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書寫的蘇格拉底提醒我們，口語文化並不下於讀寫文化

文：安・特魯貝克（Anne Trubek）

書寫是好的、崇高的，是身為受過教育的公民的重要能力。這些說法對大多數的我們來說都是老生常談了。不過，古希臘最偉大的思想家蘇格拉底卻抱持相反意見。在柏拉圖以文字記錄下來的演講中，蘇格拉底曾激烈地論稱，書寫會削弱人們的才智、教養與創意。

他是這麼說的：「相信書寫文字益處良多的讀者，必定是頭腦太過簡單；被寫下的文字，只能提醒人們他們本來就知道的事情。」對蘇格拉底而言，精通口語而非書寫，才是知識的精髓。擁有健全、複雜的口語頭腦，能夠確保歷史受到保存：「如果人們去學習（書寫），就會將健忘植入他們的靈魂；因為他們會依賴寫下的東西，不再運用自身記憶力。」

蘇格拉底也擔憂書寫會妨礙複雜的思想。他說，唯有透過記憶，才能把概念內化到我們心中；而唯有透過口語說出那些概念，才能完整地發展它們。對蘇格拉底和許多希臘人而言，口說是知識和表達最為精細複雜的形式。

書寫的確減損了人類的記憶能力，變得難以在事後回想時記得並提出事實、想法和經驗。就像蘇格拉底所說的，事情會「離開他們的腦袋」。他指出，一段書寫文字無法像對話中的人們那般回應問題。他曾說：「假如你向一段書寫文字提出一個問題，它只會沉默不語。」書寫是停滯不前的，因為它並不會改變自己的想法。他主張，任何人都能對一段書寫為所欲為，因為書寫「沒有父母能夠保護（它）」。但在口語表達的文化，就不會出現偽造這種概念。

蘇格拉底的反書寫立場，提醒了我們書寫出現伴隨而來的失去。我們失去了身體、我們失去了手勢。若沒有科技，我們就失去了記得的能力，因為一枝筆就像一部電腦，就像科技。我們也失去了那些在口說時被插入、賦予個人風格的短句──「那些語言的片段」，例如「不是嗎？」或是「懂我的意思嗎？」。

蘇格拉底的話也提醒了我們，口語文化的高度發展並不下於讀寫文化。許多西方文明的偉大人物都從未或鮮少寫字。而我們對摩西、佛陀和耶穌所知的一切，皆是來自於他們的言論，而非寫作。耶穌被描述正在寫字的狀態僅只一次：那是在沙地上的字，他事後便抹去了，無人記錄其內容。﹝約翰福音（John）8:8﹞

不過，雖然口語文化同樣成熟，其卻和讀寫文化大相逕庭。「在口語文化中存續的思想，和『溝通』這件事密切相關。」換句話說，一個人若要深入且複雜地思考，就必須和另一個人對談。

因此，口語文化發展出錯綜而精細的方法記住思想，接著再向他人表達──這是已慣於讀寫的頭腦無法利用的思考方式。像蘇格拉底這樣隸屬於口語文化的成員，其擁有的記憶力遠遠超越讀寫文化的人。既然沒有人能夠「查閱」任何事，口語文化便發展出一套精密的記憶術（或稱記憶方法），並使用附加結構﹝而（and）⋯⋯而⋯⋯而﹞和列舉，來創造便於記憶的節奏。起初用口語傳述、而後才有書面紀錄的《創世紀》（Genesis），正是這樣的例子：

起初神創造天地。而地是空虛混沌，海面晦暗；而神的靈運行在水面上。而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便分隔光與暗。而祂稱光為晝，稱暗為夜；而有夜晚和早晨，便是一日。

「而」的頻繁使用讓結構容易被記住。另一種記憶的方法則是列舉：神說要有光，光是好的，光與暗分離，光成為晝，暗成為夜。

希臘人也發明了「記憶宮殿」這種記憶手法：講者在準備演說時，會想像一座他很熟悉的宮殿或其他建築結構。他會在心中「走」過宮殿的每一個房間，把一部分的演說和那個房間連結起來：門廳是引言，二樓陽台則是支持他論點的第五個理由。若是更長、更精細的演說，他會在心裡的每個房間放上一些物品，來標誌一個想法：例如，門廳的桌子代表了在引言時要額外提及的一個概念。

希臘演說者靠著記憶宮殿，就能講演數小時。據說，詩人西莫尼德斯（Simonides of Ceos）曾在一間後來被地震摧毀的屋子參加聚會。事後，他協助指認和重新找到每一位受害者，因為他記得在現場的每個人，以及他們各自的葬身之處。

雖然希臘人重視口說勝過書寫，且教育著重在口語修辭技巧，而非寫字的精確運動技巧，但諷刺的是，他們也發明了書寫歷史上最具革命性的技術──字母系統（alphabet）。在歷史上，這套極具效率的系統就只被發明這一次；且不論日後哪種語言，它都被叫作這個名字。

最早的字母系統大約在西元前十五世紀誕生，發明者是住在迦南（Canaan）的閃族人（Semite）；迦南地區為今天的以色列、黎巴嫩、約旦及地中海沿岸一帶。字母是一種以符號表示發音，而非音節或語素的書寫系統；每一個字母都代表一種發音。早期的腓尼基字母系統只表示子音，第一套涵蓋子音和母音的字母是由二十二個字母所組成的希臘系統，約於西元前七五○年發展成形；拉丁字母則源自希臘字母，並參照伊特拉斯坎字母（Etruscan）增修而成。

每一套字母系統的出現，都比先前的書寫系統來得更為簡潔：譬如，今天我們只有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但在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的發展階段中，都各自包含了數千個符號。除此之外，透過排列次序，也讓字母的記錄和列表更為容易。

我們並不知道實際上是誰發明了字母系統。根據希臘人的字母起源傳說，將字母帶給他們的人是腓尼基王子卡德摩斯（Cadmus）。無論「字母發明者」是否真有其人，字母是人類首次將口說分割成許多組成部分，並有意識地分析其構成要素，而它也是世界上用來表達口語發音最有效率的方法。

事實上，書寫在字母誕生之前便已存在於希臘，譬如西元前十五世紀的克里特島（Crete）：線形文字A和線形文字B（Linear A and B）是以楔形文字為基礎的書寫系統（線形文字A尚未被破譯），被希臘人用來記錄軍事和行政事務。但後來，由於某個目前未知的原因，書寫被擱置一旁。西元前十二至八世紀之間，希臘的書寫大幅消失，這段時期被稱為希臘「黑暗時代」。

儘管如此，那段時期他們的文學表現特別傑出，並以文化知識自豪。荷馬史詩便是在此時出現：當時每個受教育的希臘人都知道這部史詩。無人知曉荷馬是否為一個人名，它可能代表了一群吟遊詩人，或「荷馬」一字也可能只是長詩的略稱。不論何者為真，而儘管他們已知書寫，卻沒有人為後代寫下荷馬的詩歌。反之，他們朗誦那些詩歌，記住它們，然後再次朗誦它們。

當然，古希臘人最終仍讓書寫成為他們生活的一部分。為了取得書寫介面，希臘人向埃及人學習如何製作莎草紙；雖然希臘的莎草紙從未像埃及的那樣精緻，而希臘的卷軸也總是比埃及二十英尺長的卷軸來得短。事實上，希臘卷軸的尺寸和莎草紙的特性，部分影響了我們至今仍採用的文學形式與常規。

舉例來說，一部劇作的長度通常等同於一卷希臘卷軸的長度。《伊里亞德》（Iliad）與《奧德賽》（Odyssey）被寫下時，它們被分為幾「冊」，而這最初可能就是指一卷卷軸的長度。卷軸的開端被稱為「最初黏結之物」（protocol），這個字和序言（prologue）一字十分相近；而莎草紙上帶有自然水平線條的那一面（因此更容易在上頭寫字，就像天然的橫條紙）被稱為「正面」（recto），印刷工人至今仍沿用這個字。

希臘人會使用一種叫蘆筆管（calamus）的蘆葦筆做為書寫工具，是埃及蘆桿加硬加粗的改良版。抄寫員會用小刀削蘆葦筆，並把筆尖切開，讓墨流更為順暢。比起適合用刷繪寫下的象形文字，較尖細的筆尖用來書寫字母更加方便。而如同埃及人，希臘人也會用磨碎的碳黑（lampblack，物質不完全燃燒後所留下的殘餘物）、樹脂和水來製墨。一把削筆的小刀、一顆撫平莎草紙的輕石和一塊擦拭用的海綿，便是一套完整的希臘抄寫工具組。

古希臘人書寫時不留頁緣空白，字間也不留空格。字母被統一寫下，但沒有符號去標誌任何一個字、一句話或一個段落的結束，也不使用標點符號，因為多數希臘人在閱讀時都會依著口氣大聲唸出那些字；默讀和標點符號還要好幾個世紀後才會出現。

不同於我們今天仍保留其大量泥板的蘇美人，或把莎草紙帶進墓中的埃及人，古希臘人並未試圖為後代保存他們的書寫。以古希臘文寫成的原始莎草紙文件幾乎全數散佚，大部分的希臘文通信、官僚行政紀錄和原始的文學著作也盡皆丟失。不過，他們確實留下了不少書寫的證據，且多半是寫在更耐久的表面上，如石牆、陶器和寶石等等。當然，我們還是留有某些古希臘文的文本，因為它們被認為擁有足夠的重要性，而在日後被抄寫流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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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手寫時代：從寫字到打字，一部五千年的人類書寫文明史及未來》，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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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特魯貝克（Anne Trubek）
譯者：黃楷君

蘇格拉底認為，「書寫會讓人類靈魂變得慣於遺忘。」馬丁路德批評，「大量的印刷書會讓寫作失去標準。」在歷史上，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手寫」，其實並不都那麼的理所當然⋯⋯握筆寫字，似乎已是文明的重要象徵。書寫建構了人類歷史，是傳承知識的重要途徑；親手簽下自己的姓名，才能讓自己成為獨一無二的個體；而在數位打字漸成主流的現在，手寫更成為真實個人情感，以及優雅生活態度的一種展現。

然而。在通訊便利的打字時代，手寫似乎越來越不重要，學校也逐漸不再重視學童的書寫，簽名更只徒具形式。有許多人擔憂這樣的現象，認為手寫是人類固有的傳統技術，而手寫的消失更代表了文明的墮落。但安‧特魯貝克在這本書提出相反論證，她認為手寫並不是人類文明的固有技術，其衰落也只是人類通訊革命的下一階段而已。

作者從人類歷史最早誕生手寫的蘇美楔形文字開始談起，依序介紹手寫這門技術的誕生及發展。其中，她更點出各時代許多偉大哲人反對手寫的論點，帶領讀者反思：其實手寫的出現並非固有不變或理所當然，其只是漫長歷史中人類通訊形式的其中一種選擇。

隨著時代遞嬗，印刷術、打字機發明後，都一再地壓縮手寫的空間，也都引發各時代人群的擔憂跟質疑，如同現今的我們。但作者再次強調：手寫只是一種選擇，就像曾被淘汰的口說、肢體語言一樣，如今它們也沒有真正消失，反而在不同領域維持自身特色與地位，展現其無窮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