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墟少年》：外籍配偶眼中的台灣男人與無用夫家

文：李雪莉

外籍配偶眼中的台灣丈夫

今年40歲的阮理厚，22歲從越南胡志明市嫁到雲林莿桐鄉。儘管已離婚長達10年，阮理厚談到前夫時，聲線還是因情緒而變得高亢，她說前夫在家中沒有地位，夫家把她當成生產和賺錢的機器。為了讓一家三口從丈夫的原生家庭中獨立出來，阮理厚曾在北台灣的工地奔波，攪拌水泥、搬磚頭，打著每天1200元的零工。

「我早上就坐貨車去工地，連續下雨或沒工可打就回莿桐，連續3年。我去外縣市工作後，接到他打電話來，每通電話都說，小孩子補習費到了，水費電費要繳了；房子登記他的名字，他居然這樣跟我開口。有次我回家，看到他在家裡打麻將，卻把小孩給別的女生帶，我猜到他有精神外遇了，而我還在幫他打工！」阮理厚幾乎記住所有的細節，彷彿一切昨天才發生過。

阮理厚描述她近20年來在台灣所觀察到的跨國婚姻樣貌：「台灣有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現在娶外配的男人，素質可能好些，但之前娶外配的男人都是比較鄉下、人長得比較粗比較黑、做農的、學歷不高的、沒有時間交女朋友，卻想傳宗接代。」

「100個有99個都是沒能力，是個混混，水準不夠高，台灣娶不到，就去國外娶，花幾10萬娶個外配回來，思想與觀念都是很懶，沒想到將來。外配來了後，我們想做什麼都不被尊重。」她沒有停頓，流暢地夾雜中文和閩南語，向我們描繪她所看到的台灣底層男人。

靠著漢越及越漢兩本字典，以及大量看電視學中文，離婚後，她自學美甲，如今在斗六市開美甲工作室，也擔任移民署的美甲講師。阮理厚說，希望自己過來人的故事，能鼓勵這群受壓抑的新住民。
台灣男人與東南亞女性的婚配高峰，約在2000年前後。根據南洋姐妹會執行祕書李佩香粗估，外配來台後與婆婆住在一起的比例高達7成，這些家庭的普遍狀況是經濟弱勢與觀念傳統。

Photo Credit：余志偉攝影、衛城出版

李佩香在2002年透過婚姻仲介自柬埔寨嫁到新北市，那一年她才剛滿20歲。「1997年我們村莊就有鄰居女生嫁來台灣，我阿嬤交待過爸爸不能讓我嫁來台灣，阿嬤有華人血統，知道華人重男輕女。2000年婚姻仲介更多了，村莊家裡左右前後的女孩都來了。那時金邊混亂，傳聞會打仗會內亂，我爸爸太擔心，看到別人女兒過去了，反應不錯，平安，沒事，就叫我也去了，他說至少家族有一個人活著也好，而且他想像台灣的婚姻是彼此尊重的。」

「結果讓我們驚訝的是，在台灣不少家庭重男輕女，結婚了，把南洋姊妹用成像幫傭的程度，就算嫁到有錢人家，還是做得要死。」採訪李佩香和南洋姊妹們對父權社會下成長的台灣男性，普遍得到的，是這樣的說法和看法：

台灣男人，我跟你說，沒錢的都很廢；
有工作做會挑會愛面子，不一定做，有經濟一點的人搞外遇；
看到妳太有能力，就會擺爛。
只會跟妳睡覺，不會煮飯，不會做任何事，不會教養小孩。
婆婆們苦過來，對錢看得很重控制欲強，以為姊妹都是來「挖錢」的。

2017年12月，內政部出版《外籍配偶歸化後婚姻狀況之研究》，揭露台灣人與東南亞新住民婚姻離異的驚人比例。這份報告顯示，在2008年至2016年間，歸化為台灣籍的東南亞配偶有5萬5千855名，其中離婚人數達1萬3千769名，離婚率高達24%，相當每四位與東南亞外籍配偶結婚者，就有一位以離婚收場，比例遠高於台灣總體離婚率的14%。

台灣第一位新住民紀錄片導演阮金紅，2012年拍攝的《失婚記》，就描述新移民姊妹來台卻離婚收場的故事，像是片子裡頭22歲的金蘭說，「以為嫁來這邊（台灣）比較好啊，男人不會喝酒，但我剛來就被打了。」或是片中外籍配偶孩子的畫圖紙上，是酒後父親踩母親肚子，媽媽哭泣的場景。
39歲的金紅來台18年，她就是從被家暴、離異到自立，一路在荊棘裡挺進，《失婚記》等於是從她們的視角出發，看到新住民姊妹被台灣丈夫精神和肉體虐待的景象。

以金紅為例，她嫁到彰化夫家不久，就頻繁接到債主的討債電話，她才發現另一半從當兵時就開始賭，有賭博惡習且持續換工作，金紅得靠打零工賺錢養孩子。

「錢沒有，是可以接受的，一起努力，可是先生開始家暴，把我甩在地上或拋向牆壁，而且打得剛剛好，不會有明顯外傷，是有內傷的那一種。」「他吃定我還沒拿到身分證，我一直忍著。但最後我看到先生用衣架嚇小孩，決定不再忍，忍是反效果的。」2008年時，金紅向法院申請保護令，也順利爭取到女兒的監護權。

目前金紅定居在嘉義民雄，並創立推廣新住民文化的「越在嘉文化棧」，她說，在新移民眼裡，「另一半薪水不高都不是問題，而是台灣男人普遍媽寶，不懂得尊重；當女人想做事走到外頭，男人開始有壓力沒安全感，接著恐懼。」

金紅還是幸運，她順利拿到監護權，後來遇到一位善待也尊重她的台灣伴侶。但她不捨有些姊妹的處境：「孩子很需要媽媽的照顧。有些姊妹沒爭取到監護權，也會想回去看孩子，但回去後，老公不准太太把孩子帶出去，他就是要把媽媽跟孩子的關係切斷；再不然就是開條件，要妳每個月付幾千元的扶養費，然後常會編理由說孩子補習不在家，姊妹們只能去學校門口偷偷看孩子。狀況連續幾年，最後媽媽也只能放棄了。」

在金紅周遭，拿到台灣身分的外籍配偶，會想辦法去探望孩子；若尚未拿到身分，又拿不到監護權的，就只能回母國，與孩子天涯各據一方。但桃園地方法院法官孫健智，在家事法庭上也有其不同的觀察。孫健智說，新移民的離婚官司通常有兩種普遍的現象：一是外籍配偶出境離台許久，由丈夫向法院訴訟離婚，這時因為外籍配偶無法上法庭，孩子一定會判給爸爸。但若夫妻雙方都能進法庭陳述，法官目前的傾向是判給媽媽。

孫健智解釋，「（我們）普遍發現爸爸在法庭上的表現不好，低自尊的他們面對太太有各種委曲和懷疑，也許從社會結構的角度上來說，他們的處境值得同情，但怎麼也無法合理化他們的家暴，或是他們的無用。」

目前擔任行政院新住民事務協調會報委員的阮金紅認為，新住民離婚增加的趨勢還未過去，「她們來久了，被壓迫久了，姊妹一直在成長，不管在工作或做生意，能扶養自己與孩子的生活，但夫家可能一來年紀大，二來不願改變，不願理解多元文化，溝通充滿磨擦，缺乏自信就想控制人。這離婚率還是很嚴重的，會愈來愈高。」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衛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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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雪莉、簡永達

★ 台大社會系教授藍佩嘉專文導讀
★ 收錄2018台灣新聞攝影大獎系列照片第一名作品：《15歲起，我這樣養活自己》完整版本

點線面報導的最佳範例：在新聞媒體貶值的時代，記者還可以做什麼？

「廢墟少年」是這幾年來難得一見、針對台灣家庭失能以及高風險家庭所導致的青少年流離狀態的深度報導，透過真切的生命故事拼貼出台灣社會最動態的變化。《報導者》以深度專題的規畫，凸顯時代仍需要新聞的探照燈，把散落在角落，分屬不同領域的問題，代替大眾以新聞的角度追蹤出來。

一個必須自己長大的孩子，他身上有著家庭破碎與安置、學業中輟、童工的職業風險、犯罪等問題，原本這些問題會分別由內政部社家署、教育部、勞動部與警政署負責，但透過報導，我們可以理解到它們彼此之間如何環環相扣，必須被放在一起思索，社會問題才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Photo Credit：衛城出版

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