族之一。「我們是這些少數民族中，唯一擁有自己國家的一支。」老教授的這個觀點並不準確，中國境內的哈薩克族，其實也是哈薩克人，生活在邊界的民族，在現代民族國家的切割下，都變成了跨境民族。

也正是如此，中國在教科書中扭曲韓國的歷史，任意抹去韓國的歷史起源，讓韓國人憤怒，「只因為高句麗王國部分領土今日是劃入中國國境的」。中國人甚至常捏造謠言說韓國人將中國文化解釋成自己的。因為歷史和地理都太靠近，糾葛不斷，中韓情結時總在移民間蠢蠢欲動。

正因如此，在上個世紀中國的各種政治運動當中，朝鮮人最受「民族整風」所害。為了樹立正確的祖國觀，民族分子當時屢屢出來批鬥朝鮮族人。「有些老人家怎麼樣都不願承認中國是祖國，被整得很厲害。」老教授說，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和北韓關係緊張，朝鮮族人也被捲進紛爭，總以「懷疑是特務」為由，被揪出來批鬥。「到現在，遇到祖國認同問題，還是很敏感。」提到這一點，老教授也憤憤不平，儘管他有著「中國朝鮮族」的身分，大半輩子都被強迫融入「中華民族」中，但仍清楚自己「半島人」的根源。

然而，年輕一代的朝鮮族人似乎超越了這種身分困惑：教授的兒子生活在北京，不像生活在東北的朝鮮人能上朝語學校，而是和漢人一起學習，母語幾乎不能說之外，更認定自己是個「中國人」。「我和他看球賽，要是中國對上韓國，我還是會幫韓國隊加油，而他卻是熱情地支持中國隊，真是氣死我了。」老教授微微苦笑，但也無可奈何。

列車平穩地駛在松花江平原上，天色已經大亮，太陽將光發散到藍天和雪地，折射入車窗，更顯刺目，扎得我不得賴床，只好起身梳洗，車上的人大多已經起身，開始吃早餐，我也迷迷糊糊啃著準備好的蘋果。

坐在我對面舖位的老奶奶招手呼喚我分享她的食物。她是朝鮮族，夫家姓崔，漢語不夠流暢，但還是可以交談，我們便坐在床邊，邊啃著蘋果嗑著瓜子邊聊天。她得知我是台灣人，而且隻身到延邊，深感好奇，頻頻詢問台灣的工資和生活水平。但類似「大米一斤多少錢」的問題，對我這種「不知民間疾苦」的都會女性來說仍然有些難度。我囁嚅地笑著，心想：「她會不會懷疑我是否真的來自台灣？」

她的故事大多圍在孩子身上。老教授曾經告訴我，朝鮮人是哪裡有機會就往哪裡去的民族，崔家人便是這樣的典型：崔奶奶的三個小孩四散在外做工，女兒在中國的南方，小兒子在海南島，大兒子則在韓國，孫侄輩甚至有到日本和法國的。前段時間，她帶孫子到南方去探視兒子，此時正在歸程中。

不知道觸動了哪個點，崔奶奶突然聊到文化大革命對她家人的傷害，面帶哀傷：「我哥哥在文革後死掉了。」她的哥哥是當地村子裡最聰明的人，精通五種語言，原在學校裡教俄文，在文革期間被認為是朝鮮特務，只好躲藏在長白山上直到文革結束，「我哥哥本來那時候要結婚的，卻被批鬥，讓他結不了婚。躲在山上的日子太苦了，傷到身體，下山後，結婚沒幾年，就去世了。」

或許聊到家人讓她深有感觸，也或許是朝鮮族人特有的熱情，崔奶奶見我大過年一人在外，便邀請我到她家裡吃飯。此時，火車正好抵達延吉，我們跟在同樣拎著大包小包行李的乘客後頭下車，月台上已滿滿都是人，走出月台，只有一個清冷寬闊的停車場占滿視線，我忍不住吸了一大口空氣，鼻腔到肺部充斥著清洌乾冷，若非眼前車少樓低，我的南方體質實在感覺不到這裡和北京的差別。

等待許久的崔爺爺在火車站外候著，才看到我們便一個箭步上前，為祖孫兩人拎起行李，帶我們到車站旁的小餐館吃飯。狗肉是朝鮮人喜歡的食物，崔奶奶到南方太久，難免想念，於是崔爺爺大方的為大家都點了燒酒和狗肉，我卻堅持點豆腐鍋。他們以為我客氣，連忙勸說我改變主意，而我只能以不喜吃肉來婉拒。儘管我愛狗，但也知道要尊重不同文化的飲食習慣，不該做出道德評斷，更不想讓對方不舒服，於是暗下決心，在這趟旅程中，不當肉食主義者。

崔奶奶一臉疑惑，有些苦惱：「這樣營養夠嗎？」我直說夠夠夠，指著鍋裡的豆腐：「這有非常充足的蛋白質，和肉一樣。」

「不喜歡吃肉，那代表可以吃肉嗎？」崔爺爺和崔奶奶漢語都不太好，很多話都必須重新確認，他們不太確定我到底能不能吃肉，「我們的晚餐是雞肉，你可以吃一點嗎？」原來這對老夫婦苦惱的是如何為客人準備好料理，我如果不吃肉，恐怕他們得重新準備食材，於是我說：「可以，我可以吃一點雞肉。」

有一時半刻，我心裡還擔憂崔家的晚餐會以狗肉招待我這位貴客，聽到是雞肉，不免鬆了口氣。不料，崔奶奶一邊哄著孫子吃飯，一邊朝我叨唸：「狗肉很好啊，怎麼不吃呢？」本想大展狗肉料理身手的她，恐怕帶點遺憾。

這個年節，是崔家的大兒子離家三年後首次返家。「朝鮮族的特色就是會離家打拚。」崔大哥在首爾作焊接工，倚在餐桌邊，他喝了一口啤酒後說，延邊這塊地區的人都是如此，紛紛往外掙錢，即便是崔家的一家之主崔爺爺，過年後也要到韓國打工賺錢。崔爺爺原是個朝語老師，已經退休，是該安享晚福之年，但聽到我們聊這件事後，也中氣十足的答腔：「我要去採番茄。」

「你們是蔣介石帶去台灣的嗎？」崔爺爺突然好奇我的背景，我搖搖頭說，我的祖先可能是在三百年前因為生活困難才從大陸到台灣的。崔爺爺點頭表示了解，他的祖父也因生活困難，從朝鮮遷移到中國東北，這家族在這兒也已有九十年。

「那時候很苦很苦喔。」漢語不流利的崔爺爺原本聽不大懂我的話，當我們談到「第幾代」時，他突然躍起，搬出自己的族譜給我看，透過老花眼鏡，我依然感受得到他目光中的興奮：「我已經是第十八代啦。」他一邊翻閱，一邊說，他的家族裡曾有個大將軍，其雕像仍樹立在朝鮮。

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強調正統和根基的朝鮮人將家譜看得很重，沒有家譜的家族會被視為沒有根。移民到中國，成為「中國人」後，朝鮮族人更只能藉著家譜講述自己來自朝鮮半島的根源。

好奇的孫子一直想要搶看這本族譜，我擔心他破壞了這個寶貝，連忙阻止娃兒的頑皮，疼愛孫子的崔爺爺突然以朝鮮語咕嚕咕嚕一陣，娃兒笑逐顏開，對我說：「這以後是我的。」我這才知，這個孩子是長孫也是唯一的孫子，這本族譜將來會傳給他。

吃飯的時候，崔大哥隨意轉了轉電視，螢幕上出現韓國古裝連續劇，我問他們：「你們學韓國歷史嗎？」崔大哥大笑：「怎麼可能會學？」小娃兒聽了我們的話，迅速轉台，他喜歡看韓國電視台的華語頻道——螢幕裡都是卡通節目，配上中文發音，卻是韓語字幕。

後來我發覺，在這個朝鮮族自治區，幾乎每個朝鮮族家庭都安裝小耳朵看韓國電視節目。崔大哥告訴我，裝小耳朵是違法的，政府不給裝，但他們還是會這麼做，政府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

或許因為接受韓國資訊，他們的國際認知和一般中國人不同。在崔家人心中，兩岸關係如同南北韓，和他們談及台灣時，他們都認可台灣有自己的政權，也認為它不屬於中國，總感嘆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台灣沒有自己的國際位置，對台灣很是同情。

在我多次旅行中，這是少有的經驗。

圖們江 Tumen River Winter

Farm

圖們江，對岸是北韓

隔天，我來到圖們。這是中朝俄三國交界處——這裡隔著圖們江和朝鮮、俄羅斯相望，友誼大橋連結著中韓，只要跨過橋，就可到北韓，三十三萬人口中有五成五是朝鮮族人。崔奶奶的老家就在這裡，她年輕的時候曾經到海參威、西伯利亞賣過衣服。

從延吉搭公車到這個邊界之地，不到一個小時車程，但圖們的氣氛和延吉已經大不相同，因為空曠冷清，路上多處污水成冰，無人整理，整個城市顯得髒髒的。這裡的住房仍保有朝鮮特色，但在一些特意規劃出來的住宅區中，則修築了不少嶄新的樓房，和破舊的磚屋對比成趣。

濃重的邊界特色透過圖們江口岸的那些「邊防」、「祖國」等字眼彰顯出來，這些編織而成的標語成列出現，不時提醒人們，這裡的身分和界線十分脆弱，別因疏忽而踰矩，甚至崩裂。但身分是身分，消費是消費，北韓的硬幣、郵票、食物甚至來自俄羅斯的商品都在市場上熱鬧展示著；觀光客如果有興趣，甚至可以申請「步行」到北韓「兩個小時」。

圖們江上已經結冰，很多人在冰雪中玩樂，音樂四起，也有些人拿著望遠鏡探望北韓，我懷疑：這邊震天作響的流行音樂，難道不會誘惑邊界的北韓士兵往這邊走來？

中國和北韓之間有長達八百五十英哩的邊界，起源於長白山（朝鮮稱為白頭山）的鴨綠江和圖們江，是兩國的天然國界，前者往南注入黃海，後者往北流入日本海。與鴨綠江相比，圖們江水流平緩而狹窄，容易泳渡。

據說，有許多想辦法脫逃的朝鮮人，逃開那個每到黑夜便沒有一點光、衛星無法攝下的國家，在中國結婚、生活。這個邊境之地，甚至已經出現了一個逃難網絡。根據估計，自一九九○年代朝鮮發生大饑荒一直到二○一○年為止，已經有約三十萬來到中國的「脫北者」，其中大部分是女性，藉著嫁到中國農村取得生存。

人可以偷渡，物品也可以走私，許多韓國盜版影碟也從中朝邊界運到對岸，成為朝鮮人少有的觀望世界的窗口和難得的娛樂，這個地區也形成一種地下經濟體。這裡的邊防似乎比我們想像的鬆一些，不過，許多令人驚駭的故事還是掛在當地人的嘴邊——在北韓政府要求下，中國警方時常進行捕捉與掃蕩行動，有時可網羅上百名逃脫者，並遣返回極權主義的朝鮮。在邊防交人時，北韓軍人會將鐵絲硬生生穿過偷渡者的肩頰、手臂或肉體，將他們一個一個串在一起，而後像趕牲畜一般，帶回北韓，送入嚴酷的勞改營或遭判死刑。因此，一些人權團體時常對中國官方遣返脫北者表示抗議。

在北京計畫這趟東北之旅時，我曾和朋友們開起玩笑：「或許我可以試著到北韓一遊。」不料朋友們都板起了臉孔，直說不可能，他們不以為然地告誡我不要以為自己是外國人，就將跨越邊界想得如此美好，「因為，朝鮮政府是瘋子。」

相關書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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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潑（黃奕瀠）

為什麼我們能如數家珍地說出西方的文化點滴，卻不熟悉時時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東亞文化？ 越南、柬埔寨、寮國、緬甸、泰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這些離台灣這麼靠近的國家，我們為什麼卻感到陌生？我們有多少成見，使得我們不願意甚至迴避於認識這些地方？而只把他們歸為｢外籍」或｢陌生」的一類，這些邊界是誰畫出來的？

從事媒體工作，具有人類學背景的阿潑，效法人類學家的精神，到東亞各國旅行時不忘田野調查，尋找邊界如何具體而微地作用在不同國族的人群之中；而阿潑也以與當地人同桌吃飯為目標，在深刻交流的過程中，發現了東亞並非想像中陌生，台灣和他們也同樣有著因邊界而造成的憂鬱情景，而他們和台灣之間有各式各樣的關係。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