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密蘇里州佛格森市，在手無寸鐵的黑人青年布朗（Michael Brown）被白人警察射殺後，種族裂痕再度浮上檯面，不滿的群眾包圍並火燒警局，為時已近兩周。無獨有偶，荷蘭政治中心海牙（Den Haag）附近郊區、名稱意境幽美的「畫家區」（Schilderswijk）近日也出現暴動。海牙的示威動亂起因和種族雖無關，但種族仍是隱藏在底下的根源。

海牙的畫家區氣氛並沒有其名稱那樣靜好；相對的，該區長期面臨發展停滯、犯罪和各種滋擾，而九成以上的外籍移民讓這區看起來「很不荷蘭」。除了畫家區外，數百公尺內的德蘭士瓦區（Transvaalkwartier）情況如出一轍，荷蘭媒體將這類區域稱為「問題區」。

近日在國際間引起軒然大波的「伊斯蘭國」（IS），得到西方國家許多穆斯林的支持，包括居住在海牙畫家區的中東裔青年。這引起荷蘭當地極右團體「祖國前進」（Pro Patria）與「荷蘭人民聯盟」（NVU）的不滿，於是進入畫家區和德蘭士瓦區遊街示威，結果引發中東裔青年的反制，衝突一發不可收拾。

去年夏天，瑞典斯德哥爾摩北邊郊區胡斯比（Husby）和巴黎郊區特拉普（Trappes）也出現過種族相關的暴動。胡斯比的暴動起因是一名69歲葡萄牙裔居民在自宅揮舞菜刀，警方上前處理時卻將其射死；特拉普騷亂則是肇因於一名穆斯林女子身披全罩面紗走在路上，員警上前盤查時女子不願出示身分證件，員警只好將其帶往警局，引發穆斯林青少年抗議。

上述幾個暴動示威，原因雖各有不同，但大抵來說都和民眾對政府與警察處理不滿有關，而海牙暴動過程媒體披露的內幕更可見一斑。

畫家區發生暴動時，隸屬自由民主人民黨（VVD）的市長范阿爾岑（Jozias van Aartsen）正在國外度假。他起初並不願意馬上返國坐鎮，後來總算不太甘願地回到市府，但他坐鎮市府後唯一的對策就是禁發當地任何抗議或遊行許可。這個作法顯然無法效遏阻事態擴大，更引起海牙市議員的質疑。

Photo Credit: Walter Watzpatzkowski CC BY 2.0

荷蘭海牙畫家區｜Photo Credit: Walter Watzpatzkowski CC BY 2.0

一位不具名議員受訪時則將暴動歸咎於前朝遺毒：「勞工黨（PvdA）才是長期雄踞海牙的最大黨，我們都以為他們對安撫移民很有一套，但事情已經鬧了好一陣子了，勞工黨似乎沒想像中那麼在行。」荷蘭極右派政黨自由黨（PVV）黨魁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也沒放過這個機會，直言「問題區的暴動說明了一件事，那就是這些地方都屬於IS的領土啦。」種族問題隨著媒體的捕風捉影而失焦，演變成政壇嘴砲大亂鬥。

事實上，海牙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其他類似的種族衝突。2012年12月，海牙HS火車站也發生過非裔青年Rishi疑似攜械並做出暴力行為，警方獲報至現場鳴槍示警卻不幸將其射死，事後並未在Rishi身上找到武器。他的死讓許多海牙人上街包圍警署，控訴警察矯枉過正。而畫家區的衝突更是多不勝數，連鄰里聯歡會結束後都會發生騷亂，進而登上全國新聞。

而第一線處理的警察，也常面對兩難。荷蘭也有中東裔警察，但在中東裔族群發生騷亂時，這些中東裔警察執法卻感到窒礙難行。「因為他們會被騷亂者當作叛徒。」一位畫家區居民這麼表示。在黑人青年布朗被殺後，佛格森市警長傑克遜（Thomas Jackson）面對暴動，表示希望美國司法部介入，以便徹查並修復當地種族關係，但也無奈地說：「不幸的是，種族問題已經浮出表面」。

為何新聞中的受害者與暴動的主角，總是非裔或中東裔移民青年？為何這些事件最後都演變成執政當局最不希望看到的種族事件？密蘇里州的佛格森市、海牙的畫家區和德蘭士瓦區、斯德哥爾摩的胡斯比和法國的特拉普都是移民或難民群聚的地方；而斯德哥爾摩西南方30公里處的南泰利耶（Södertälje），更因群聚的伊拉克和敘利亞移民而得到「小亞述」的別稱，警方列出當地有20處「公務員必穿防彈背心或由警方陪同才能進入執勤」的區域，其中竟有四處是當地的敘利亞政客Metin Ataseven的名下土地。這些城市為何總是問題叢生？

問題的癥結點，大抵都是這些區域的居民覺得自己沒有被社會大眾接納、融入，心中產生了次等公民的感受，進而時時想抗議當局的顢頇，然後團結起來一致排外。那麼，該如何讓一個國家、一個城市裡面沒有次等公民呢？

暴動伊始，常由年輕人不滿警方介入而引爆，這並不太意外。但這些年輕人通常無業、也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個社會，認為自己被當次等公民，自然也將警察視為敵人。時常發生騷亂的區域，很多巡警都是由外地調派，讓該區與社會隔離的現象更顯嚴重。

不過，問題的根源不是警察。海牙政壇內一名不具名知情人士表示，海牙這些「問題區」都要怪勞工黨長久以來占著茅坑不拉屎。雖然荷蘭中央政府花很多經費在問題區上面，但經費大多只夠支應短期計劃，如所謂的「職業治療」（bezigheidstherapie）計劃（即就業輔導）等，但荷蘭中央政府與市政府從來沒有一個長期的方案。短期計劃結束後，原本失業的人還是失業。

荷蘭海牙畫家區｜Photo Credit: M.Minderhoud CC BY SA 3.0

隨著時間過去，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在「問題區」內長大了，他們的父母長期失業、自己也無事可做，當然也不覺得自己屬於這個社會，進入了無業、游手好閒、跟社會脫節、犯罪、被歧視與邊緣化的惡性循環。

讓這種現象更嚴重的因素還有許多，如當地語言能力不佳（學校同學大多也都是移民，聚在一起自然不會講當地語言，而是自己的母語；父母的當地語言能力也不佳）、對當地文化無法感到認同、因膚色外表而面臨歧視，還有社會上普遍對穆斯林的不安與恐懼感。這些因素加總起來，讓他們背負了「次等公民」原罪，社會一旦發生任何騷動、觸及這條敏感的神經，社會馬上一分為二：當地居民與移民，然後就是無情的對立。

政府當局與社會大眾的態度，更是不容忽視的要因。好比說，人權立國的瑞典，卻未規定移民入籍須通過語言或文化考試，反而異常積極地鼓勵移民在瑞典使用自己的母語。此外，瑞典政府每年仍持續接納大量難民，移民融入的問題只會更形嚴重。這樣的移民政策，已經被在野黨批評為執政黨用政策買票，好為未來選舉「創造」出足夠選票。

打開瑞典廣播，不時會聽到極力推崇外國文化的內容，灌輸閱聽人「外國文化就是酷，瑞典文化真乏味」的訊息；而瑞典更是詹代法則（Jantelagen）的信徒之一，全國上下瀰漫著一股「大家都一樣好」的氛圍，這樣政治正確但又詭異的壓抑情結，已讓一般瑞典人面對移民問題時，窘迫到幾乎無法說出「這裡是瑞典」了。

實際上，如果「大家都一樣好」的喊話有效，又何來「次等公民」之感？相反地，這樣的虛應故事正是造就次等公民的推手。大多數移民沒有融入的動力，更讓嘗試融入的移民感到挫折；一位住在斯德哥爾摩的台灣人曾這樣感嘆，自己再怎麼努力嘗試融入，「在當地人眼中和其他無所事事的移民幾乎沒有不同」。

荷蘭的情況也不遑多讓。七八十年代，荷蘭引進大量土耳其與摩洛哥移工、同時舉國信奉的「多元文化共同體」（multiculturele samenleving）觀念影響荷蘭社會至深。直到九十年代，荷蘭媒體報導移民犯罪時仍不會報出其族裔特徵；但到了二十一世紀，居高不下的移民犯罪率讓媒體不得不突破這個不能說的禁忌，開始報導是哪些族裔的人犯了哪些罪行，統計數字慢慢「透明化」，當初美好的多元文化共同體概念至此也形同泡影。

Photo Credit: Texas A&M University-Commerc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Photography CC BY 2.0

Photo Credit: Texas A&M University-Commerce Marketing Communications Photography CC BY 2.0

和媒體的「實事求是」相比，荷蘭政府卻沒有如此坦蕩；時至今日，仍沒有荷蘭官員代表政府當局公開承認多元文化共同體政策已全然失敗，更遑論通盤改進。政治正確的遮羞布，讓鴕鳥心態的當政者猶抱琵琶半遮面，不願大刀闊斧正視移民的根本性問題。

當支持砍頭組織的移民出現在自己的國家與城市裡，其危機程度自不待言。荷蘭網民將被斬首記者佛利（James Foley）的頭替換為范阿爾岑的頭，暗示當局再不做點什麼、只會「表示憂心」的話，恐怕直到自己人頭也落地才會放心。

今天的台灣，有沒有符合前述條件的次等公民呢？當我們在網路上笑稱桃園與台中火車站附近有如「東南亞租界」、抱怨總是成群的外籍移工，甚至認為台北車站聚滿慶祝開齋節的穆斯林移工「很不方便」、「有礙觀瞻」或「被外勞攻陷」，就已顯示台灣也面臨了移民與當地居民的矛盾情結。

無論出於何種歷史共業，移民問題都是政府和當地居民必須勇於正視的，而非草率端出「人人平等」，待事態嚴重再兩手一攤；或坐視社會中極右派崛起，讓其接管問題、撕裂種族融合的瘡疤。大家「心中的」次等公民，絕非一日之寒。

Photo Credit: zoetnet CC B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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