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自由，才能發財：活化公共空間的城市「造反」行動

文：侯志仁、眼底城事編輯室

2019年6月9日，為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人口總數700多萬的香港，有103萬市民現身街頭，同全球數十個其他城市的上萬名聲援民眾，以和平的行動，在全世界多個城市的公共空間，表達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意圖強行通過法案的強烈不同意。

隨後的六月十二日，為阻擋立法會罔顧民意，計畫逕行法案二度，民眾再度站上街頭，上萬名香港公民用身體佔領街道，於立法會停車場外與港島金鐘添馬公園靜坐。然因循民主社會行使公民權，在公共空間和平示威的民眾，卻遭警察以武力攻擊強制驅離。警方以警棍、催淚瓦斯、橡膠子彈等武器攻擊手無寸鐵的示威民眾與記者，相關報導、即時影像透過社群網絡平台與媒體傳遍全球。

比發大財更重要的事：自由的空氣，與走上街頭的權利

是什麼樣的原因，讓這個全球經濟自由度最開放的金融城市，從銀行、會計師事務所到街頭小店，願意拉下鐵門，不怕烈日與人潮擁擠的走上街頭？有什麼比發大財更重要嗎？簡單的說，香港在1997年脫離英國殖民，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後，在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體制下，依然維持行政、立法、司法與對外事務的獨立。然而在這個香港民眾稱為「送中法案」之下，得將單一個案件以提交的方式，移交至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等被告的司法管轄區。換句話說，若此案通過，因循這個引渡條約，威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繞過「司法獨立」的這個防火牆，要求香港政府提交老大哥「認定」的嫌疑罪犯。這個在一般民主法治的國家施行合情合理，但在一個能任意使公民「被消失」的獨裁威權國家，將會大大威脅到民眾的權利和自由。畢竟誰都知道，獨裁政權隨便羅織莫須有的罪名，把奉公守法什麼都沒做的人抓起來進行莫須有的審判與監禁，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為了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表達立法意圖的不同意，香港市民以民主社會裡再平常不過的方式：行使集會遊行的公民權，用肉身佔領街頭，表達對自由與民主不可退讓的態度。畢竟「發大財」的基礎是自由放任政策下的資本主義體系，沒了透明的政府，哪來自由的體系，更何須妄想「全民」擁有「發大財」的機會？

「造反」行動的權利

在全世界心繫香港民眾的人身安危與保障民主自由權利的未來之際，眼底城事編輯室邀請《城市造反：全球非典型都市規劃術》的主編，美國華盛頓大學景觀建築系教授侯志仁，分享節錄該書的自序。當我們重新閱讀關於抗議的城市公共空間之時，期望每一個用身體勇敢實踐「反叛」（insurgency）精神的人民，都終將得到其應有的權利。以下是我們的節錄：

新的世紀以來，各式各樣的「城市造反事件」，在全球形成浪潮。快閃族在城市裡形成新的次文化，街頭與公園裡的枕頭大戰為城市生活帶來新的趣味（圖1）。隨著科技的進步，許多創意可以透過網路，在瞬間成為「瘋」潮與效仿的對象。在舊金山，Rebar將路邊停車位改造為臨時性公園的點子，隨著網路的傳播，迅速拓展，成為遍及世界上百個城市、一年一度的全球性活動。這些「城市造反」的做法，有人稱為「臨時性的城市主義」（Temporary Urbanism），也有人稱謂Pop-up與DIY，或是「游擊式的城市主義」（Guerrilla Urbanism）。

2012年，報導都市規劃議題的Planetizen網站，以「戰術性的城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為名，將這個運動列為年度最流行的規劃趨勢。同年在威尼斯建築展的美國展場中，「即興的介入」（Spontaneous Interventions）更成為年度的主題，非主流變成主流。

但這些雨後春筍般的市民行動，不僅是即興的創作，它們更可被視為是對傳統、僵化之都市規劃與建設的反諷，甚至是反叛。這些事件凸顯出城市空間的營造，不應只是被體制、專業與國家機器所操控，它也是市民所能發揮創意或向體制進行抵抗的領域。城市造反行動展現的是市民的主體性與自主性，它提示著人民才是城市的主人。

城市造反行動，其實並非是近年來才有的新現象。自古以來，底層社會的群眾即不斷在城市裡營造自我的空間。在江戶時代的東京，人們習於逃離下町管制嚴密的街區，到市郊去尋樂。朝鮮王朝時代的漢城（首爾），一般老百姓為了避免整天頻向在鐘路大道上騎馬而過的官員行大禮，便在後巷中走出一條捷徑，久而久之，成為熱鬧的平民生活與消費的場所。納粹時期的慕尼黑也有類似的經驗，行經Odeonsplatz廣場的民眾被要求必須行「希特勒禮」，對納粹主義反感的民眾於是開始走後巷，避開廣場的警衛。這些就像在台北的士林夜市以及大大小小的街頭巷道裡，攤販為了躲避警察的取締，發展出一套機動性的生存法則，俗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除了平日消極或積極的抵抗之外，戰術性的城市造反行動也有可能累積與爆發，成為有組織的運動與抗爭。2011年，從突尼西亞開展的阿拉伯之春運動，就是因攤販遭不公的待遇與自焚所引起，長期累積的民怨一夕間爆發，成為阿拉伯世界的全民運動，並在突尼西亞與埃及等地推翻獨裁的政權。同年，「占領華爾街行動」亦透過網路與社會媒體的動員，快速地成為全球抵抗資本主義與跨國企業霸權的新典範，「占領」（Occupy）成為新社會運動的代名詞，其精神與手段更影響後續如在土耳其Taksim廣場的抗爭行動。而在巴西，「免收費運動」（Free Fare Movement）也從Occupy得到靈感，以水平式的組織模式，引導了上百萬民眾上街頭，迫使政府讓步，取消公共運輸漲價的決策。城市造反孕育了社會的革命。

巴西「免收費運動」讓上百萬民眾走上街頭，迫使政府取消公共運輸漲價的決策。 — 巴西「免收費運動」總計讓上百萬民眾走上街頭，迫使政府取消公共運輸漲價的決策。

反叛：insurgency

「造反」或「反叛」一詞雖然聽來聳動，但在學術與運動的論述上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概念，用來描述「反霸權」（counterhegemonic）的各式行為。人類學家James Holston（ 1998）用「反叛的公民權」（Insurgent Citizenship）來顛覆傳統以國家為界定之公民權的定義，以反映日益多元的族群與居住形式。從「反叛的公民權」到「反叛的城市主義」，Holston（1998）認為都市規劃需要對社會面進行再思考，以回應當代社會生活經驗的多樣性，跳脫正式的、簡化的行政體制。研究「全球南方」的都市規劃學者Faranak Miraftab（2009）進一步形容「反叛式的規劃」為一整套邊緣族群所從事的反霸權實踐，它們可被視為是對新自由主義體制下形式化與鳥籠式公民參與的反證。Miraftab（2009: 33）將這些體制內的公民參與，稱為「新自由包容」（neoliberal inclusion），意旨「利用公民的同意與感受上的包容來建構霸權。

「反叛」的概念特別適合用來討論邊緣族群對正式系統的抵抗或反制。對Holston（ 1998: 47）而言，反叛的形式同時存在於有組織的草根動員以及平日的實踐，它們均「以不同的方式來反諷、推翻與顛覆政府的議程」。規劃學者Nihal Perera（2009）進一步釐清反叛的行為與正式系統或體制的關係，他指出反叛的行動並非是獨立存在，而是經常與正式的系統糾纏在一起，使得在空間上做切割變成是幾乎不可能的事，他強調：「這些弱勢者在正式社會的邊緣與縫隙中所營造的空間，並無法完全取代霸權的空間敘事，但它們的存在使這些敘事被在地化與脈絡化」（Perera 2009: 52）。

抗爭的公共空間

民主社會的公共空間裡，可以做什麼，與不能做什麼，從來都不是不變的。中正紀念堂前的自由廣場，既可以讓孩子們遊戲、讓軍人們閱兵，也可以讓公民集會遊行，表達言論自由。民主社會的制度下，公共空間既可以是抗爭的空間，透過抗爭、協調與溝通，原本被單一使用公共空間更擁有被多元使用的可能。是在這樣來來回回、吵吵鬧鬧、無限交錯的過程裡，「公共」在空間裡被實踐，空間因此從物理性的容器變得「公共」，成為乘載多元社會性的容器。

允許公共空間有不同使用可能的城市與社會，民眾得以在這樣的可能性裡，創造出有活力、趣味的空間。有趣的空間帶來人潮的聚集，人潮聚集帶來商業發達的機會，「成市」在人，而不在天朝的恩准。台北街頭抗議現場的豬血糕與烤香腸攤，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僅透過這邊短文節錄，我們祝福香港市民。用肉身捍衛自由的同時，也捍衛著我們海外觀光客前往香港心無罣礙消費的機會。期盼自由的空氣、香甜的奶茶與街頭噴香的咖哩魚蛋長存東方之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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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眼底城事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