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自己族群的文字，滿洲人如何借用蒙文拼音符號發明滿文？

文：齊汝萱（國立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語言乘載著一個群體的文化，而文字則是語言的載體。注音符號於1912年制定，自1918年正式發布至今恰為百年；而以拉丁字母作為音標的羅馬拼音，則是自1965年頒布，又於1976年再次進行修訂。兩者在使用上皆有一定的時間，也在使用過程中，將缺失處進行修正，因此使用起來都有便捷之處。站在文化多樣性的立場上，文化的樣貌越多元，這個文化可以期待的可能性也就會越多。

中國歷史上的女真人，則充分體現這一點。

清朝滿洲先世出於女真，女真族於12世紀建立金朝，在建國之初，完顏阿骨打即命完顏希尹創製女真文字，於是，完顏希尹便以契丹文字為基礎，仿照漢文楷字，搭配女真語音，即是「女真大字」。其後，於金熙宗時又再創「女真小字」，但與女真大字的差異性很小，如今難以辨別。女真文字雖大致消亡於明朝，但其實早在金國被滅後，女真文即失去官方語言的地位，又因遼東地區受蒙古統治，民間在正式文書使用上，改用新的官方語言，即是蒙文。

在這樣的條件下，女真人雖說女真話，但寫字卻要用蒙文，等於要先「女真翻蒙古」才能把語意寫在紙上，非常不方便。

清太祖努爾哈齊崛起時，有感於沒有自己族群的文字，因而命當時擔任巴克什的噶蓋、額爾德尼等人創制滿文。過程中，努爾哈齊與額爾德尼有過一段有趣對話。努爾哈齊想以蒙古字編成國語（此處指滿文），額爾德尼和噶蓋說：「我們是因為學習蒙古字，才懂得蒙古字的音，但若要以我們自己的語音，編成我們自己的文字，實在很困難做到啊！」努爾哈齊反問：「為什麼你們會覺得以自己的言語編字困難，而覺得學習別人的簡單呢？」額爾德尼回答：「要用我們自己的言語編成文字當然好，但是翻編成句，太難了！我們做不到啊！」努爾哈齊就說：「將蒙古字母的『a』字下面接著『ma』字，不就成了『ama』了嗎？（音阿瑪，意即父親）；將蒙文字母的『e』字下面接著『me』字不就是『eme』了嗎？（音近額摸，意即母親）。我決定就這樣創字吧！你們來試著寫寫看。」

這種由老蒙文脫胎而成的初期滿文，字旁無圈點，僅是稍改變老蒙文的字母形體，在g、k、h等音上的寫法雷同，而無從辨別。因此，皇太極時即令巴克什達海將初期滿文在字旁加上圈、點，並且增設一些新的字母，使滿文的語音、形體更臻完善。

努爾哈齊時期創制的初期滿文即是老滿文，又稱「無圈點滿文」，而之後的皇太極時期創制的新滿文，即是清朝官方通用的「加圈點滿文」，在乾隆朝時期，將翻譯名詞與拼寫上大致完成規範。滿文這種拼音文字，由上而下，從左而右，簡單書寫也容易學習，因而更促進滿洲文化的發展。

人類的文化在發展過程中，有語言而不一定有文字，再者不同群體，發展出不同的文字型態，有些以形表意，有些以音表形。清朝發展出的滿文即是拼音文字的型態，每個字母皆表示不同的語音，易學、易懂不須另外以符號著記音標。而中文則是發展成表意文字，文字與音無甚關係，因此在學習過程中，往往需要拼音符號來協助學習；所以才會發展出不同的標音方式，注音符號與羅馬拼音皆是作為中文學習與拼音上的輔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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