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眼中的金錢》：儒家口中的「小康」，標準隨著階級有所不同

文：葉仁昌

董仲舒（179－104 BC）有一段非常經典的話。他說，「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為盜，驕則為暴。此眾人之情也。」（春秋繁露，度制）從這裡，我們看到了儒家一種心理上的掙扎矛盾。他們一方面希望人民能夠富足，至少樂歲終身飽；但另一方面，又顧慮過度的滿足會帶來道德腐敗。在光譜的一個極端，是饑寒起盜心；另一個極端，則是飽食思淫慾。

固然，脫離貧窮有提升道德的效果，但它的邊際效用卻總是遞減的。甚至，當愈來愈有錢之際，寡廉鮮恥反而增加了。尤其是那些短期致富的暴發戶，不正是經常行事乖張、言語粗俗嗎？

儒家因此寧可取其中道、選擇小康；既不至於因饑餓而寡廉鮮恥，也不至於因富足而腐化驕恣。明顯地，貫穿其整個財富倫理的，乃一種極為濃厚的道德考量。他們之所以肯定小康，是將它當作美德的前提條件；而之所以拒斥大富，是認定其為美德的障礙。從頭到尾，儒家所最在意的都是道德；而小康的結論，就是這樣在悖德的害怕擔心下「左擠右壓」出來的。

財富多寡？決定於階層地位

那麼，儒家在訴求於小康後，對於財富的合理範圍，有什麼具體的衡量標準呢？許多人想當然耳地認為，既然他們期待的只是不虞匱乏，那麼，財富的合理範圍，應該就是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財富數量吧！這種理解很類似於我們俗話常說的「不多不少、夠用就好。」

此一理解不算錯誤！但深究之下，恐怕過於簡單化了。畢竟每個人的生活條件和需要，存在著高度差異性。譬如，作為一位文人或教授，其生活必需品就顯然與工人和農民截然不同。他可能需要購買大量的書籍、寬敞的書桌，並藉由旅行和藝術等「文化消費」來培養視野和見識。而這一切對工人或農民來說，卻可能屬於所謂的「無用之物」。

除此之外，由於社會的變遷和進步，生活必需品的界定也日新月異。比方說汽車，過去是有錢人的享受，現在則是代步的普遍工具而已。

無怪乎前述的亞里斯多德，在界定財富的合理數量時，也只能提出很抽象的倫理原則：所謂既素樸又寬裕；既節制又自由。對此，儒家似乎也有同樣的了悟。老實說，要在生活必需品與「無用之物」之間訂出一個標準，既困難，也沒有意義。

之前，不是也提到過馬克思和亞當斯密嗎？對於所謂的最低生活標準，其中一個說，這牽涉到各個不同國家「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另一個則要求，還應該考慮到社會習俗。

儒家在這個問題上，比起亞里斯多德、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高明許多。它別出心裁地提出一種見解，將財富的合理範圍界定在社會階層的等級線上。即各個人可以合理擁有的財富，要與自己所屬的階層地位和身分相稱。

譬如，作為一個庶民或農人，只要有鍋碗瓢盆、農具、瓦屋和溫暖的衣服就夠了。但士君子則還要有能力支應必要的階層禮儀和文化開銷。從平民的角度來看，這些幾乎都是多餘的浪費；但對於士君子，為了扮演其在階層秩序中的角色，它們卻是不折不扣的生活必需品。

而如果是君主或王公大人呢？那就更不用說了！高規格的威儀、排場和品味，都該算是生活必需品了。荀子說得好，所謂「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這一切完全是基於階層角色的需要。因此，在君王或王公大人的日常生活中，耳朵聆聽的，得是「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眼目鑑賞的，得是「雕琢刻鏤，黼黻文章；」口齒品味的，得是「芻豢稻粱，五味芬芳。」（荀子．富國）

儒家特別強調，即使如此講究，仍是一種「中庸」！因為一來，這是基於階層角色的需要，不是為了滿足個人私慾；二來，在這些方面的支用有其消費限度。譬如，對孔子而言，周禮舊制就是很重要的參考依據。若在消費和生活上超過了自己的階層和身分，即是一種不合乎「禮」的僭越。當然也就違背了中庸。

有趣的是，如果我們延伸推廣這一層意義，那麼，一個教授開幾百萬的高級名車、普通員工出手闊綽的奢華消費、或公職人員卻住豪宅又全身昂貴精品，對儒家來說，恐怕都是一種沒有財富教養的「驕暴」了；因為這一切已經逾越了各自的階層和身分。

報酬分配作為一種社會誘因

儒家這樣一種界定在階層等級線上的小康論調，確實很有特色！但其中隱含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考慮，即他們要將財富從「生活需用」的層次拉高，轉變為一種實踐其道德理想的「社會工具」。

實際的做法有兩個要訣。首先，要求那些想爬升到高位的人們，必須德能兼備。即「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孟子．公孫丑上）接著，則是提供豐厚的社會報酬給那些已經爬升到高位者，以作為一種肯定和誘因。綜合起來說，即「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荀子．富國）

內含於其中的精神，就是將「德能」設計為取得高位所需的前提條件，而後以報酬的高度差異化，來鼓舞社會成員「嚮往作君子而棄小人。」所謂的「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荀子．彊國）正就是此意。有人在乎的是爵位，有人渴望是俸祿，有人想要的只是糧餉，但治理的原則都一樣，就是要用它們來作為獎懲工具。

荀子還辯稱，基於「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同樣地，「聖王財衍，以明辨異。」（荀子．君道）意思就是說，聖王會藉由財物的豐饒多寡，來區分臣民的上下等級關係。明顯地，這些話都是將報酬分配當作治理上的一種社會工具。

這樣一個設計十分有效！通常，報酬的分配愈明確和不平等，則人們追求高位的企圖心就愈旺盛和普遍；而對於獲致高位所需要的條件，也會愈成為許多人生涯中的優先選擇（葉仁昌，1996: 106）。就好像中國過去的科舉制度，只要金榜題名，就雞犬升天了；於是，熟讀四書五經、作一個讀書人，自然成為了許多人趨之若騖的志業。儒家就是應用了這樣的人性原理，而將財富的合理範圍界定在階層的等級線上。他們洞悉到，財富的意義和價值並不只是滿足生活需用，更可以作為一個誘因，用來實踐期待中的道德理想國。

值得一提地，若這樣一個理想國能夠實現，那麼，德能兼備的士君子恐怕是欲窮而不能了。難怪！孔子會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因為在理想國裡，德必稱位，位必稱祿，故而「貧且賤焉」是一種恥辱！它證明了你無德無能，無法被重用。反過來，你在亂邦卻「富且貴焉」，就證明了自己的悖道和不義。這個話是沒錯的！歷史的證據歷歷在目。敗亂之國的普遍特徵，就是小人當道。

階層化分配：儒家的反平等

明顯地，儒家是反平等的。它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當時的許行（390－215 BC）和墨子（479－318 BC），就在這一點上跟儒家大唱反調。他們主張的是「均」和「同」，而儒家所提出來的，卻是意味著差異化的「別」——「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並視此為「養天下之本」（荀子．富國）。

基本上，儒家有一個出發點，即資源有限、而欲望無窮。如果大家要分得一樣多，結果就是不夠分；要求齊頭式的均富，最後難免會變成均貧。那麼，在「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之際，要怎樣才能「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呢（荀子．禮論）？或者，換個方式來理解，即該如何才可以讓最大多數人，在有限資源下獲得最大滿足呢？

對此，墨家的答案是社會主義式的。他們要求透過「節用」、「節葬」和「非樂」來為社會留下更多的剩餘財富；而後再將它們向下重分配，即「有餘財以相分」（墨子．尚同上），來達成萬民的常飽、常暖和常安。儒家的答案，卻是透過「禮」的設計，依照每個人不同的角色和德能表現，來獲取高度差異化的社會報酬，享有不同貴賤輕重的生活。

或許有人會反駁，孔子所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不就是追求均富的平等思想嗎？但這毋寧是誤解。按照朱熹的注釋，其中的「寡」指的是「民少」，而非財貨或所得的稀少；並且「均」也不是指財貨或所得的平等，而是公卿大夫在統治上要各安其分，政理均平。

即使孔子另有所謂的「均無貧」（論語．季氏），其訴求也只是在追求報酬的差異化之際，不能以犧牲社會底層為手段。對此，徐復觀詮釋得很好。禮義之分雖是一種差別待遇，但「還有一個共同的基數以作一般人民生活的保障」（徐復觀，1982: 458），就是對百姓在生計和基本尊嚴上的照顧，此即「無貧」。

這絕非可等同於追求均平。儒家核心的要求始終是中庸，即合理而適度的不平等。它的基本原則是，只要在報酬分配的差異化上夠明確，足以辨貴賤、別輕重、並因而有激勵的效果，這樣也就夠了。絕對禁止搞到有人窮困潦倒、卻有人「淫泰夸麗」的地步（荀子．富國）。簡單兩句話，一來，不要均平！要拉大差異到有激勵效果；二來，要以中庸為度，更絕不能犧牲底層的溫飽足樂。

歸結來看，儒家在財富與道德之間，始終調和得很均衡而中道。一方面，他們將貧窮視為道德的障礙，一般人或士君子因而都應有其財富；但另一方面，則從道德來規範致富的手段，並將財富的合理範圍指向中庸。而什麼又是中庸的財富呢？儒家更高明而少見地將之界定在社會階層的等級線上。並且，還從這裡突破了生活需用的層次，將財富發展為一種社會工具，誘導人們「嚮往作君子而棄小人。」筆者可以很肯定地說，作為一種中庸論調的財富倫理，儒家的別出心裁和高明精緻，可以無愧地坐穩第一把交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師眼中的金錢：財富的倫理》，立緒文化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葉仁昌

財富的大師，不就是巴菲特嗎？
其實很多頂尖哲學家也是財富的大師。他們雖然不懂理財，但談起財富卻很有智慧。這樣的大師，本書討論了30位以上，如此大規模的探索應該是「創舉」了！
你大概找不到一本如此談「財富」的書。

大規模地探討財富倫理，其題材與寫作企劃不僅少見，更難能可貴的是，本書處處以大師們的一手原典來鋪陳和論述，回歸他們最真實的原旨和語言風采，讓大師們用自己的文字來為自己發言，由他們親自拿起麥克風來向讀者說「書」。

作者在書中所呈現的，並不只是大師們所給出的「答案」，更溯源似地探究答案「背後」所訴諸的理由、原委和論證邏輯；不僅陳明大師在財富倫理上表達了什麼樣的最終立場，更要讓讀者清楚理解，他們如何予以辯護及合理化？期待能給予讀者一種屬於歷史發展和脈絡的整體掌握，並能針對其中的各種論證，呈現出既清晰又準確的思辨分析。

作為一本涉及財經的哲普，本書不為學術而生，而是完全著眼於與非專業的社會人士對話，是以作者苦心斟酌，刻意避開許多周邊的和複雜的學術性爭論，好讓讀者在賞閱之際，能心無旁騖地，聚焦於各個大師有關財富倫理的主軸內涵。本書內容扎實細膩，飽含經典內蘊，質感與份量並重，無疑是提升財富教養的入門首選。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