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是用戲謔的手法處理悲劇就一定可以寫成上乘的黑色喜劇。畢竟喜劇原本就難寫，幽默與低俗趣味或冷笑話之間往往只有一線之隔，何況悲劇的本質原與喜劇衝突，如何調和兩者，不令核心主題淹沒在嬉鬧的喧譁聲中，著實需要相當功力。 《兄弟》的上冊就表現得還不錯。文革期間全民宛如著魔般地投入泯滅人性的鬥爭，此一歷史悲劇的荒謬性正適合於黑色喜劇；而且主角李光頭一家的生離死別也像個定錨般穩住了故事的基調，與悲喜劇間的平衡。

結果到了下冊文革結束之後，整個就失控了。黑色喜劇變成粗製濫造的香港胡鬧片，每個人物都變成了丑角，都要來上一段無厘頭的演出。若要說這是作者余華特意的諷刺手法，那麼就有與上冊風格不一的問題，而且實際上這些笑話大多也都是廢話。我想，恐怕還是余華玩過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