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怪罪早就放棄道德權威的翁山蘇姬,雖然沒錯,但也太過容易了。她顯然是一位毫無影響力的人物,歸咎於她,轉移了焦點,使得真正的壞人得以逃過譴責。
文:Richard Lloyd Parry《泰晤士報》
譯:觀念座標
世界受苦受難者,若要引起同情,讓抗議者上街頭、維和部隊抵達現場,需要特定的條件。雖然我們自我欺騙,以為同情與慈悲不分黨派立場,應該適用於全體人類。事實卻是,對某些人我們比較容易感到同情,其他人則不,沒有一定的道理。
有時我們同情心大發,是因為一張照片,例如1992年波士尼亞集中營裡骨瘦如柴的穆斯林、2015年敍利亞男孩被海浪沖上土耳其海灘的影像。有時是因為距離:歐洲演唱會被恐怖攻擊,總是會比在遙遠埃及教堂遭受攻擊,引發更多的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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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情心也往往與充滿魅力的人物有關,例如象徵整個受壓迫民族的納爾遜・曼德拉(Nelson Mandela)或是達賴喇嘛。缺乏這樣的代言人、又遠離西方世界,許多受苦受難的人很難使自己的聲音被聽見。這樣備受忽視的一個民族之一,是一個住在緬甸西部的民族,又稱羅興亞族。
當然,在過去四個月間,羅興亞族人苦難的能見度大大增加,前所未有。
去年(2017)八月,為了回應小規模羅興亞好戰人士的攻擊,緬甸軍隊開始大規模殺人放火、強暴婦女,數十萬人被迫逃到鄰國孟加拉。好幾個西方國家同意聯合國的看法,認為這是大規模的種族清洗;許多專家主張這已經等同種族屠殺。在幾週之內,緬甸的領袖翁山蘇姬,從備受尊敬的諾貝爾獎和平奬得主變成人人討厭的人物。
國際救援團體大量湧入孟加拉東南部,讀者們也回應《泰晤士報》的聖誕節請求,慷慨解囊,捐款給「邊緣兒童」組織(Children on Edge),使他們可以持續在難民營裡救人。
但是,憤怒與善意,都不能解決羅興亞族的問題,也不能被開脫西方過去的視而不見。
如果羅興亞族是白種的基督徒,不是深膚的穆斯林,事情就不會演變到今天這個地步。如果這發生在歐洲,不在亞洲偏遠的地區,北約的炸彈會在好幾週之前就從天空落下。當然,緬甸不是科索沃,也沒有可行的軍事解決方案。但除了趕快把救援物資、人員送到孟加拉外,世界的領袖還必須更進一步,想辦法解決使羅興亞人被迫流離的邪惡。
我們可以比較歐亞最近的難民危機。歐洲雖然廣大富庶,但一百多萬名、其中許多屬於敍利亞的難民在2015年湧入,仍然引發很大的問題。去年八月以來,七十萬名羅興亞人湧入孟加拉,但孟加拉本來就是世界人口最密集的國家之一,三分之一的國民人仍生活在貧窮線下。
敍利亞難民想逃離的是內戰帶來的後果,雖然軍隊與民兵組織對於他們的死活不在意,大體上還不是以他們為直接攻擊的目標(雖然有例外)。緬甸軍隊卻是直接殘害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在妻子面前殺死丈夫,在兒童面前強暴母親,甚至燒死嬰兒。
這樣慘絕人寰的場面,西方怪罪早就放棄道德權威的翁山蘇姬,雖然沒錯,但也太過容易了。她顯然是一位毫無影響力的人物,歸咎於她,轉移了焦點,使得真正的壞人得以逃過譴責。過去崇拜她的西方人,如鮑勃・格爾多夫(Bob Geldof)、波諾(Bono)對她的譴責,或者牛津市議會決定褫奪她的自由獎章,只不過是空洞的象徵性姿勢。我們的當務之急,是集中各國力量對付緬甸軍頭,以及目前仍然命令手下殺人的軍隊總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
西方國家必須努力推動對緬甸的武器禁運令。西方國家也必須峻拒任何把羅興亞人遣返回緬甸的計畫,除非緬甸允許由國際組成的獨立監察團隊全程參與視查。
西方國家還應該支持(對緬甸政府)危害人類罪、種族滅絕罪的積極調查,以準備未來在國際刑事法院提起公訴。他們也應該公諸於世,他們懷疑犯下此等罪行的人是誰,包括緬軍司令敏昂萊(Min Aung Hlaing)、甚至是翁山蘇姬本人。
目前,中國與俄國會在聯合國否決西方國家這樣的提案。然而柬埔寨與巴爾幹半島的前例顯示,只要有耐心與決心,即使是在政治情勢複雜的環境裡面,仍然可能伸張正義。這事非關抽象的公理原則:殺人迫害仍然在緬甸的若開邦發生。
我們有義務提醒在現場指揮軍隊的人,他們現在的決定,在將來一定會有後果報應。
西方還必須體認的是,對緬甸前任的軍政府解除長期的經濟制裁,是西方世界搞錯了,我們誤會了緬甸政府與翁山蘇姬。我們從前誤以為她是聖人,我們現在必須承認,她看起來更像一個默許種族屠殺發生的人物。
但除非我們有勇氣承認錯誤,否則我們也將成為他們的共犯。
文章來源:West must turn the screw on Burma’s junta(The Times)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