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masculinity is not an experience in the world，but my way of experiencing the world.

我的男性並不是世界上的一種經驗，而是我經驗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

–Peter Winch,“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

2016年12月10日，台北挺婚姻平權大遊行那天，我如常到我在奧斯汀德州大學的研究室工作，在系館門口遇到一位高瘦的男同學。我隨口寒暄：「Working hard?」他說：「My husband is out of town，so I came here to study。」（「我老公出城去了，所以我來這兒唸書。」）我愣了一下，隨即也就明白了。

從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的語言哲學來看，夫妻的稱呼是一種「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

遊戲一：

外面《少女的祈禱》音樂響起。
妻：「老公！」
夫急急如律令立刻拿起垃圾袋往外衝。

遊戲二：

下班時間夫提著公事包疲憊地回家，妻在廚房。
夫：「老婆～」
妻：「怎麼？肚子餓了嗎？」

維根斯坦認為一個字詞的意義，不能脫離使用者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活動。在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語言使用者說出字詞，同一脈絡中人自然懂得而有所回應。字詞的一來一往密切配合著生活形式中語言使用者人際之間的互動，有如在玩一種遊戲，因此維根斯坦稱之為語言遊戲。

在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中，同一個字詞會有不同的用法，這些不同的用法可能有所重疊，但不會有共同的核心意義。這種義義／用法的蔓延，維根斯坦把它稱作「家人相貌的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比如兒女跟父母在相貌上各有部分相似，但要說全家相貌的特徵，卻又舉不出來。

維根斯坦的門徒們喜歡用一個過度簡化的口號，來點明這種對字詞意義的理論：「意義就是用法」（meaning is use），並無所謂本質（essence）存在。維根斯坦的語言哲學，因此是反本質主義的哲學（anti-essentialism）。

上面所舉「老公」、「老婆」語言遊戲所反映的生活形式，就是單純的夫妻居家倒垃圾、吃晚餐這些活動。在這樣的脈絡裡，這些字詞的意義，使用者可以清楚地互相了解。當妻叫一聲「老公！」夫會立刻知道它是一個命令；當夫叫一聲「老婆～」妻也會知道這是他有所求於己。同樣的字詞，用在不同的活動中就會有不同的意義，而這樣的語言遊戲，構成了我們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一書中列舉了一些類似的生活形式，例如：

  • 命令，或受命
  • 描述物件外貌，或報告其尺寸；從物件的描述來建構物件
  • 報告／揣測事件
  • 製成／檢定假說

維根斯坦的徒孫彼得．文奇（Peter Winch）寫過一篇極有影響力的論文，〈了解一個原始社會〉（Understanding a Primitive Society）。文奇認為要了解語言、文化與我們極不相同的原始社會，必須要由3個人類共有的重要經驗切入：生（life）、死（death）、性（sex）。因為要了解另一種文化必須先了解它使用的語言；要了解另一種語言必須要先了解它所對應的生活形式；要了解另一種生活形式，則要從與我們本身也有的生活經驗開始。而不同社會的人們所共有的經驗，莫過於生、死、性──以及和這些經驗相關的活動。

可是生、死、性難道就容易了解嗎？這3個似乎可以用科學客觀定義的字詞，難道就有他們的本質嗎？在美國和世界上許多其它國家這幾十年來政治上最具爭議性的議題──墮胎問題、安樂死問題、同性戀問題──難道不是就在爭論這3個字的本質嗎？墮胎問題所爭議的，是生命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受孕？受孕3個月後？出生？安樂死問題所爭議的，則是生命在什麼時候結束？什麼樣的狀態可以施行安樂死？而同性戀問題所爭議的，是更棘手的性別認同問題──什麼是男性？什麼是女性？什麼是婚姻？

生、死、性都是本質可爭議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able concepts），其中尤以「性」為最。當異性戀者把解剖學的性別當成「性」的本質、把男女婚當成「婚姻」的本質來想像同性戀者的居家生活，是沒有辦法了解同性戀這個社群的。

文奇也不主張如此。就跟他說「我的男性並不是世界上的一種經驗，而是我經驗這個世界的一種方式」（My masculinity is not an experience in the world，but my way of experiencing the world.）同樣的道理，女性也是經驗世界的一種方式。世界上並不存在稱之為「男性」或「女性」的客觀本質；任何性別的主體都可以用「男性」或「女性」的方式來經驗世界。所謂「經驗世界」，不外乎維根斯坦所說的生活形式。

但文奇這句話，還可以近一步用維根斯坦有名的思想實驗「盒子裡的甲蟲」（The Beetle in a Box）來理解。

維根斯坦在闡釋像「痛」這樣的感覺的時候，說了一個比喻：想像有一個社群，社群中每個人都有一個盒子，其中裝有一個我們姑且稱作「甲蟲」的東西。由於大家都看不到別人盒子中的「甲蟲」，所以每個人對「甲蟲」的認知都只能從自己盒中的「甲蟲」得來。實際上，每個人的「甲蟲」可能都不一樣。我們甚至可以想像有些人的「甲蟲」不斷地變來變去。在這樣的情況下，維根斯坦說，假如「甲蟲」這個字詞在社群的共同語言裡頭有被用到的話，它不可能是一個東西的名稱的。盒子裡的東西不可能是社群語言遊戲的對象，它甚至可能根本不是東西，因為盒子裡頭可能根本空無一物！（《哲學研究》§293）

維根斯坦的意思並不是說「甲蟲」這個字詞不可能出現在社群的語言遊戲之中，而是說當它在語言遊戲中被使用的時候，它不可能是在指涉一個東西、一個實體事物。這與上述「意義就是用法」的反本質主義哲學是一致的──例如社群的人們可以談自己的「甲蟲」以資炫耀，或問起別人的「甲蟲」以為寒暄；「甲蟲」這字詞在炫耀、寒暄等生活形式及其所相應的語言遊戲中有用，但每人各自的盒中物不是這個字詞的意義或本質，因為每個人的盒中物根本可能就完全不一樣。更進一步說，只要在語言遊戲中有用，「甲蟲」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有本質。

維根斯坦認為像「痛」這種人體內部感覺的語言，便像是盒中的「甲蟲」一樣，並不指涉時空中的特定對象（例如紅腫的牙齦），但它在我們生活形式及其語言遊戲中能起一定的作用。

文奇所說的「男性」也是如此。「男性」或「女性」不是「世界上的一種經驗」，因為它們不是像生殖器那樣的實體物件，也不是時空中的事件。「男性」或「女性」是一種生活方式，例如我遇見的那位男同學居家以「女性」的方式來經驗他和其「丈夫」的共同世界，兩人過著與一般夫妻互動一樣的生活形式，並玩著「老公」、「老婆」的語言遊戲。「男性」或「女性」就是這樣「經驗世界」的方式。

如果異性戀者能夠偋棄本質主義，便不難了解同性戀者的社會。

後記

晚期維根斯坦除了語言哲學之外，也做了許多心理學哲學的分析。事實上，對維根斯坦而言，語言哲學跟心理學哲學是不可分的。我們可以說他的語言哲學，可以用來分析心理現象以及感覺現象的概念及其語言。他的論點主要是這些概念或語言的「意義」不可能指涉人們內在的狀態或其圖像，而必須要從它們如何在語言遊戲之中被使用來尋求。維根斯坦的晚期著作並未直接涉及性向概念，但因為他本人的性向問題，我們可以想像他的哲學及他的性向之間的關聯。

關於維根斯坦的性向問題，自從Ray Monk在1991年發表第一本完整的維根斯坦傳記《Ludwig Wittgenstein：The Duty of Genius》之後，我們有了較為詳細的了解。以下所述是根據此書的記載。

維根斯坦一生未婚；他很有可能是雙性戀或同性戀者。他曾透露在年輕時跟一位女性有親密關係，40歲左右時（1926－1931）也曾有想要結婚的女性對象，但他一生最少愛慕過3位男性。

第一段情發生於1912－13年維根斯坦23－24歲的時候。當時他在劍橋大學旁聽哲學家羅素的講座，對象是小他2歲的數學系大學生David Pincent。維根斯坦雖然多方追求，帶他到處旅行，但對方興趣不大，他們的關係可能僅止於柏拉圖式戀情而已。1918年，維根斯坦完成了他著作《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當年Pincent不幸死於墜機事件，得年27歲。Tractatus雖然在1921年才遲遲出版，但一鳴驚人，震動學界。維根斯坦沉痛地把這本書獻給對Pincent的懷念。

維根斯坦第二段同性戀情的對象，是小他23歲的助理，也是劍橋大學數學系學生的Francis Skinner。這次的戀情的高峰在1937年秋，當時維根斯坦已經47歲了。維根斯坦邀請Skinner到他在挪威Bergen的寓所小住。後來他在與友人的書信中懺情（按：指後悔的心情或是充滿悔悟的感情），坦言他們有「情慾、感性、非禮」（sensual，susceptible，indecent）的互動：兩人同床時起初雖不覺得有什麼不對，後來卻感到羞恥（Lay with him two or three times. Always at first with the feeling that there was nothing wrong in it，then with shame.）。這段感情雖然得到對方的回應，卻也未能持久。此後幾年兩人漸行漸遠。1941年，Skinner死於小兒麻痺症，得年29歲。

維根斯坦的第三段同性戀情發生於1946年，他57歲了，對象是比他小40歲的劍橋醫科學生Ben Richards。Richards的存在令維根斯坦感到快樂，但他也擔憂Richards隨時會離他而去，因此心中充滿了不確定性。維根斯坦死於1951年，當時，Richards倒也跟其他友人、學生隨侍在側。

這3人中，與維根斯坦最親暱的，當屬Skinner。Skinner在1934－35年幫維根斯坦紀錄他晚期巨著《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前1／4初稿，也就是後來稱為《The Brown Book》的書。這正是維根斯坦發展他語言遊戲理論的時候。雖然「盒子裡的甲蟲」（A Beetle in the Box）的思想實驗要稍後才會出現在《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裡，但維根斯坦對於意義的非本質主義理論已經成形。

2年後當他與Skinner的同性關係最成熟的階段，他會不會想到：語言中的所謂男性，不可能指涉身體中的某狀態或其圖像；它的意義，要看它在什麼樣的語言遊戲中被使用。換句話說，它只是人們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而活在不同生活形式中的不同人，當他們有不同的親暱經驗，他們口中的男性、女性、老公、老婆也會有不同意義吧？

本文經林澤民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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