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星蛇神的故事，是我每學期文化人類學課程的第二個開場。我喜歡以這個故事作為開場，然後從文化人類學與哲學的角度加工闡述，推進一步來談現代社會的文化鍊成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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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人類學家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裡，值星蛇神的故事記載如下：

在那個慵懶陽光的午後，我聽著一位不識字但思路刁鑽的老農婦述說關於值星蛇神在爪哇傳統信仰中扮演的角色。故事的絕大部分是一些交織在日常現實與巫蠱祭祀的回憶，例如關於忽略值星蛇神時，會發生哪些可怕事件：座車翻覆、身現腫瘤、姻緣散盡等等。

聽完她這些冗長、複雜的描述後，操持西方現代理性的我故意問老婦：「那條日値蛇到底長什麼樣子，要如何才能碰見？」老太婆回答：「別那麼白痴好不好，你不可能看得到禮拜二，對吧。」

人類學家紀爾茲的故意發問，爪哇信仰老農婦的技術性回答，兩者構成了一個有趣的問答。一來一回的問答本身，有趣而刁鑽的揭開兩個文明的文化設定問題。在西方現代性這邊，巫蠱信仰鐵定是迷信的，因為在經驗上的無可感知，看不見就代表不存在。但在前現代信仰的老農婦刁鑽的回應中，那個伶牙俐齒的老婦人用簡單而深刻的方式翻轉了現代性社會的實證前提：「你不可能看得到禮拜二，對吧。」星期二，看不見、摸不著，但存在。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小王子如是說，老農婦如是說，並且更加堅決、更加理智、並且強悍。

老農婦的機智回應，讓人類學家紀爾茲意識到所謂的看見（see），不僅僅只是一種物理感官的經驗。

在許多時候，我們所謂的看見，也是一種文化上的意義經驗。正如同我們在不同生活場域的情境經驗中，一個人唯有開始理解（understand），他才開始看見一個場域經驗要向他開啟的事物。只有一個開始理解、開始看見的人，才能說我明白（I see）。

從這裡出發，我們可以舉出許多生活世界中看不見卻不代表不存在的事物，例如時間、正義、自由、愛等種種概念，原則上也都是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存在，但這些存在，卻構成我們日常生活信念以及一切行動實踐的基石。我們測量時間，但我們看不見時間自身，我們實際上是設定時間的存在；在政治與倫理行動中我們談論正義，但正義自身卻不是感官所能觸及的存在，我們實際上是預設正義的存在。這裡，事關重要的，是關於存在設定的問題。也從這裡穿出去，我們必須從紀爾茲的文化人類學進一步溯源到他的理論源頭。

紀爾茲的人類學手法，又叫詮釋性人類學，而詮釋性人類學擅長的拿手好戲就是穿梭在不同的文化結界，藉以重新反思、重新提煉觀看我們生活世界的不同角度。一個世界，多元視角，這些多元視角如何透過經驗分析而清楚的擺在我們理智得以重新思索的檯面上，是詮釋性人類學的看家本領。而從理論源頭來看。詮釋性人類學的思想彈藥，根源來自德國哲學大師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的哲學思想。

海德格哲學，是當代人文思想革命的重要源頭，在上個世紀許多的思想浪潮，無論從學術界內部的現象學思潮與詮釋學轉向，或是在社會上引發關注的存在主義和後現代思想都與他有關。然而有趣的是，這位具有廣泛思想影響力的哲學家，用了一輩子的時間只思索一個簡單概念：「存在」（Sein; Being）。

什麼是存在？事物符合什麼原則條件，我們會肯定它的存在，而過了什麼樣的條件限度，我們會說那是不存在的，這是海德格用盡了一生時間思考的問題。海德格對於這個哲學問題的思考，只為我們點明一個簡單的判斷法則，判斷存在與否的關鍵重點在於情境（situation）。

關於上述原則，以下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說明。

假想我們一道造訪一個屋子，我是一個房屋仲介，而你是一個正要添置房產的買家，我想我會跟你聊聊關於這棟房子的屋齡、地段、相關預期的商機和未來增值的可能。屋齡、地段、商機，都是這個情境下必須認真以對的實在；然而，讓我們在另一種情境中變換我們對於這棟建築物的存在設定，假想我是一個教授現代美學或力學的老師，而你是學生，在我們的課程中關於這棟建築物的談論，我可能跟你談談這棟建築的建築風格究竟屬於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的美學，也可能跟你談談關於這棟建築物的力學結構。

在這樣的情境中，一個在我課堂上舉手發問關於這個屋子屋齡、地段、商機的學生是不合時宜的，因為在這個情境的基本設定中，屋齡、地段、商機是該被隱去而忽略不計的存在，而美學和力學才是被設定要嚴肅以對的實在（real）。

當我們從這個舉例回到海德格思考的存在問題，什麼是存在的問題，答案端賴我們處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中。原因無它，作為一個生活實踐的行動者，我們是情境下的行動者，唯有一個行動情境展開，我們走入其中，我們才通過理解、看見存在。

將存在和情境看作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看似只是一個簡單的觀點、一個平凡無奇的常識。然而在很多的時候，決定那些思想論戰勝負的關鍵，就只是一個簡單然而深刻的突破。往往一點點思想上的轉彎，卻可以為我們掃蕩許多現代社會的迷思。比方說，在現代世界的社會運作中，我們過於推崇數據和計算的結果，從科學研發到商業市場，甚至到了教育政策，都走到了一種對於計算走火入魔的境地。正因為數據化的計算給出了一種客觀中立的表象，因此統計容易無限上綱成為我們裁決一切的標準，而遺忘了在不同的情境中，很多時候這些計量化的行為，並不適宜作為主導某些場域實踐的恰當條件。

從文化人類學或哲學的角度看，這種計量化的科學外表在許多時候反而成了一種意識形態，而從社會實踐的角度看，這種計量化的科學外表有時甚至成了一種騙術，而騙術之所以成立，是因為計算原則成了我們這時代最盲目的迷信。

有了上述意識形態的現代社會，自然會有很多東西像鬼遮眼般的視而不見。我們看不到自然，我們只看到自然作為資源，我們也看不到人，我們只看到人作為人力資源。我們更看不到文化，我們只看得到產業，美其名為文化產業，其實重點劃線劃在產業那兩個字。我們可能也看不到教育，我們看得到的是高等教育在衡量會計成本後的取捨，人文教育出局。最後，我想一些關心政治發展的朋友，還會為我們上述的說法補上超冰冷的一槍，我們也看不到政治，只看得到政治盤算，在政治盤算中，選票和利益的計算才是理所當然。

然而這種看不見，在現代計算的意識形態中都是再客觀不過、再合理不過的事情。因為我們現代理性就是計算型的理性，這是現代社會的鍊成陣，一個充滿計算並且徒留下計算之外一無所剩的文化結界。

計算，是一種狹隘的理性，可悲的是，數據成為我們一切行動的理據（reason）。當人們不再看見，這時候我們就來到一個世紀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rx Weber）預言的世界，一個鐵籠（lron cage）時代的到來。

一開始只是關於一條蛇的故事，一個關於值星蛇神的故事，最終被我口沫橫飛說成了好多文化魯蛇（loser）失落（lose）的故事，課上到這裡，我也總是意識到自己身為人師如此缺乏溫度的不應該。不過，我說過文化人類學是一門殘酷的學問，因為文化人類學裡有太多的故事並沒有五月天的陽光，更多的都是不可挽回的悲傷。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換，跟人生很像，在轉換的過程中，社會前進的動力常常來自義無反顧的遺忘。

我覺得文化人類學和哲學能做的，是提醒你任何理所當然的事情，其實都不是理所當然的客觀。所以文化人類學和哲學常常不小心走回頭路，作了一些形上學問題的思考。這裡所謂的形上學思考，是回歸到形上學問題最基本的動作，也就是用後設的方式（meta-）的重新考察我們行動情境的前提設定。因為我們如果不做這個回頭檢視我們文化前提的動作，有很多重要的事物就不會被看見。

每次課上到這裡，我的學生還是會很白癡的問我那老師你看得見值星蛇神嗎？我的老天，我當然看不見啊！因為我不在爪哇文化的行動情境中嘛！但如果你問知不知道禮拜二的存在，我可以百分百肯定的告訴你，我不但知道，而且你最好也知道，每週二的下午誰都別想挑戰我的底線翹課，因為我會點名，我會讓你知道現代理性的計算法則多狠多厲害。

►文化人類學第三課：從新幾內亞的馬鈴薯，思考社會的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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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