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大眾民主」崛起，英國脫歐只是未來幾年全民公投狂潮的序曲

文：Mark Leonard（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主任）

英國投票脫離歐盟的衝擊還有待消化。但歐洲領導人必須做好準備迎接後果。事實上，英國退出也許只是未來幾年歐洲全民公投狂潮的序曲。

放眼歐洲，有47個反對黨正在擾動政壇。它們正在贏得對政治日程的控制，根據自己的利益來製定日程——並在此過程中贏得權力。在三分之一的歐盟成員國，這類政黨已躋身執政聯盟，它們的成功驅使主流政黨接受了它們的一些立場。

這些政黨根基各異，但有一點相同：它們都試圖顛覆幾十年來決定著歐洲的性質的外交政策共識。它們是疑歐派；它們唾棄北約；它們想關閉邊境並停止自由貿易。它們正在改變政壇面貌，用自身的激憤本土主義對抗它們所鄙夷的菁英的世界主義，以此取代傳統左右之爭。

這些政黨的選擇武器便是全民公投，通過全民公投，它們可以激發對它們所鍾愛的問題的群眾支持。據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數據，整個歐盟由18個國家存在32項全民公投要求。其中一些，如丹麥人民黨（People's Party），希望效仿英國榜樣舉行歐盟成員資格公決。也有一些希望退出歐元區，阻撓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夥伴關係（TTIP），或限制勞動力流動。

歐盟難民安置機制是一個特別巨大的分歧因素。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an）已經宣布將舉行全民公投來裁定配額方案。波蘭反對黨Kukiz '15正在為其自身的該問題全民公投徵集簽名。

通過直接民主將權力還給群眾也許是這些政黨最具革命性的計劃。事實上，這反映出人們理解最近幾年推動全球群眾反抗浪潮的不滿，在阿拉伯世界，這些反抗引發了真正的革命。同樣的反抗精神驅使（比如）西班牙人、希臘人和紐約人走上街頭——當然，要求有所不同——它正在助長對這些新全民公投以及提出公投的新興政黨的支持。

這是一場噩夢，不但對老牌政黨是如此，對民主治理也是如此。加州的全民公投經驗表明，公眾常常會支持互相矛盾的東西——比如降低稅收和增加福利項目；或環境保護和更加廉價的汽油。

但對歐盟來說，這一動態的挑戰性要顯著得多；事實上，這顛覆了歐盟的根基。畢竟，歐盟是代議制民主的終極表達。它是一個開明機構，將個體權利、少數群體保護和市場經濟作為其核心自由價值。

歐盟所依賴的代表的層次造成了一種感覺，即某種「超菁英」在主宰，遠遠超然於普通民眾之上。這給了民族主義政黨的反歐盟活動以完美的目標。此外，恐慌製造了移民和貿易等問題，這些問題吸引沮喪或焦慮選民的力量十分強大。

兩個版本的歐洲——外交（diplomatic）和大眾（demotic）——正在針鋒相對。外交的歐洲由歐盟之父讓・莫內（Jean Monnet）提出，它將敏感的大問題拿到群眾政治範圍之外，將它們縮小為可管理的技術性問題，外交官能夠通過閉門商談的官僚妥協解決。大眾歐洲的代表是領銜英國退出運動的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它們就像莫內的反面，抓住TTIP或烏克蘭入盟協定等外交妥協，將它們內部政治化。

外交的歐洲事關尋找妥協，而大眾的歐洲事關極端化。外交是雙贏，直接民主是零和。外交試圖降低溫度；大眾模式則提高溫度。外交官可以彼此合作，全民公投則是兩分和固定的，沒有政治迴旋餘地和解決政治問題所需要的創造性妥協的空間。在大眾的歐洲，凝聚力無從談起。

歐洲背離外交始於十多年前，建立歐洲憲法的條約被法國和荷蘭的群眾公投所拒絕。這一結果可能讓歐盟徹底告別了條約簽訂，這意味著未來一體化的希望大為渺茫。

但是，在英國退出的情況下，未來一體化已不再是歐洲最大的擔憂，相反，歐盟必須與日益強大的破壞既有一體化成就、試圖讓歐洲開倒車的力量角力。當然，你只要回憶一下歐盟成立之前的情況，就可以意識到這條路有多危險。

在新的「否決政體」時代的歐洲，作為開明前瞻的歐洲工程創立之基的外交不可能起作用，這讓歐盟變得不可治理。疑歐派已經在英國得逞，否決政體將因此變得更加強大。在貿易規則或移民政策等問題上進行直接投票將傷及歐洲代議制民主，正如在成員資格問題上直接投票傷及歐盟本身。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拉馬戈（José Saramago）寫過一篇流行的小說，在這篇小說中，伊比利亞半島脫離歐洲大陸漂走了。隨著全民公投的海嘯席捲歐洲，也許這將成為先見之明。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